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天禄 口述，范秀莲整理
（一）我参加国民党军的经过
我是天津人，出生于1918年。1937年7月，我考入了商震的二十集团军设在北平的干部训练班。这一期共招收了三个队，第一队队长卢梦庚，第二队队长尹晶天，第三队队长张梅庭，我被分配在第三队。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商震兼任干训团团长、教育主任，副主任李嘉霖(保定军校毕业生)，周思诚任教育长。原在三十二军军官团学习尚未毕业的学生也划归干训班，分为第四、第五两队。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我随部队调到河南郑州。时隔不久，黄河吃紧，三十二军奉命守卫黄河，我们已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了，于是转移到河南南部的朱仙镇，后又转移湖南长沙。
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战局更加紧张，训练班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不久便解散了。
年纪大些的学员都被分派到部队去。正在这时，中央军校第十六期开始招生，我们年轻的学员不愿去部队，就报名考入了军校，被分配到特别总队进行军官训练。特别总队驻在湖南大学科学馆，共有一千多人，总队长是傅政理。
不久，特别总队有一部分去成都本校，一部分去湖南武冈二分校，我去了江西瑞金三分校。三分校主任是吕骥，我被分到步科第四队学习，大队长是王一飞，队长柏宾候。1939年2月10日，军校三分校学生集体加入国民党，监誓人是江西赣州行政督察专员蒋经国。
1939年冬，我从军校毕业了，被分派去第三战区二十六师，但我的同学宋刚是三十二军军长宋肯堂之子，他劝我们到三十二军去，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一起从瑞金出发乘船到达赣州，正遇到日军飞机大轰炸。
整个赣州烟火弥漫，火光冲天，蒋经国率领部下正在抢险救灾。我们做为青年军人，也投入了灭火工作。在来来往往担水救火过程中，蒋经国发现了我们，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回答:“我们是军校的学生，途经此地。”
抢险完毕后，蒋经国邀我们到他的公署座谈，挨个问我们的名字，还说:“我是你们的入党监誓人，你们还记得吗?”我们齐声回答:“记得!”
蒋经国听我报告了姓名，高兴地说，“你叫谢天禄，我知道你，我在报上见到过你写的文章。”(我在军校时，时常在《东南日报》上发表一些散文，通讯等小文章，有时也在校刊上发表。)蒋经国对我说:“你是否愿意留在此地，帮助建设新赣州呢?此时是非常时期，前方是抗战，后方也是抗战，都是抗战的神圣工作。”
我说:“我刚从军校毕业，没有作战经验，希望能在炮火中锻炼锻炼。以后有机会再追随专员。”蒋经国说:“很好，意志可嘉，不便强留了。”这是我与蒋经国的第二次见面。
自此以后，我来到抗日前线，在三十二军一三九师四一五团第三连任排长，参加了1940年的湖北襄西攻势，头都负重伤。1942年由四一五调四一七团任机枪二连连长，参加了宜昌会战。在鄂西会战中我腿部负伤，坚持指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获陆海空一等奖章，以后守卫湖北宜昌一带前沿阵地，扼守入川咽喉，并晋升少校团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二）十一战区长官部、保定绥署、华北“剿总”机构设置与军队情况
1945年底，我在河南新乡担任城防营营长，归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指挥，负责新乡的治安。后来担任迎送美国、中共、国民党三方军事小组的仪仗队和警卫。
1946年春，我在二十集团军干部训练班时的老师周思诚将军因和谈问题由解放区到达新乡。由于师生的关系，在一天晚上我去招待所看望他，被特务发现了，他们认为我不是共党分子也是危险人物,便以改编为名,由王仲廉下令免去我的城防营营长职务，调任三十一集团军参谋处参谋。我一见受到怀疑，也不愿去就新职，便乘空八军区的飞机回到北平。
此时，我的老长官宋肯堂正任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我就拜见了宋，说明我的处境。宋引我见了当时任十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孙连仲，便被派到十一战区军务处任少校课员，不久随部来到保定。在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我经历了十一战区、保定绥署、华北“剿总”这三个时期，对其机构设置、军队情况有所了解，现据回忆记录如下:
