河北省一共出了81位开国将领，开国将领数量，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名第九。

如果再考虑到战争年代，北平和天津都曾经做过河北的省会，那么出生在京津地区的10位开国将领，也应该算是河北人。

这91位开国将领中，只有三名中将，其余的都是少将。

山东省的情况与河北差不多，也是三位中将，86位少将。

实话实说，山东和河北的少将，含金量是最足的，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抗战时期参加的八路军，依靠在战争中出色的表现，才脱颖而出的。其过程之惨烈，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说河北省平山县，有5万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5166人为国捐躯，而平山县只出了栗彬成一位开国少将。

阴差阳错，在战争年代，河北省至少错失了一位大将，和三位上将。

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共有三个主力军团，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还有就是董振堂指挥的红五军团。

总体来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是开路先锋。而红五军团的任务，是保证长征部队的后卫安全，因此也赢得“铁流后卫”的美誉。

董振堂是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毕业于赫赫有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蒋介石、白崇禧、叶挺、张治中、傅作义等人是校友。

1926年，身为西北军第5路军团长的董振堂，参加了北伐战争。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其所部第五路军被蒋介石收编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参谋长赵博生。

第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很快就被派往宁都前线，参加对中央红军围剿。

蒋介石这种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的做法，引起第26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1931年12月14日，在地下党员赵博生的积极筹划下，第73旅旅长董振堂、第74旅旅长季振同率领所部17,000多人，发起宁都起义，集体参加了红军。

宁都起义指挥所

宁都起义意义非凡，参加起义的人数规模，仅次于南昌起义。

当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只有4万人左右，其中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总兵力2万人左右，全军团拥有步枪11,000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总兵力1.5万人左右，拥有轻重武器12,000支（件）。宁都起义部队在兵力上已经超过红三军团，拥有的轻重武器2万余支（件），在火力上远优于红一军团。

很快，宁都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下辖红13、红14、红15三个军。

第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政委肖劲光，参谋长赵博生。红13军军长董振堂（兼），政委何长工；14军军长赵博生（兼），政委黄火青；红15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红五军团也从此成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军团之一。

1933年1月，赵博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6岁。

赵博生出生于河北省新海县（黄骅市），如果他不是过早的牺牲，解放后妥妥的上将军衔。

赵博生

对季振同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是河北沧县人，红五军团的第一任军团长。

季振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高材生，25岁时，就是冯玉祥手下主力师的师长了。

季振同有着非凡的军事才能，在指挥作战时，常常智计百出。传说在铁皮桶里放鞭炮，冒充机枪的声音，从而达到迷惑对手的目的，这个主意就是季振同想出来的。

季振同的入党介绍人是朱德和周恩来，其受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10月，在苏区“肃反”运动中，季振同被错误杀害。

多年以后，周总理提及此事，还痛心疾首。

可是直到1979年6月，季振同才被昭雪平反，此时距离他被害，已经过去45年了。

如果不是这次意外，解放以后，季振同至少是上将军衔。这也是河北省错失的第二个上将。

季振同

沧县和黄骅市比邻而居，赵博生和季振同，也是不折不扣的沧州老乡。

季振同之后，红五军团总指挥一职，由董振堂接任。

红军长征途中，红五军团负责整支队伍的后卫。

这个任务最吃亏，面对敌人的追兵，他们只能且战且退，战斗中很难缴获足够的战利品。尤其是粮食，先头部队把能搞到的粮食都买光了，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战士们就只能饿肚子。

战斗中受伤的伤员，只能留给沿途的乡亲们照料，在那样的环境中，受伤就意味着牺牲。

红五军团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河北籍士兵。

湘江战役后，白崇禧给前线的桂军发电报称：凡是发现操北方口音的伤兵，一律就地处决，不必收容。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伤亡惨重，所部红34师更是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也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自尽身亡。

战斗结束后，红五军团折损过半，总兵力还剩下5000多人。

虽然关于董振堂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说法难有定论，但他对毛主席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

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愤怒的说：毛得到了所有主要军事将领的支持，尤其是后卫军团气势汹汹。他们在湘江打了败仗，却要由我来承担责任。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企图加害毛主席，幸亏叶剑英及时送出情报。为避免与张国焘发生同室操戈，毛主席来不及通知董振堂，带领红一军、红三军继续北上。

