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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归队前后

1944年夏末，日寇组织了一百多名日军、三百多名伪军，带领一百多辆大车，到献县城西的产麦区四十八村以征收为名抢掠小麦。经过四天的横征暴敛，抢得十数万斤，然后装满大车向回押运。

在返回时，我骑马率二十几人的自行车队走在最前头，后面是一拉溜一百多辆大车，日军和伪军的大批人马在最后头护卫。我一边走一边想:老百姓辛苦一年的血汗，一下子全被敌人抢走了，如在这时八路军打个伏击多好呀!

说也凑巧，当我带着车子队走到小王时，八路军突然打起枪来，后边的日军和伪军听到枪声，立即准备战斗，那些大车趁机四散逃跑了。

在战斗过程中，跟随我的翻译郭秉仪和四个卫兵连人带马都被八路军俘去，其余的也不见了，我只身骑马向北逃跑，只听后边乱喊:“打那个骑大黑马的!”、“抓活的!”子弹在我马前马后左右乱飞，情况十分危急。我连忙从马上跳下来，并将大衣脱下扔掉，然后徒步继续向八里庄方向逃跑。有两个八路军穷追不舍，距离我只有一百多米了，我甩手朝他们打了几枪,过了一两分钟,又有几个八路军战士朝我追来,就在这时,八里庄据点的伪军小队长李永禄率队出来接应，八路军才停止了追击。

我想:这次损失这样严重，回去后敌人一定不会原谅我，于是，我便用手枪将自己的右腿打伤，躺在地上装休克。

李永禄带人来到我的跟前,见我受了伤,便将我抬回据点。随后，日本联队长、顾问、伪县长等人都到八里庄据点来看我，并用洋车将我接回了城里。

1944年下半年,伪县长换成邸钧,这人的后台是河北省伪省长荣臻。他来献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发财,三、四个月就很快捞到四,五十万块钱。他想以病为名辞职,一走了之,但又怕有人与他为难,尤其他看到我掌握着一千多名伪军,又是当地人，怕不让他轻易走掉。所以,他千方百计拉拢我,多次请我吃喝,并和我结拜盟兄弟,还许以他走后让荣臻委我为县长。结果，他于1945年春节前辞职走了。不久，省里便委任我为县长了。接着，我又到保定参加了四十天训练，因在结业时考取了第一名，又被委以记名第二道尹(即在候补道尹中排列第二)。

进入1945年之后，有许多迹象表明日寇快要完蛋了。在献县范围内原来有大小据点三十多个，这时只剩下了县城、河城街、淮镇、崔尔庄几个主要据点。

我在保定受训期间，冀中党委派曾在陈庄任伪副大乡长的宋金成和我联系，说冀中党准备解放献县县城，征求我在什么时间动手好?我说，“越快越好,最好在我回去之前拿下来。宋金成走后二十多天，我训练结业了，结业后我又故意在保定逗留了一个星期，但一直没听到献县的消息。我出保定到北平，在刘筱萍那里住了一星期，还是没听到献县的消息。这时，沧州道公署王道尹和日本本间机关长来电催我速回，我只好离开北平。

1945年初夏，我由北平到了沧州，到沧州后听说八路军已将献县县城围困一个多月了，当时正在吃紧。为了弄清情况，我由沧州先到了崔尔庄据点，写信将陈明叫来。陈明见了我说:“你回来得正好，你不叫我来冀中党也正要我找你。前段由于没准备好，县城还没拿下来，分区准备最近攻打县城，问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冀中党既然已经决定了，就不要等我回去了。若在我回去之前把县城解放了，我在王道尹和日本人面前好说话。”

陈明说:“那我马上回去吧。”

陈明离开崔尔庄，走出十几里地就被八路军捕走了。紧接着，八路军对献县县城发动了一次进攻，结果，没有拿下来。县城遭到八路军围攻，险些丧失，本间机关长一再催我回去收敛残局，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献县。心想:回去后，再设法和冀中党联系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吧。

献县城里一片混乱，日本人纷纷变卖衣物。天天大吃大喝，喝了酒就嚎啕大哭。

我到献县城里一直等了三天，不见组织上派人前来联系。冀中党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也根本无法和总部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我给刘筱萍写了封信，让她迅速赶来，以便共同研究一下。同时，我把母亲、姐姐等人连夜送回老家。为了避免我和八路军打仗，我几次建议日本人撤出县城，经日军请示上边同意，六月初撤离了献县，退到了崔尔庄据点。

七月中旬，刘筱萍从北平来到了崔尔庄。我向她介绍了与冀中党失掉联系的情况，并提出:“现在情况变化这么快，我们对党的意图一点不了解，光这样盲目等着不是个办法。

刘筱萍说:“我去八分区找党组织，到那里以后再给总部发个电报，请示今后怎么行动。

刘筱萍去找党组织是非常合适的,可她怎么化装出去呢?她的口音又是东北口音，一旦发生意外。剩我一个人不是更难办了吗?