十一战区长官部
司令长官:孙连仲
副司令长官：陈继承、马法五、上官云相、高树勋(1945年邯郸起义后，被国民党宣布撤销)。
参谋长：宋肯堂
副参谋长：吕文贞
秘书长:张志韩
副官处:处长 隋兆善
军务处:处长刘本厚(后换谢士炎)
参谋处:处长郑长海
政治部：主任 刘满天;副主任:于济梦
军法处:处长 张丁扬(兼军事法庭庭长)
战犯管理所，所长 刘清芝;
人事科:(独立)
外事科:(独立)
民政处:处长纪子培:
后勤处:处长赵子玉，
参议室，主任 金典成;
高参室:主任 高松元，
办公室，主任郑锡安，
塘沽港口司令部:司令 孙定超
所辖部队:
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
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驻北京黄寺后调唐山):
九十四军;军长 郑挺峰，
十六军:军长袁朴(流动、保定一带)
六十二年:军长林伟俦(驻防天津)
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吴啸亚;
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驻防保定)，
第三军，军长 罗历戎(驻防石家庄)
直属部队：战车第三团，团长赵振宇；
铁道兵第三团，团长麻清江
工兵二十四团:团长欧阳清，
铁甲车总队:司今韩梦熊
第六兵站总监:副参谋长吕文贞兼。
其他还有收编的伪治安军刘化南、高德林、刘组笙部，散驻在门头沟至保定一线。
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宣布撤销第十一战区，重新组建保定绥靖公署。
保定绥靖公署
主任:孙连仲;
副主任:陈继承、上官云相，宋肯堂;
参谋长：张之行;
下设：
一处:处长谢士炎
二处:处长刘庆如
三处：处长郑长海
四处：处长，赵子玉，
军法处:处长 张丁扬，副处长 丁行，
新闻处(政治部改编):处长于济梦
总务处:处长 隋兆善。
此外，设青年训导大队(直属绥署)，大队长罗xx(军统)，军官大队，是为待分配的预备役军官设的，大队长刘海波，另设高参室和参议室，不管事只拿钱。
在军队配置方面，除第三军罗历戎部于1947年10月被歼，第五十三军周福成部调东北外，没有大的变动。
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1947年12月2日，蒋介石手令:保定、张垣两绥署即行撤销，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12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议决任命楚溪春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原任主席孙连仲调任首都南京卫戍总司令。
华北“剿总”下设七个副总司令:上官云相(原保定绥署副主任)、陈继承(军统北平警备总司令)、刘多荃(热河省主席）、宋肯堂(原保定绥署副主任)、冯钦哉(原张垣绥署副主任)、吴奇伟(原北平行辕副主任)、邓宝珊(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后增添从山西调来的郭宗汾。但真正在总部上班的只有宋肯堂、郭宗汾二人。
参谋长:李世杰(保定军校五期、陆大毕业)，
副参谋长:廉壮秋、梁述哉、郑晓岚；
秘书长:郑道儒(王克俊代，郑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驻平办事处负责人，并不到“剿总”上班);
副秘书长:焦实斋;
总参议，张濯清(原张垣绥署总参议)；
总司令办公室:主任，智南屏，副主任刘庸生
下设:
一处(主管编制和人事):处长王赞臣，副处长齐卿士;
二处(军统特务):处长史泓，副处长，王世超；
下设爆破总队:队长王雨田;
三处(主管军队调动、攻击、情报):处长雷立法，副处长 任兆同，
四处(主管后勤补给)处长邢哲,副处长李志舆
整编处:处长 郝世昌:
军械处;处长赵xx;
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中统)，副处长刘钧
工事处(成立较晚):处长，樊折桂，副处长景行
土改处，(后设)，处长，周北峰;
总务处:处长温永栋，副处长介仰推:
政工处:处长王克俊兼，副处长，阎又文;
建设委员会，张濯清负责
经济委员会，主任 潘xx。
原保定绥署、张垣绥署下设的两个兵站总监部撤销后，改为第五补给区司令部，中将司令耿幼麟，下署监护团，汽车团，守卫保护各兵站。
军队配置:
第六兵团: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改编，
第十三兵团:由从热河调到北平之十三军改编，司令石觉，
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驻张家口，
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
其中包括:绥远指挥部，上任董其武，兼绥远省主席。
十六军(袁朴)、六十二军(林伟俦)、九十二军(黄翔)、九十四军(郑挺峰)、八十六军(刘云汉)、八十七军(二〇八师改，段沄)、独立九十五师(朱致一)、新二军(李士林)
华北总部成立后，新二军改为一〇一军(李士林)，暂三军改为一〇四军(安春出)，暂四军改为一〇五军(袁庆荣)。另外还有骑兵旅，旅长鄂友山。
地方部队有天津保安旅(旅长李xx)，侦察总队，保定警备司令部等。
（三）保定绥署五军官“叛逆间谍”案
1947年秋，保定绥署一处少将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二处少校参谋史淳、三处少校参谋朱建国、空二军区参谋赵良彰五人因间谍罪被捕，并被解往南京枪杀，这就是保定绥署五军官“叛逆间谍案”。我与谢士炎是上下级关系，共事有年，对他的被捕与遇害有所了解，现将我知道的情况回忆如下。
谢士炎，湖南衡山人，黄埔军校第六期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副参谋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第六战区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办理对日军受降及接收事宜。
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特务由大后方蜂拥武汉，不分系统，不听指挥，跨行越界，疯狂“劫收”，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人民浴血苦战八年，好不容易盼来了胜利的一天，却来了这些不法之徒，民心沸腾，怨声载道。谢士炎出于义愤，惩办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特务，不料却遭到特务头子的忌恨和报复，因而丢掉官职。谢无奈来到北平，经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军务处少将处长，参与作战机密工作。
谢士炎经过这次打击，亲眼目睹了特务横行，内部倾轧，民心丧尽，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腐败的实质。到达北平后，他接触了许多进步的民主人士如余心清、徐悲鸿等，思想逐渐开朗，认识也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与长官部外事课长陈融生(中共党员)的接触中，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受到启发，思想发生转变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
我与谢士炎将军相识，是从1946年他任军务处长、我任军务处课员时起。由于业务关系，不时往来。在十一战区改编为保定绥靖公署后，谢任第一处少将处长，我任一处少校参谋，仍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较过去更为接近。
1946年春节前夕，孙连仲为了拉拢北平知名教授和社会名流，准备以私人名义向他们致送节日礼金、礼品。孙让谢士炎主持其事。
这时，谢与共产党还没有发生关系。谢召集各处有经验的校级参谋开会，研究赠送名单及赠送办法。在会上，我说:“应该给俞平伯、徐悲鸿这样的穷教授送,不应给胡适这样的富人送。”会后，拟就了名单，那些名气大的人由谢亲自送，一般些的就由我来送，这是我与谢士炎第一次共事。
1947年夏初，保定绥署由北平移驻保定后，我在第一处承办点校及物资审查、监察工作，曾接到一份申请，要求发还被保定警备司令部没收之黄金三十余两一事，我将此事告知谢士炎，并说,申请人是到满城去的,当时满城已是解放区，此带黄金者可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
谢士炎让我到旅店去查找此人，我怕自己去旅馆查找引起怀疑,便让住在我那里躲避兵役的表弟李士琦去查找，果然找到了此人。我将情况报告谢士炎，谢让我去警备司令部找警备司令乜子彬交涉。乜依仗他是孙连仲的老部下,态度蛮横，回答说;“没收的禁运物资一律不予发还。”
我又将结果报告谢。可能谢士炎找到孙连仲，说服孙下了一个条子，命令警备司令部如数发还黄金。乜子彬没办法，只好按价折成法币归还了本人，