红五军被张国焘裹挟南下，再次穿越渺无人烟的草地。

由于张国焘的一意孤行，导致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惨败不得不再次北上，董振堂率领红五军，第3次穿越草地。

反反复复折腾了几次，曾经兵强马壮的红五军团，现在只剩下3000多人。

会宁会师以后，为了扩展苏区规模，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30军，以及董振堂的红五军，组成了西路军，渡过黄河一路向西进发。

有不少资料显示，张国焘曾经许诺把红33军补充进红五军，但这这种说法另有阴谋。

据康克清回忆说，张国焘没收了红五军的电台，董振堂坚持北上，被张国焘的亲信黄超，当众打了几个耳光。

董振堂自幼习武，担任过红军的武术教官，红军拼刺刀的绝技“破锋八刀”，就是得自董振堂的真传。董振堂当众受辱，却以大局为重，他忍辱负重，回到红五军军部后，再也不与张国焘见面。

张国焘得寸进尺，任命黄超担任红五军的政委，他带来的37、43两个团，只听命于黄超一人。

董振堂的第五军服装都没有换，黄超的部队，军帽比较大，中央红军的军帽小一些。所以黄超把中央红军称为“小脑袋”。

西路军三个军，总兵力21,800人，而董振堂能调动的红5军，只有两个团3200人，步枪1000多支，平均每个战士拥有五发子弹。湘江战役后没有得到任何补充。

红9军总兵力6500多人，枪2500余支，平均每支步枪配发子弹15发；红30军总兵力7700人，步枪3200余支，平均每支枪配发子弹25发。另外还有黄超带领的3000多人。

从数目字上看，董振堂的红五军战斗力是最弱的。可实际上，在西路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反而是兵力最少的红五军。

西路军最惨烈的战斗，当属高台之战，董振堂和他的红五军，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血战数日，已经弹尽粮绝。

董振堂下令突围，掌握着红五军电台的黄超，非但见死不救，还派人来要求董振堂死守高台。并说这是中央的命令。

一天后，董振堂力战身亡，红五军3000多将士，全部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后，西路军惨败，全军覆没，7000多人牺牲，牺牲的烈士当中，近半数是原来红五军团的。

另外还有14,000多人被俘，平安返回延安的只有几百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红五军政委黄超，他倒是活了下来，带了几百人逃到新疆迪化，1938年1月，陈绍禹从苏联回国途经迪化，以“托派分子”的罪名，逮捕并处决了黄超。

1981年，在一位参加过西路军的老首长坚持下，黄超得到平反并给予烈士称号。但是如果从董振堂的角度来看，这个反给黄超平的太勉强了。

董振堂牺牲三个月后，主席才从一份报纸上，得到他牺牲的消息。

报纸上报道马步芳找蒋介石要赏钱。理由是1935年元旦,蒋介石曾经发出悬赏令:朱德、毛泽东,生擒者各奖十万元,献首级者各奖八万元；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生擒者各奖八万元,献首级者各奖五万元。

董振堂是红军时期，牺牲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如果董振堂没有遇难，凭他的资历，1955年可授大将军衔。

董振堂

河北还有一个有资格授上将军衔的，是唐山乐亭县的李运昌。

李运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战时期，八路军相继建立了几个著名的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司令员是聂荣臻。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是刘伯承。

山东抗日根据地代理司令员兼政委由罗荣桓担任。晋绥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是贺龙。

另外就是冀东抗日根据地，负责人是李运昌。

冀东根据地能坚持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他是所有抗日根据地中条件最艰苦的，没有之一。

据李光涛将军回忆说，抗战时期，他是冀东八路军主力团的团长，可配发给他的代步工具，只是一头毛驴。

冀东根据地的东部和北部，是战斗力强悍的日本关东军，西部和南部，是日军重兵防御的京津唐地区。

李运昌指挥作战很有一套，二战时期，日军丢失的唯一一面联队旗，就是被冀东八路军缴获的。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明治天皇亲手颁发给那些联队长的，这其貌不扬的联队旗，并不是所有日军都有资格获得的。一共才颁发了36面，绝对是限量版。