正当我们俩苦于没有办法的时候，突然间我姐姐张志贞在一天下午来到崔尔庄据点。我问:“在这么慌乱的时候怎么姐姐你来了，有什么事吧?”姐姐说:“八地委敌工部长张平叫我来给你送来一件东西。”说着从衣服里拿出一个蜡蛋来。

我把蜡蛋挤碎，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目前形势急剧变化，抗战胜利在望，务必紧紧掌握所部，相机行动。”看后，我高兴极了，刘筱萍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我又问姐姐:“你是怎么来的?”

姐姐答非所问地说:“这个蜡蛋是八地委交给锡范表弟的，让他给你送来，可他一个人不敢来，就套了辆大车，我们俩一块作伴来的。现在,他弄着大车在西边一个村里等着我呢。”

刘筱萍原来打算去找党组织，苦于没办法，姐姐这一来倒有法了。于是，当晚她就跟随姐姐的大车去找八地委了。

刘筱萍到了八地委，首先向总部发了请示电报。因为我俩是由总部派遣出来的，今后怎么办主要还是听总部的意见。电报发出后，她打算接到总部复电再回来。可张平同志说:“现在情况瞬息万变，总部的复电不知何时能来，你还是先回去为好。等总部复电来了，再及时派人给你们送去。”还说:“从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五日，总部的复电来不来，我们都一定派人和你们联系。”这样，刘筱萍就很快回来了。

刘筱萍从八地委回来之后，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对我们今后怎么办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总部可能让我们继续潜伏下去，二是冀中党让我率部归队。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后一种可能性最大，于是我们一方面积极作归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等待冀中党派人来联系。

可是，从七月三十日到八月五日，一直等了五、六天，不见冀中党来人。从八月六日，我和刘筱萍就焦急起来，每天都轮流登上炮楼向西张望，看是否有人来没有。一连几天又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

十二日下午五点多钟，日本松本队长和滕罔顾问突然到县政府驻地来和我议事，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过去有事情都是在他们住处商量。

松本他们来后，告诉我说日军要换防，要求警备队好好坚守一天，并要求帮助他们准备些大车拉东西。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我问滕罔，“顾问你走不走?”滕罔说:“走。”从这些迹象看，我意识到敌人是要逃跑了。

松本他们走后，我立即把情报室主任王正宗和警察所长李芳圃找来，命令李芳圃让崔尔庄老百姓把所有牲口连夜送到亲友家去;命令王正宗通知惠信忠中队换成便衣,化装成八路军待命执行特殊任务，并责成情报室随时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

到十三日下午，松本、滕罔等日本人的表现都很恐慌，我断定日本人是真的要逃跑了。按当时的情况，我率领伪军把松本中队全部消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但对冀中党和总部的意图我一点不了解，同时，崔尔庄距沧州很近，如果将这里的日军吃掉，沧州的日寇很可能前来报复，那我则无力迎战。所以，我一时举棋不定。

十三日深夜十二点钟，王正宗报告说日寇即将出发，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我命令惠忠信中队跑步到崔尔庄以北四五里的地方作了埋伏。当日寇逃跑走到该处，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们只好仓促边打边退，狼狈逃跑。结果，将他们想运走的两门迫击炮，几十箱弹药和三十八支新步枪等物资，全部截下，打死鬼子十余名。天快亮时，滕罔带着十几个鬼子跑回崔尔庄，也被我们全部打死。

这件事发生后，我一连戒备了三天，但没见沧州的敌人前来报复。

八月十六日黄昏，冀中党派人通知我到崔尔庄北边十余里地的老庄子去。走前，我对王正宗说:“高洪基在北边村里等我，我去去就回来，你在家掌握一下部队。”

我带了十几个人骑马到了老庄子，刚到村边，从豆子地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原来是刘筱萍在沧州办的那个诊所的会计，我们互相认识，他走上前来指着村里说:“都在这里。我让跟随的人在村边等着，便跟随那人走进村里。

同志们正在一个院子里等我。我一跨进院子，八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谢继友就热情地拉住我的手，并将在场的同志一一向我做了介绍，其中有献县敌工部长刘克天，建国县敌工部长李越，军分区除奸科长刘波，还有一位刘营长(名字已忘)。介绍完之后，谢继友说:“今天我们带来了组织上的决定，决定让鸿烈同志你归队。"我问:“总部来复电了吗?”谢说:“不知道，来时组织上没说。让你归队这是冀中区党委的决定”

我高兴地回答:“绝对服从，坚决执行。”

