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大璞

1930年，阎、冯倒蒋时，孙连仲是第五路总指挥，我是孙的参谋长。阎冯失败后，孙部被蒋介石收编，并到江西与红军作战，一再被红军击溃，兹将记忆所及。简述于后。

（一）孙连仲率部投蒋

1930年，阎、冯倒蒋战役末期，冯部吉鸿昌看到阎部晋军在津浦路方面彻底失败,胜败已成定局,于是率所部叛冯投蒋。从而平汉、陇海两路方面的战事迅速结束，阎、冯宣言下野。当时的西北军正如俗话所说“树倒猢狲散”,有的被蒋介石收买,有的被歼灭，有的逃散，几十万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

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鹿钟麟和第五路总指挥孙连仲渡过黄河,到了新乡,鹿继阎、冯之后,也宣言下野;总部人员和卫队旅及其他各部队,统交孙连仲收容整理。

这时孙处境极为困难:走吗?无路可走,而且部属还需要他来维持;干吗?吃穿马上成为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孙将总部及所部官佐合编为两个军官队，总部卫队旅及所属残部合编为一个师,此外还收容李松崑师、董振堂师,合计约三万人;决定经晋南回陕甘老巢。

当先头部队开抵晋南时,得知蒋介石任杨虎城主陕,同时代甘肃主席之王桢被驱逐的消息亦至,于是向陕甘的计划已成画饼。当即令已出发的部队开回河南。旋又考虑数万人如都集中新乡一县,不仅薪饷无着，单给养一项就成问题，决定暂将部队分散驻扎于焦作到新乡各县，以资就食，维持现状。

这时孙连仲极为苦恼，摆在面前的大问题是除吃饭外,还有冬季服装的问题,要想靠地方解决食衣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派参议屈益斋、参谋李汉辉向老友山东主席韩复榘请求接济，同时想与韩、石(友三)两部联合，形成一个能以存在的力量，因而曾与石、韩秘密协商找出路的办法。但韩有野心，想乘孙处境困难之际，借此扩大自己实力,使孙部听他的指挥,但孙不肯甘居韩下,决定另找出路。

当孙连仲派人向韩复榘请求接济时，事被中央社记者所闻，以“孙托韩请降”登诸报端。孙因走投无路,也有投蒋之意,因而闻报载消息,亦未加辩驳。

不久，屈益斋运回韩用以接济的毒品(系沒收日商的白面)二千两,作价二十万元。孙令我同军需处长袁健侯持样品到新乡县商会议价求售。

商会人说“当地人所吸的毒品是白丸,不吸白面，如运到焦作大刘庄或卫辉塔岗，交造白丸者可得善价,估计每两可值五十元。”我们请其代售,彼要求派队护送方可。

我对袁说:“派队护送决不可以,且屈益斋说价值二十万元,今只能售十万元,不仅我俩将遭物议,而且有损总座名誉。”袁亦表同意。

我俩把接洽结果向孙面报，这时因困难已有解决的办法，孙令屈益斋将原物押回山东,交还韩复榘。

不多日,蒋介石派文素松等来到新乡点验部队,结果共编为两个师一个补充旅,即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和独立四十四旅旅长张华棠。在改编完成后，即离开新乡，调山东济宁。

部队开拔时,我回家葬亲。返部时路过开封,晤老同学河南省主席刘峙,介绍孙的为人及部队情况,悬求援助。刘表示同意。回部后,据实报孙。这时我已被调为参议,参谋长一职已由赵博生接充。

1931年初,蒋派曹浩森、刘郁芬到济宁,商调孙部到江西，参加与红军作战的问题，往返数次未决。孙考虑去吧?既怕被蒋以调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遭到失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不去吗?又无别的路可走。因形势所迫,硬起头皮答应了。

一日,孙问我:“你对调江西有何意见?"

我反问他:“总座估计年内时局有无变动?"

孙说““石汉章(友三)心颇不安,可能有所行动。”

我问,“同情者可能有谁?”

孙说：“极少。”

我说“倘若我们经济困难时,韩向方(复榘)能拨助否?"

