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下旬,涞源县北城门附近,一个小贩悠闲的坐在路边嗑瓜子,看着日军浩浩荡荡的开进城里。
当天夜里,八路军晋察冀一分区收到一包碎瓜子,一片瓜子皮代表一个日军,瓜子仁代表一挺机关枪。
第二天凌晨时分,日军辻村宪吉大佐带领600多名鬼子,毫无防备的钻进我军的伏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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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出这份重要情报的,就是我军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王牌卧底冀诚。
冀诚1916年出生在涞源县小北关村,自幼家境贫寒,1938年初,八路军来到涞源,冀诚毫不犹豫的报名参军。
涞源是座山城,地势险要,向北是军事重镇张家口,往西是三晋门户大同,向东更是以居高临下之势,虎视北平、保定。
日军占领涞源县城后,这里又成为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桥头堡。
为了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我军决定派一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进入县城做卧底工作。
冀诚是土生土长的涞源人,少年时还做过几年小生意,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是完成卧底任务的最佳人选。
冀诚欣然领命,他化名姚纪成,带着28元日伪发行的蒙疆币,只身来到县城。在距离日军司令部不远处的大街上,摆了个卖炒花生的摊位。
冀诚有个炒花生的秘方,花生炒的香脆可口,每天来买炒花生的顾客络绎不绝。
当然,也有头铁吃白食不给钱的,尤其是仗势欺人的汉奸。
对这些人,冀诚一律笑脸相迎,不但免费供他们品尝,临走还要给人家带上一些。
认识冀诚的乡亲们,认为他见利忘义,背地里都戳他脊梁骨,骂他是汉奸。
而汉奸们认为冀诚是同道中人,对他全然没有了开始时的戒备心。
日军司令部里的鬼子,看到汉奸们整天吃花生,嚼得津津有味,他们也不禁为之嘴馋,但手里没有太多的闲钱,只能在一旁吞口水。
每到这种时候,那些汉奸就会露着谄媚的笑容,将花生送到日本人手中。
可炒花生这东西是越吃越爱吃,汉奸们孝敬的那点儿玩意儿,根本化解不了鬼子的馋虫。
后来不知是哪个汉奸想出来的馊主意,直接把鬼子带到冀诚的摊位前。
就这样,冀诚终于有了和鬼子直接接触的机会。
其中有两个日本人,中田和堂前芳夫,更是成了冀诚的老主顾,几乎每天都来,简单的问候完,然后就直接说“南极麻的新交”(日语吃花生)。
常言道“吃人家嘴短”,鬼子们白吃白拿时间长了,也感觉有些难为情。
1939年4月的一天,日军军曹堂前芳夫找到冀诚,装模作样的说: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冀诚是个可以值得信赖的朋友,现在日军司令部里有个烧锅炉的差事,希望冀诚不要放弃这次赚钱的机会。薪水每个月日本发行的军票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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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日军司令部工作,对冀诚来说求之不得,所以他爽快的同意了鬼子的邀请。不过冀诚也提出一个条件,平时闲暇时,允许他继续经营炒货摊。
堂前芳夫等人听说以后还有白食可吃,也禁不住喜笑颜开。
冀诚做事勤快,干净,不拖泥带水,还经常拿了自家的炒货,送给鬼子们吃。
现在冀诚的炒货摊已经扩大了规模,不但有花生、还增添了瓜子、核桃、栗子、蚕豆等十几个品种。
冀诚熟知每个鬼子的口味,每次见了他们,冀诚总会变魔术般,掏出鬼子最爱吃的零食。
没过多久,冀诚在日军司令部里搞的手眼通天,就是从前那些铁杆汉奸,现在见了冀诚都要点头哈腰。
鬼子们把冀诚视为亲信,平时有些不重要的琐事,都交给他去完成。
冀诚从不抱怨,什么事都能处理的井井有条。
冀诚学会了几句常用日语,能够和鬼子进行简单的沟通。
冀诚的行为,惹恼了一个人,这货是个翻译,姓水。
水翻译集所有的小人特点于一身,贪财、好色、好酒、好赌,外加嫉贤妒能。可翻译是鬼子的拐棍,没他引路,鬼子简直寸步难行。
水翻译私下里找日本人告了冀诚一状,说他以前当过八路军。
抓了冀诚,鬼子就没零食吃了,所以没等日军有所行动,就有人向冀诚通风报信了。
冀诚临危不乱,他仔细分析,感觉水翻译只是信口开河,手里没有切实的证据,这厮的目的,就是想在日本人面前,与冀诚争宠。
水翻译这种人,杀掉他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反正这家伙恶习一大堆,冀诚决定投其所好,主动找水翻译讲和。
为了表示诚意,冀诚送了一件崭新的羊皮袄给水翻译做见面礼。然后又请他到县城最好的饭馆喝了一场酒。
水翻译大受感动,把冀诚当成他最知心的朋友。以后冀诚经常请水翻译喝酒,这家伙有酒瘾没酒量,喝多了就乱说。冀诚从水翻译口中,得到了许多他平时接触不到的机密情报。