接着，谢把朱总司令关于全国大反攻的命令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到那个命令，我心中立刻充满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谢继友同志说:“饭已谁备好了，咱们先吃饭，然后再把你归队的问题具体研究一下。”

我说:“眼下情况紧急，我回去的越快越好，免得部队出乱子。咱们吃着饭把问题定好吧。”

谢说:“行，主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定。

大家边吃饭边研究，很快把我率部起义的有关问题定下来——

时间:1945年8月18日上午8点:

地点:崔尔庄村西。

在这个时间内，我负负责做好伪军的动员工作，保证按时将队伍拉到指定地点，其他同志负责组织好二百辆大车，做好迎接工作。

谢继友最后说:“从现在到后天上午八点，总共还有三十六个小时，鸿烈同志要做好千余名伪军的动员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你能完成动员工作，我们保证二百辆车没问题。

从老庄子回到崔尔庄，我把情况向刘筱萍做了详细介绍，她听后也异常高兴。我俩又连夜将原来安排的本部归队的计划进行了修改，作了许多具体补充，把所有伪军、伪组织的大小头目进行了排队，我拟写了一封假信，当作吕正操写给我劝我投靠八路军的。因为吕正操是我的老朋友，他是冀中军区司令员，这些情况大部的伪军都知道。

信的大意是：

涤暴吾弟:中国人民艰苦抗战八年胜利在望，日本鬼子、蒋介石即将相继完蛋，在你面临选择去路之关键时，念及你我多年的情谊，我愿拉你一把，请看清形势，相信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千万不要执迷不悟。以我之见，你还是以率部投靠八路军为上策，我可以绝对保证所有官兵生命财产安全……

十七日一早，刘筱萍继续去做伪军官的家属工作，我到各大队、中队及有关单位进行巡视，一方面观察动态，一方面分别找一些人随便谈谈。

晚上八点，我本着先上后下、先易后难、分化瓦解、攻心为主的方式，开始了紧张的动员工作。

首先是解决身边的警卫问题。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是我掌握人员最多的一个中队，在三个小队长中有两个、在十二个班长中有九个都被我所掌握，并且这个中队战斗力较强，大部用的是手枪。动员工作就先从这个中队开始。

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卢守芳，是献县人，老粗，头脑简单，讲哥们义气,枪法打得很好，他有一个坏毛病是吸食鸦片。平时他比较听我的话,但在关键时候如何,我还没有十分把握，

我将卢守芳第一个叫来谈话。首先给他讲了形势，接着拿出那封信来，对他说，“吕司令员来信欢迎我到八路军那去，他是我的老上级，老朋友，我相信他绝不会骗我，因此我决定投八路军去。咱们是乡里乡亲，你又最听我的话，所以我第一个先告诉你，愿让你和我一同走。你有一家老小，应当要妥善选择今后的道路，这件事情你认真考虑考虑。”

最后我又补充说:“当然，你也不要勉强，如实在不愿和我走的话，要把枪和子弹给我留下，我可以发给你路费。两条道路可以自由选择，等你考虑好了再答复我。”

卢守芳说:“我是个粗人，什么也不懂。今天县长把心里话都讲了，我完全听县长的，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不过，我有吸食鸦片的嗜好，请县长给我个戒除的时间。”

我原来打算:广守芳如果坚决不跟着走的话就干掉他，今见他表示愿跟着戏走，就让刘筱萍送他三万块钱，说是让他安家和戒除嗜好用。

接着，让卢守芳将全中队三个小队长、十二个班长全部叫来，我给他们讲了形势、前途和我的意图，并送给小队长每人一万元，班长每人五千元，以示关怀。然后，让他们帮助刘筱萍去整理两间房子。

第二个个别谈话的是王正宗。这个人原是我八路军工作人员，被捕后当了宪兵队员，1943年末宪兵队奉命撤销，他带领十五名队员编入警备队，被指名为情报室主任，他在伪军中比较有影响。自编入警备队后，他一直在我左右，从表现看还比较可靠。

我跟他谈了形势和我准备起义的打算，并拿出那封信给他看。他立即说:“请县长放心，在起义中我保证起带头作用。”接着他向我说了实话，原来他是八路军的敌工干部，被捕和当特务都是受献县公安局派遣股长刘锡钧指示的，来伪军后一直和刘锡钧保持着秘密联系。

接着，我又将县政府秘书、伪军大队长、伪警察所长等二十多个主要头目，先后找来分别进行了谈话。谈话进行得比较顺利,到下午一点就谈完了。我又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给他们讲了一番话，除上述内容外，我还讲了这样一些:“我们相处三年之久，互相间都有难舍难离的深厚情谊，各位都表示愿跟我投靠八路军，我非常高兴。三年来，我对大家没什么好处，今天，愿给大家摘掉'汉奸’这顶帽子，这也算我给各位的纪念。现在，你们先在这里谈谈，研究一下如何做好部队的工作。我去和中队长们谈话。”