孙说“不可能。”

我说：“如此当奉调赴江西。”

我并申述了如下的意见：“目前是蒋需要部队的时候,现在江西的北方军队有王金钰、郝梦龄、陈调元等,他们均同样是战败被蒋收编的,而且他们战斗力不如我们,作战指挥更不如总座高明。我们去后,处境与他们相同，互相结纳，他们能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万一蒋要吃我们,就同他们一起干。如不去江西,纵然还能继续驻此,与韩部比较,一穷一富,军心也难以久固。设韩部有不明大义者,暗中勾诱我军,亦将伤总座与韩的友谊。”

孙大喜,连声说“对,对,对。”

不几天,孙部开拔了，我跟孙同车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听说蒋对部下是从没有这样客气过的。我们到了南京，蒋安排招待的住处是南京最好的中央饭店和安乐酒店，吃的餐餐是盛宴。此外，蒋还不时请孙去他家中共进晚餐，白天游览名胜古迹,晚上看戏。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被蒋迷住了,慨叹地说“过去我们多年替冯先生卖命,从未受到像这样的招待。相反的，个人生活享受一点，还提心吊胆地怕冯发觉受处分。现在蒋总司令对我们这样优待,今后一定要好好地替他出力。”

也有人感到这是蒋介石分化冯部的一种手段,是祸是福,还待以后事实证明。总之,各人看法尽管不同，但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却都感到“受宠若惊”。

孙到南京后,蒋除任孙为二十六路总指外,还令孙任江西省清乡督办,升高树勋为上将军长兼二十七师师长,孙又改调我为二十七师副师长。几天的花天酒地后,我同高树勋先孙离开南京，同船赴南昌。

途中高树勋向中央社记者大肆吹嘘地说:“二十五师师长李鹤峰(松崑)、旅长季异之(振同)、董绍仲(振堂)都是听我的。………”

当时我极不满意高这样把孙丢在一边,希图直接取得蒋的信任的言论。所以到南昌后，我就托病住院就医，不去乐安就高的副师长职务。

几天后，孙到南昌，我随总部人员到牛行车站去迎接。孙一见我就说“我以为你同高到防地去了,不知你还在南昌。”

我答:“因病未随去。”我随即把高在船上对记者的谈话告袁健侯,请其婉陈以表白我不去乐安就职的原因和对孙忠实的心情。

第二天,孙找我谈话，他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同高是多年的患难兄弟,亲如手足。你回去后，转告他，善养资望。我想转入政界工作,将来总指挥的职务,非他谁属。他是多谋少断，遇事迟疑。现作战在即，二十七师没有副师长,正需你去协助，望你勉力为之。”

我当答应:“遵照总座的指示,竭力做去。”

次日,我去乐安时,顺便把总部军需处的财政分配表带去。

高树勋见我来到，半开玩笑地说:“大璞,你真是个傻子。”

我亦笑答:“一点不错。”随即把带来的军需分配表交高。我把孙嘱咐转告的话,告诉了高,并提请高向总部军官队挑选些优秀干部放在所部各级临时差遣,以资查考,便备补充,高都同意。

（二） 二十七师参加第二次“围剿”的失败

1931年5月间，二十七师进至乐安以南招携市驻了几天,王恩布旅经大金竹向中村，师部率池峰城、施积枢两旅经蔭水至东韶。同时,孙亲率二十五师由宜黄经河口、黄陂、新丰到达了洛口,准备向小埔、龙冈力面合围红军。

因道路均系用石块铺成，年久失修，破坏特甚,步兵攀登已感困难，有的地段炮兵驮马必须卸载，用人抬过;因此四十华里之行程，一旅部队早4时出发，至夜12时始到齐宿营,疲乏实甚。沿途路窄山高,草密林深,时闻红军喊“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及派兵去搜索,则一无所见。这种情况,真令人胆战心惊。

二十七师在东韶休息几天后，继续经南国向小埔进击。

在途中高得意地说“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

我说“大话不要说得太早了,哪个倒霉,还待事实作证吧。"

高说:“为什么呢?”