抗日影视剧中，汉奸们都称呼日军皇军。这其实是不对的，只有拥有联队旗的联队，才配称皇军，他们是天皇的御林军。其他联队的都是赝品。

说实话，日军把这玩意儿看得比命还重。丢了联队旗，比死个联队长后果都严重。

丢旗子的联队长，感觉没法跟天皇交待，剖腹自杀了，还有二十几个日军将领，包括以前在这个联队待过的，也都把这件事视为奇耻大辱，以死向天皇谢罪。

有人说这些日军军官实在没有自杀的必要。可事实证明，他们如果不这样体面的死，就会有人让他们死得很不体面。

这事有前车之鉴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也曾西施效颦，给伪满军发了18面联队旗。可不到一年时间，就让李运昌给抢走了两面。

日本宪兵没有通知溥仪，直接把丢旗子的伪满军师长抓起来，给枪毙了。

日军的联队旗

这种生意一本万利，李运昌自然是乐此不疲，可是他再也没能缴获日军的联队旗。

那些有联队旗的部队，去冀东根据地“扫荡”前，第一件事就是把联队旗收好。打不赢李运昌下次还有机会，这旗子要是丢了，那后果，让日军不寒而栗。

日军对付不了李运昌，就拿老百姓出气，在冀东根据地大搞“集团部落”“无人区”疯狂的屠杀抗日军民。

一次杀十人以上的惨案，就有300多次。最出名的就是潘家峪惨案。

日军越残暴，老百姓对八路军越拥护，带着9个月身孕的张翠萍为八路军带路。将两万多斤谷米欠条主动付之一炬张仁丰，舍身保护八路军伤员的赵凤池夫妇……

在冀东根据地，提起李运昌，老百姓们都认真的说：俺们的老司令！

冀东根据地最大的意义，就是他濒临东北。

日本投降后，凡是有点军事眼光的，都晓得东北地区的战略意义。

有人说蒋介石为了收拾龙云，暂时松懈了对东北的重视。

这其实就是给老蒋开脱，装备最精良的蒋军嫡系部队，都在缅甸、云南一带窝着呢，他想向东北调兵，那条长长的对角线，距离长的让老蒋感到绝望。可是到了10月27日，美军的两艘大型登陆舰，运送3000蒋军，强行登陆葫芦岛。

另外老蒋还派蒋经国去了东北，蒋经国在苏联住了13年，还娶了个苏联女人做老婆。与苏联人沟通，都不用带翻译。

蒋经国10月12日乘飞机到达长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那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头目，33个汉奸头目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其中最饱受诟病的就是王殿忠，这厮原来是伪满军的上将，这回又成了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

蒋经国的心思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打算暂时利用这些汉奸武装，填补东北地区的军事空白。等嫡系部队到了，再秋后算账。

可东北的老百姓不这么想，这些汉奸武装为虎作伥，跟着日本人耀武扬威。现在日本人倒了，这些认贼作父的家伙换了身行头，继续吃香的，喝辣的。这简直就是换汤不换药。

因此解放战争一开始，老蒋就失去了在东北的民心。

老蒋千算万算也没算到，就在日军投降前五天的8月10日，李运昌就带召开进军东北的动员大会，5天后，冀东八路军踏上了闯关东的征程。

中间站立讲话者是李运昌

日军曾经接到老蒋的命令：不允许向八路军投降。

不投降就打，一路上，冀东八路军相继攻克了海阳、双望、张家庄、台头营等日军重兵盘踞的据点，8月30日下午，在山海关以北四十里的前所车站，冀东八路军与苏军会师。

双方语言不通，会唱《国际歌》不，会唱就可以。苏联兵也讲究，拿出土豆炖牛肉来招待“土八路”。“土八路”也不含糊，不知从哪儿搞来几十斤地瓜烧。

双方把酒言欢，等喝得差不多了。一位八路军指挥员说：“山海关那里还有1000多个鬼子守着呢，要不大哥你帮俺把他们灭了”。

酒精上头的苏联大兵人狠话不多，给山海关的日军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日军马上向八路军与苏联红军联军投降。

日军看到这个名字，也是一头雾水，于是拒绝投降。

于是乒乒乓乓打了大半夜，俘虏日伪军1200多人，其余的800多日军，连投降的机会都没有，直接变成了真鬼。

攻克山海关意义重大，后来进入东北的部队，除了51000人是乘船外，其余的7万人，走的都是山海关。

更重要的是，东北地区铁路线发达，冀东八路军乘坐苏联人提供的火车，势力迅速扩展到东北全境。

9月8日，2500名冀东八路军战士，在沈阳进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同日，周保中致电李运昌，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运昌回答：扩军，要武器。