此外，还记得从保定西边解放区来的两个人被捕，谢士炎让我去找省会警察局马超群，请他把人放了。马超群看过谢士炎的信，回答说:“回去告诉你们处长，我照办!”我还为谢送过信，办过其他几件事，就不细说了。
在谢任处长时，陈融生任一处第二科科长，陈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对谢士炎影响甚大。陈融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考入黄埔十三期炮科学习，毕业后又到美国炮兵学校学习，其父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本来陈融生是十一战区长官部外事课课长，在改编过程中，谢士炎将外事课纳入第一处编制内，为第二科。这样，谢与陈因为有工作关系，可以多接触，不致引人怀疑，二科主要担任监察、校阅、物资禁运、外事等业务。陈融生擅长英文翻译，熟悉外事工作，但对军事业务则不熟悉，于是将我调到了陈融生科内做助手，主管军事业务，直接归谢士炎领导。
谢与陈经常聚会，有时也召我和他们研究工作计划，留餐、招待、闲谈，习以为常，遇有来客也不叫我回避，设计委员余心清，军法处副处长丁行等，都是谢将军介绍我认识的，但当时我并不知陈融生、谢士炎与中共的关系。
谢士炎将军为了提携我，曾推荐我给孙连仲当待从参谋，做为中将侍从主任杜风翥的助手,负责记载孙每日的生活概况、健康情形、接待的人物、社交活动、军事指挥等项。谢将军嘱咐我:“这工作可不大好干。孙长官对你还没有印象，单凭我的推荐不够，全靠自己干出信任来。你要时刻注意，我想你一定能够胜任。在工作中可以结识一些高层军政人员，为自己的前途创造条件。”
我每天怀抱提包，随侍孙的左右，感到这侍候人的差事实在无聊，不能习惯这种终日相从，仰人鼻息的职业，勉强干了半个月，便又烦求将军代为恳辞，才获准回处。这种工作在众人眼目中是求之不得的，许多人责备我“不识抬举”，谢将军则很谅解，安慰我说:“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些知遇之言，虽然人亡音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思之仍觉回荡耳际，不禁潸然泪下。
1947年深秋的一天，谢士炎急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我接到通知，要马上去北平参加行辕会议，你赶紧把作战材料整理好，明天上午到北平报到。”我立刻照办。原来在这天。谢收到了孙连仲由北平发来的电报，命他即刻到北平参加行辕会议(事后得知此电报是特务假借孙的名义骗谢士炎的)。与此同时，一架小飞机飞到保定，把谢接到北平。
汽车从机场出发，并没有去行辕，而是直接把谢带到北新桥炮局，这是国民党的陆军监狱，谢就这样被北平民政局局长马汉三(军统)、北平行辕二处处长张家铨等特务头子们诱捕入狱了。
第二天，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也遭逮捕，继之设计委员余心清、二处少校参谋史淳、三处少校参谋朱建国、空二军区参谋赵良彰等也被捕。
我在保定，并不知谢士炎被捕。第二天，按谢的吩咐，我带着全部作战材料来到北平铁狮子胡同保定绥署驻平办事处报到，才知道谢被捕的消息。
在绥署办事处，我遇到丁行，他问我:“天禄,士炎被捕了,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啊!”丁说:“你有问题吗?赶紧走吧!”
我由保定匆匆来平，身无盘费，到哪里去呢?当时任绥署一处副官的韩锡琴对我说:“我借给你路费，赶紧走吧!”我前脚刚走、丁行就被特务抓走了。我没回保定，从北平跑到天津，避居平安旅馆。以后风声小了，韩锡琴捎信给我，我才回到保定。
谢士炎事件发生后不久，孙连仲将保定绥署全部工作人员调到丰台，进行整顿。由二处的军统特务们负责找人谈话，询问社会关系、亲戚情况，各处分小组挨个谈自己的履历，所接触的人物与社会发生的关系等等。
因我与谢士炎过从甚密，姓氏又相同，孙连仲曾怀疑我与谢是兄弟，因此我成为甄监重点，即重点审查对象，不许请假，不准外出，由二处派人外调。特务们认为，我多次为谢士炎拟稿，曾追查禁运物资、释放共党地下人员等，对我更加怀疑。但因谢士炎工作细心，又关心下属，平时所拟稿件发行后即行焚毁，不留丝毫痕迹，所以追查多次，毫无凭证，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甄查结束后，要本人立保证书，把保证书交到二处。我与二处中校参谋李竟俊曾一同担任过点验委员，与我是老相识，私交不错。他对我说:“谁料到保定绥署出了这么大这么多的共产党间谍?大部分还是咱们军校的同学!”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共党间谍?”