我说“沿途情形你是亲眼看到的;道路这样狭小，又破坏不堪，路旁山又高树又密，我们得不到红军的半点情况;而红军蹲在山上，却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一旦向我扑来,不说整师整旅不易集中使用，就是一营一团都不能集结。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抵挡得住，招架得了呢?”

部队进到南国时,忽接南昌电报,大意是说，红军先击溃公秉藩师,转而又击溃了王金钰师，现正向郝梦龄师进攻中，希望我师迅速援助。

我们接到电报时，与发电时间相距已有好几个钟头，目前郝部位置在哪里,情况究竟如何,一点不知道。仅仅知道郝部头一天进到沙溪、约溪,根据地图看,该两处及其共附近地形,都不利于防守。因此判断郝部如不被歼,可能退守筑有坚固工事、屯积粮食的籐田去了。于是,决心取道中村，向籘田前进，因令由大金竹向中村前进的王恩布旅前进几里，将中村让给师部。

当师部行抵鏊子岭,接王恩布旅长紧急报告，谓进数里即遇红军袭击，团长王广田和营长一人已阵亡,情势危急，请速援助。

我和高十分着急，希望能很快地赶到前面去指挥作战。可是道路狭小，只能单人通行，路旁全是密密的竹林。我同高从路旁竹林里前进,路仅十华里，却用了三个小时才到达中村。

中村在一条南北窄,东西长的山谷中，王旅处处受瞰制,极为不利;因令池旅退守中村东边的高山，令池旅参谋长杜蔭宗前往王旅阵地侦察,密告王恩布以调整部署,固守阵地,到不得已时即掩护撤退。

这时枪声已少,情况已和缓。半夜接孙连仲电说,施旅已随总部向东陂东撤,要我师相机撤退。我和高决心令两个旅的特种部队(即非战斗的勤杂部队)先撤，规定一部随施旅后东撤，一部向大金竹撤。

黎明时,派出池旅团附某到南北坑方面去侦察，未几即接回报，谓红军巴由南北坑向东急进中。高遂令部队开始东撤,原以为后路早已开放,撤退不至于有什么危险,还可以顺利撤出的。不料头夜向大金竹撤退的部队，中途折回向东撤,把仅有的一条小路堵塞得死死的,阻止了由阵地撤下部队的退路。

这时大家都深深地感到“前无去路,退有追兵”,于是部队乱作一团，谁也指挥不了谁，乱叫乱喊，无目的地东窜西逃。

我们来不及备马,即出村上山。路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绕道爬到山顶时,后面喊声突起,看到红军由西山冲下来,将中村师部包围，池旅毫无组织地逃跑，王旅下落不明。

我们逃脱红军的追击后,才在大金竹稍事休息，吃饭后，就连夜东撤。

第二天,到东陂与总部相遇，高树勋因中村这一败仗，师部和池旅特种部队至部被俘,池旅各步兵团亦有部分损失，王旅下落不明,感到惭愧，因此不愿去与孙见面，派我去报告失败经过情形。

我见孙报告后,知王旅业已回来,大喜。这时孙令我师随总部向宜黄撤,并令在新丰之李松崑部向河口撤退。

到达宜黄县后,总部召集干部会议,商讨如何报告失败和没有遵命向广昌增援第五师、擅撤宜黄的责任问题。会议是在极为忧虑的心情下进行的。

说来说去，想不出推卸责任的正当理由。后来，我捏造了一个情报,提出如下的意见“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了不让红军逼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高师中村战败,由于指挥无方。两者罪责,请予处分。”孙大喜,遂令参谋长赵博生据以上报,并派我于次日早晨到南昌去,面报作战经过，

在我行前,孙又面示机宜。我秉着孙的意旨,在船上反复考虑如何把情况说得严重些,如何把战斗说得激烈些,如何把部队损失缩小些;特别是把孙为了顾至大局、不惜甘冒擅自行动的罪责等一套假话编好。总之,目的是想达到情愿受些处分,不使蒋借此机会消灭我们这一非嫡系的部队。