10月下旬的一天,冀诚到大街上去摆摊儿,却发现城门口站岗的都换成了日本人。
冀诚意识到有什么重要情况要发生,马上拎了两瓶酒,去找水翻译。
水翻译一反常态,拒绝了冀诚的邀请,并提醒他最近两天不要到处乱跑,因为县城最近要来个日军的大官。至于这个大官是谁,水翻译也说不清楚。
真是活见鬼了,冀诚决定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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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司令部对门是一个照相馆,冀诚在照相馆门口摆好了摊位,然后弄了一捧瓜子,一边嗑瓜子,一边和照相馆的伙计闲聊。
临近中午时分,十几名日军骑着挎斗摩托,气势汹汹的冲进城门,在跨斗摩托的后面,是几百名远道而来的日军。
照相馆的伙计吓得躲了起来,冀诚则不动声色,悄悄的把刚才嗑开的瓜子皮收拾起来。一个瓜子皮代表一个日军,一个瓜子代表一挺机枪。另外摩托车,卡车以及马匹等武器装备,冀诚也用不同的炒货,一个不落的记录下来。
傍晚时分,冀诚将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炒货,送到八路军设在城里的联络点,位于沙河大街的郭记皮匠铺。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郭记皮匠铺大门紧锁,有知情人告诉冀诚,皮匠铺的老板,两天前被日军抓去做了民夫。
冀诚顿时急出一身冷汗,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轻轻的拍了他一下肩膀。
冀诚回头一看,原来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杨老万。城里的联络站遭到日军破坏,我军派出杨老万进城打探敌情,碰巧与冀诚见了面。
冀诚把情报交给杨老万。
杨老万告诉冀诚,现在日军已经在县城实施戒严,城外的人可以进来,但城里的人一个都不许放出城外。
冀诚急中生智,他弄来一匹大骡子,驮着两袋粮食,陪着杨老万大摇大摆来到城门口。
看门的日军认识冀诚,认为他出城给司令部磨面,简单的询问了两句,就放两个人出城去了。
情报很快送到八路军第一军分区,情报显示,日军辻村宪吉大佐亲率1个大队、1个炮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共600多名日军,计划偷袭驻守在银坊镇、走马驿一带的八路军。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路军在雁宿崖布置下口袋阵,只等敌人自投罗网。
辻村宪吉十分狡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的出了县城,沿着白石口向目标急进。
第2天凌晨时分,毫无防备的日军,一头撞进八路军的伏击圈。枪声骤起,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战,652名日军被当场击毙,另外还抓了13个俘虏。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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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酋辻村宪吉全军覆没,这让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官兼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怒不可遏。他是日本天皇的内亲,在日本陆军中享有“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等美誉。
为了找回面子,阿部规秀亲率日军1500多人,从张家口出发,直奔涞源县城。
显然骄横的阿部规秀没有吸取辻村宪吉的教训,他人还没来到涞源,已经闹的满城风雨了。
冀诚为了弄到确切的情报,再一次拎着酒来找水翻译。
此时的水翻译也是一肚子的怨气,辻村宪吉大佐兵败身亡,阿部规秀不去找失利的原因,却把水翻译臭骂一顿,训斥他事先没有为辻村宪吉提供详细的战地地图。
现在水翻译破罐破摔,阿部规秀发来的电报,还有一份详尽的行军路线图,都散落在桌子上。
水翻译让冀诚把桌子收拾一下,然后又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弟,你在我这里看到的东西,千万不要讲出去,否则咱俩都得掉脑袋。”
冀诚道:“我大字不识一个,这纸上弯弯扭扭跟蝌蚪似的字,它们认识我,我可不认识它们”。
水翻译闻言哈哈大笑,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冀诚陪着笑,及时的给水翻译斟满酒杯,没过多久,水翻译就酩酊大醉。
冀诚服侍水翻译睡下了,然后开始慢慢翻阅那些堪称绝密的情报,尤其是日军的攻击路线图。
这份珍贵至极的情报,通过郭记皮匠铺送出城外。
这份情报犹如上一份的翻版,阿部规秀这厮甚至连攻击路线都不肯变一下,还是走的白石谷那条路。
11月5日,日军从龙虎村出发向白石口前进。