随后周保中向时任苏军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提出要求。

华西列夫斯基很爽快的说：武器我有的是，你要多少就拿多少，能拿走的都归你，我只要按照约定，把长春和武器仓库还给蒋介石就可以了。

从第2天开始，李运昌下令，从东北的11个大中城市开始，向城外抢运武器。并开始积极扩军。同时派曾克林和苏联代表乘飞机去延安，报告东北的现状，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苏军把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仓库移交给八路军，所以不用发愁武器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李运昌和周保中比其他人要清醒的多。武器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才算是自己的。所以始终没有停止从大中城市向外运送武器的行动。

虽然延安早在8月29日就做好了出兵东北的准备。但是直到和曾克林见面以后，才知道东北的形势比预想的要好得多。

9月19日，延安从各地调集精兵，开始向东北地区集结。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苏北的新四军三师，直到10月中旬才开始出发。10月24日，山东的罗荣桓才接到去东北任职的命令。11月5日，山东八路军才开始渡海去往东北。

而这期间出了一个重大的变故，10月27日，美军两艘大型登陆舰，运送3000蒋军，强行登陆葫芦岛。

李运昌亲赴前线指挥，冀东八路军第31团1000多人，顽强阻击，最终将敌人击退。

当时葫芦岛上有苏军驻扎，但他们并没有参战。李运昌敏锐地觉察到，苏军并不愿与蒋军正面为敌。于是他做了个被人诟病终生的决定—扩军。并在很短时间内，将部队规模扩大到10万人。

扩军过程中，李运昌严格执行了以下几点：第一，在伪满军做过军官的不受。第二、年龄太大或太小的不收。第三、抽大烟的不收。第四、地主富农不收。第五、不收女兵。

但由于时间仓促，招收的新兵素质良莠不齐。一个多月时间，这些刚放下锄头拿起枪的青年农民，很难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另外东北籍战士那种特有的，大大咧咧的性格，也让很多从延安来的八路军首长看了很不爽。

刚赶到东北的林总更是直言，这些新兵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还是主席善解人意，提醒林总：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不要让王佐、袁文才的错误重演。

葫芦岛战斗，也引起了蒋经国的警觉，他找苏联人交涉，抗议苏军为八路军提供武器。11月30日，苏军违背以前的承诺，拒绝八路军继续搬运武器。

在这宝贵的两个月时间里，李运昌从仓库里搬运出的武器弹药，足够武装25万正规军，效率还是挺高的。

而李运昌此时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山东八路军乘船渡海，人多船少，需要反复航行。

在这些返航的船只上，李运昌装载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送给了山东八路军留守部队。其中子弹一项就多达1,000万发。

山东的陈毅非常高兴，还专门发电报给李运昌表示感谢。

八路军跟苏军学习使用火炮

11月中旬，黄克诚率领新四军三师抵达东北，找李运昌索要武器。

李运昌当时就懵了，只能实话实说，武器仓库里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3000多只打不响的破枪，还有4万发炮弹。

黄克诚赌气把炮弹和枪都拉走了，事后狠狠的告了李运昌一状。

在黄克诚、林总、罗政委看来，身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副司令李运昌的行为，就是吃里扒外。

有位首长很形象的形容李运昌这是“自己还露屁股呢，还给别人送遮羞布。”

为了让黄克诚的部队获得武器，林总开始对李运昌新组建的部队进行整编，从10万新兵中，剔除了2万多投机分子。

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决定，当时杜聿明率领三万精兵猛攻山海关，距离山海关最近的黄克城3万大军赤手空拳，10万新兵又没有战斗力，就只能委屈那些被开除的新兵了。

在八路军初入东北时期立下汗马功劳的李运昌，也因为这两次错误，慢慢的淡出军界。失去了授衔的机会。

如果不是那两次意外，凭李运昌的资历和战功，应该授上将军衔。

因为民主联军时期，李运昌是第一副司令员，第2副司令员一直由肖劲光大将担任。李运昌在职务上比肖劲光高半级，授上将军衔无可厚非。

韩永禄

除了上述四位，领导五里岗起义的韩永禄也应该值得一提，他同时身兼华北红33军，红60军军长职务。

韩永禄是河北完县（镇平县）人，1931年9月28日在北平天桥英勇就义，年仅26岁。如果他不是被叛徒出卖意外被捕，最起码也能授中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