到南昌后,向总司令何应钦报告,谎言果然发生了作用。何不仅不处罚我们,反而予以嘉勉:说孙的处置,顾全大局,是符合他的心意的;并答应所有损失，立即全部补充,还要我到南京去向蒋面报。

我又到南京向蒋面报后,蒋也慰勉有加;并批准所有捐失全部补充,计步枪一千支，重机关枪二十挺。当即向孙电告，得复电令我将批发的武器迅速领回，并发给我每月活动费五百元。我自然受宠若惊。

由于蒋家王朝贪污成风,加之对杂牌部队歧视太甚,深感任务艰巨。为了打通关节，于是我找旧同学,交新朋友，请客迭礼,作政客行径,企图早些领到武器。谁知时历半年,几经叩拜,才领到步枪五百枝、重机关枪二十挺,另外价购手枪三十枝。

（三） 宁都起义和二十七师再被歼

二十六路军于1931年夏,参加第二次“围剿”失败后,于第三次“围剿”时只在宁都县作一个配角,没有力量担任进攻。

12月,我由南京回到南昌,正准备回师部去,忽得宁都部队叛变的消息。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认为我是二十六路老人,要我去设法挽救,我只好答应去试试看。当天派飞机送我到南丰,换船至白舍,遇见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只身逃回,他告我叛变部队已离宁都南开，去亦无补于事,遂同回抚州。

此次事变有下列几点原因:

(一)内部将校不和,季振同不满意李松崑当师长,董振堂不愿干反人民的罪恶工作,辞职未准。

(二)宁都给养困难,加之损失后半年多得不到补充,官兵怀疑蒋介石要解决二十六路。

(三)参谋长赵博生是地下共产党员,事先没人知道,平日部队官兵都很信仰他。这时他利用官兵不满情绪和孙连仲到南京开会的机会,假过去的惯例在星期日聚餐时，宣布起义，得到与会人员的拥护。部队向南开拔途中，除师长李松崑、高树勋只身逃回外，共余全部跟着赵博生投向红军。

宁都事变后，二十六路的家当仅仅只有留在后方的骑兵第四十四旅及一个步兵补充旅和一部分重武器与少数因病离队住院的士兵。

初料想二十六路这次一定会被蒋吞并的，谁知后来竟然仍保持了原来的番号。原因是:

(一)蒋需要工具,孙连仲能当工具而且愿当工具;

(二)孙连仲与熊式辉、陈诚关系拉得好,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很快又重新成立了二十六路总部和二十五师、二十七师。

1932年初,孙由南京回到临川(抚州),我又调为参谋长。此时部队一面训练,一面建筑碉堡。但至秋季,防守乐安及宜黄之二十七师全部被歼，高树勋被撤职查办。二十六路缩编为一个师——二十五师,由孙自兼师长,辖冯安邦、池峰城两个旅。

是年冬,与陈诚的十一师,同驻临川,二十六路归陈诚指挥。11月间,陈、孙同到南京开会,部队由陈的参谋长樊崧甫代行指挥。一日,樊令我率池旅归吴奇伟指挥，追击向资溪撤退的红军。

我任前卫，沿公路前进;下午,抵槐树湾与红军掩护部队接触,得知红军主力确向资溪撤退。入夜,吴令第二天继续追击。次日早晨,我池旅两个团正在公路两侧集合准备出发，忽然东边枪声大作，我急分布防。不久，红军一、三两军团发起猛攻,池旅黄团败退。池峰城所率之团与我失去联络。吴奇伟率部赶到增援，初斥责我部不中用，自吹他是“铁军”。不到半点钟,红军向其两翼包围,这个“铁军”马上变成了“溃军”,不停地一口气逃回临川城。

1932年底，我因病请假回家休养，参谋长职务由王范庭接充，至1933年10月,我病愈到江西，随即同孙到湖麻城宋埠，进行吞并吉鸿昌二十二路的活动。不久,我为孙编写《义勇小史》,作为训练士兵的材料,就借故回家。后来，听说二十二路被孙拉到江西，编入二十六路。

(政协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