我军派出小股部队,采用打冷枪的战术,搅的日军昼夜不得安宁。
一天时间,日军伤亡了30多人,一个八路军的影子都没看到。
日军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不顾一切地加速前进。
八路军开始派出小股部队进行顽强阻击。
八路军的阻击火力越强,日军越相信他们的行军路线是正确的。
傍晚时分,日军在黄土岭一带宿营,此时天上飘落起小雨,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一夜之间,八路军先后五次对宿营的日军进行了骚扰袭击,搞得日军一宿数惊,精神紧张到了极点。
第2天一早,阿部规秀率领日军冒雨搜索前进,根本不知道八路军主力,已经在上庄子至寨头之间严阵以待,只等日军送上门来。
很快敌人进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激烈的战斗随即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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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战中,八路军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几公里外的土坡下有一座独立院落。院子里有许多挎着指挥刀的日军军官。另外山坡上还有几名日军军官,正举着望远镜对战场进行观察。
陈正湘断定,这是日军的指挥所。他随即命令炮兵连连长杨九坪,带着几门迫击炮上山,居高临下,对远处山坡上和院落里的日军军官,连续发射多枚炮弹。
鬼子被炸的人仰马翻,叫苦不迭。
八日夜间,日军残部丢下900多具尸体,狼狈不堪的逃回涞源。他们不敢做长时间的停留,稍事休息后,就偃旗息鼓,悄悄的回了张家口。
就在日军回涞源的当天夜里,冀诚从水翻译口中,得知了阿部规秀被击毙的消息,并及时的把情报送了出去。
当时我军并不知道阿部规秀已经被击毙,敌人仓皇撤军,我军担心中埋伏,没有进行追击,错过了全歼敌军的良机。
日军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接连两次遭到惨败,这也让他们意识到,有人泄露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这件事冀诚做的天衣无缝,日军查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半点头绪。
可就在这个时候,我军两名情报人员,张世贵、龙芳田叛变投敌。
两个叛徒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绝密情报,如果不及时的把他们铲除,后果不堪设想。
两个叛徒向日本人供述,导致日军连续失利的情报,是一个叫北田共的卧底,透露给八路军的。
北田共合起来就是个冀字,可冀诚用的是化名姚纪成。所以日军并没有把冀诚列为怀疑对象。
北田在日本是个大姓,日军情报人员异想天开,认为这个北田共,是个姓北田的共产党员。
本着“宁可错杀3000,不能放走一个”的原则,日军中十几个姓北田的人头落地。
当然,日本人做的这些事,两个叛徒一无所知。他们为了尽快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将掌握的秘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我军在涞源的几处秘密联络站,都相继遭到敌人的破坏。
“一定要把叛徒尽快除掉!”冀诚接到上级新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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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张世贵、龙芳田十分看重,整日让水翻译陪着他们。
张世贵和龙芳田小人得志,对水翻译吆来喝去,水翻译的私人物品,他们只要看中了,直接就拿走了。
水翻译敢怒不敢言,私下里只能找冀诚喝酒发牢骚。
冀诚故作惊讶说:“没想到皇军中能有这么多八路军的卧底。”
水翻译说:“依我看,这些被杀的人,都是被冤枉的,真正的北田共,一定还另有其人。”
冀诚脸上露出恐惧之色说:“你的意思是这些被杀的皇军,都是被人诬陷的。”
水翻译道:“可以这么说。”
冀诚道:“大哥你以后可要小心点,万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的靠山可就没了。”
这下好了,水翻译继续喝酒的心情都没有了。
常言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因为小人最喜欢暗箭伤人。水翻译是如假包换的小人。
张世贵、龙芳田得罪了水翻译,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几天后,张世贵、龙芳田被日军宪兵队抓了。因为那些屈死的姓北田的士兵,他们的战友义愤填膺,要求宪兵队给出杀人的理由。
宪兵队被挤兑的焦头烂额,只能把张世贵和龙芳田抬出来做替罪羊。
宪兵队折磨人的手段五花八门,两个叛徒的意志又不怎么坚定,没过多久就屈打成招,承认了诬陷北田共的罪责。