和中队长们谈完已是凌晨四点多了，我又召集全体小队长开了一个会，我讲完话天已亮了。我命令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跑步回去组织各自的队伍，在这同时，让事先安排好的四个号兵登上屋顶，一齐欢响了紧急集合号。七点钟，所有伪军全部集合在大操场上。

我让财政科孟科长把一大柳条包钞票抬到队伍前面，然后我登上一个大方桌子，开始对伪军大声讲话:

“弟兄们，现在日本鬼子完蛋了，蒋介石远远地躲在重庆,他插翅也来不到这里,八路军马上开始进入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了,现在我们这支队伍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我接到了我的老朋友、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来信，欢迎我带领大家到八路军那里去。昨天晚上，我和各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开了整整一夜的会议，经过大家商议，一致同意投靠八路军，今天我们就宣布起义，八路军来五个团欢迎我们。“我向大家声明:到八路军那里后，绝对保证大家生命和财产安全，请大家放心。

“大家应该明白:到八路军那里去，可以摘掉汉奸的帽子，这是关系到每个人后半生的大事。不然的话，不管你走到哪里，也要受到人民的咒骂。究竟何去何从，请每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

需要说明的是:谁愿跟我走这条光明大道，我举双手欢迎;谁不愿跟我走，我也绝不勉强，没必要伤害感情，请把枪和子弹给我留下，我发给路费，本县的五十元，外县的一百元……”

我讲完话，稍微停了一下，然后说:“愿跟我走的请把手举起来!

全体都把手举起来，有些人还高声喊道:“县长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愿和县长永远在一起!”

我又说:“不愿跟我走的举手!”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一连问了三遍，不见一个人举手，只有一个人显出很害怕的样子说:“县长，我不是不跟着走，因为家中有老母,还有两个孩子,怕走远了家里没办法。"这个人叫刘德伍，原籍天津，看样子说的是实际困难。我当即让孟科长发给他一百元路费。刘德伍接过钱，跪在地上连连磕起头来。

见再没别人提什么要求，我便宣布:“现在大家回去吃饭，八点准时在这里集合待命。解散!”

谢继友等五位同志带领二百辆大车来到之后，经迅速组织，一百五十辆装载枪炮子弹、布匹、被服、大米、白面等物资，五十辆分到各单位各大队使用。

听说警备团起义了，崔尔庄的男女老少和学生象潮水般一齐涌出村头，表示热烈欢送。

这时，我派人将炮楼放火点着，顿时，一股烟升上天空。给当时的场面增加了不少热烈气氛。

上午十点多钟，我和谢继友同志骑上战马，率领一千多名起义人员和二百辆大车，在一片欢呼声中浩浩荡荡离开了崔尔庄。

我的坐马脖子上挂着一团黄绸子，里面包着伪县政府的大印。那是我事先故意挂上去的。马不紧不慢地走着,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激动、愉快充满心胸，心想:整整三年的敌工生活结束了，我终于胜利地回到了党的怀抱!两行热泪不由自主地流淌出来。

走到孔束州村，突然下起大雨来，队伍只好在该村驻扎下来。趁雨停之际，冀中八分区在孔束州村召开了党政军民欢迎大会。

一天夜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几个反动的中队长企图策动叛逃，他们一方面假传我的命令，让队伍到村东南角集合，一方面想包围我的住所，劫持我去投降国民党。

得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即登上房顶，用大喇叭喊话:“请弟兄们注意，现在有几个坏蛋假借我的名义，让队伍到村东南角集合，企图叛逃，请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现在我点各大队，中队长的名字……”

结果，发现刘华、王永久、黄绍贤三个中队长没有应声。我又指着他们三个的名字大声喊:“你们不要听谣言，只要你们回来，我决不怪罪你们。如果你们执迷不悟叛逃，那是死路一条，决没好下场!”

快下一点了，村东南上“当、当、当”响了三枪。接着，有一百多人跑到我的门前，有的在外面嚷:“我们到了村东南角，听到县长喊话就赶快回来了，险些受了坏蛋的骗。我说:“回来就好，赶快回各单位休息去吧。”

第二天天刚亮，我亲自到各大队、各中队清点人数，发现叛乱分子刘华等人带走了五、六十人，逃向沧州、泊镇去了。

这天中午，我和谢继友同志将部队转移到远离铁路的献县张庄。

在张庄经过整训，又从附近各县吸收了五百多名新战士，冀中军区将起义人员和新战士编在一起，建立了冀中独立第二纵队，我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从此，我和刘筱萍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侯同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