为了不给张世贵和龙芳田翻供的机会,日军宪兵将这二人活活打死,还把这二人的尸体,送回他们的家乡示众。
张世贵和龙芳田的家人不明就里,鼓动族人到八路军指挥所,要求给张世贵和龙芳田烈士的身份。
有关部门费了好多口舌,才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叛徒死有余辜,是日本人中了借刀杀人的妙计。
很快,日军就知道了自己上了当,直接把水翻译抓进了宪兵队。
水翻译对日军来说,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日本人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水翻译对自己的“忠诚”,日本人只想知道,水翻译是受了谁的指使,将张世贵和龙芳田置于死地。
水翻译吓坏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根本没受人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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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翻译不想就这样死在宪兵队,于是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受了冀诚的指使。
1940年3月的一天,冀诚突然被日军抓进了宪兵队。
日军先是对冀诚百般诱惑,甚至还派来一个女特务,对冀诚实施“美人计”。
冀诚不为所动,恼羞成怒的宪兵,继而将种种酷刑施加在冀诚身上。
冀诚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他指使过水翻译。
其实日本人也知道冀诚是冤枉的,他只是个烧锅炉的小商贩,见了日本人永远赔着笑脸,低头哈腰,极尽阿谀奉承。对水翻译更是奉若神明,将他视为靠山。
就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又怎能指使的了水翻译。
两个多月后,宪兵队长陪着水翻译来到牢房,笑嘻嘻的给冀诚赔礼道歉,承认是他们“搞错”了。
水翻译为了表示歉意,还自己掏钱,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替冀诚“接风”。冀诚的那些日本“朋友”,中田、堂前芳夫等人,也在一旁作陪。
冀诚在日军宪兵队被灌辣椒水伤了肺,一直咳嗽不止,平时酒量挺大的他,这次只喝了几杯酒,就满脸通红,无论别人怎样劝酒,他却再也不肯喝了。
冀诚因祸得福,日本人对他更加信任,吸收他进入日军情报部门工作,从此,冀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敌人的绝密情报。
根据冀诚提供的情报,八路军先后在“后堡村伏击战”、“老虎头村伏击战”、“上庄伏击战”等等一系列战斗中获得胜利。
1942年冬季,冀诚送出情报,烟墩坡、水云乡、南寺坡三个据点的日军换防,据点里兵力空虚。
我军立即行动,没费一枪一弹,就把上述三个据点端掉了,缴获了一大批部队急需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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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诚在日军司令部潜伏了7年,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送出的重要情报,竟然有200多份。
1944年8月,日军一个大队,在600多名伪军的配合下,偷袭我军驻扎的插箭岭。
冀诚提前两天将情报送了出去。
不料我军的情报人员,看错了日军的进攻日期,没有及时安排转移,导致情报站被日军包围,一批机密文件落入敌人手中。
根据这些文件,日军迅速回县城对冀诚实施抓捕。
此时冀诚正在小北关村的家中,对敌人的行动毫无察觉。
冀诚曾经竭力帮助过当地的伪保长,这名伪保长知恩图报,冒死给冀诚通风报信。
冀诚趁着夜色刚离开家,100多名鬼子,就将他家包围起来。
日军扑空以后,认定冀诚还没有离开小北关村,于是开始逐家逐户的进行搜查。
此时的冀诚,被村里的两个老人,藏在村外打谷场上谷草堆里。
当时正值三伏天,谷草堆里更是闷热难当。
冀诚在谷草堆里躲了四十多个小时。
时任涞源县县委书记梁正中,闻讯后带领武工队赶来营救,护送冀诚回到根据地。
冀诚在日军内部潜伏了将近七年,为抗日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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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诚
解放以后,就有人找到冀诚,准备把他的故事搬上荧幕。
冀诚憨厚的笑着说:“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要拍电影,就去找那些战斗英雄吧,打鬼子,他们可比我勇敢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