他说:“谢士炎被捕后，马汉三等人对他说:，你是孙主任的少将高参，写封信给主任，他就会保你出去。谢不知是计，写了亲笔信，马汉三拿出破获北平中共地下组织时获得的谢写给中共地下党的军事情报，两相对证，笔迹完全相同，证实了谢士炎是中共间谍。”
我问:“谢给中共提供了什么军事情报?”
李说:“1946年冬，十一战区命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领所属部队进攻张家口，并限期夺取。谢士炎参与了夺取张家口作战计划的研究，并将作战命令抄送给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使解放军有了充分时间转移，中共电台还公布了这一计划，使李文部没敢行动。谢抄送的这份命令被我们查获了。”
李竟俊还说:“罗历戎第三军在清风店被灭，也是谢士炎提供的情报。”接着，他又把谢士炎如何被陈融生拉进共产党的情况叙述了一遍，我问消息是否真实，他说，“谢被捕后，孙(连仲)主任本想保释，经过特务部门将谢士炎写的自白书通过二处呈阅主任，孙连仲看了谢士炎写的自白书，才恍然大悟，气得开口大骂:'谢士炎狼心狗肺!一个堂堂国军少将,为什么要去投奔共产党!”并在自白书上批示"严加惩办，我们是从谢的自白书中得到的消息。”
这次大逮捕,陈融生幸免于难。案发之前，他请假去上海，说是为其父祝寿，其实已转道香港躲避了，使特务们无法搜捕。北平解放后，我曾与陈见过一次，据说他在解放军外事部门工作。
谢士炎被捕后，谢夫人携小女返归故里，我到车站去送行，夫人把谢从狱中秘密捎出的家信部分内容告诉我，说谢被捕纯系思想问题，并非贪污及其他行为，与人格无损，自知无生，绝不牵连任何人，死也是清白的。夫人说完，痛哭失声，我也不禁泪下。
所谓保定绥署五军官“间谍案"中的五人,在北平监狱羁押不久，便被押解南京。1948年春，在南京陆军监狱遇害，各地报纸均有报道。仅就记忆所及，内容略云:保定绥署五军官叛逆间谍案业经审查终结，判处死刑，在首都监狱刑场执行枪决。临行刑时，五军官咆哮监狱，呼喊口号，声达墙外云云。五烈士牺牲至今已四十年了，虽然忠骨不存，但气贯长虹正义凛然的革命精神将永垂不朽。（本文写于1988年。）
除谢士炎外，其他四位烈士的事迹我不甚了解，为了记录历史，教育后代，还望知情者提供更多的史料。另外，我在保定时还听到见到过以下几件事:
在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昌，河北定县人，时任国民党保定绥署一〇一军作战科科长。1948年3月，新二军军长高卓东离职，由李士林接任军长。高由保定乘汽车返回北平，在路上遭到解放军的劫袭，高身负重伤。事后追查是谁泄露的情报，查到王世昌，这时孙连仲还任保定绥署主任，这件事也没有处理，成为悬案。傅作义接职后，王世昌便被枪杀了。
1947年，乜子彬接任保定警备司令。乜是河北景县人，1948年其母在原籍去世，据说是被当地民兵打死的。为了向人民示威，乜在保定为其母大办丧事，向当时保定各军、政、工、商等机关遍发讣告。这些接到讣告的单位都送了花圈。丧事由保定绥署总务处长南兆善主持。保定绥署校官以上的参加祭奠，由一处三科科长张养浩带队。我也参加了。我们胸带白花，每处送一花圈。乜身穿孝袍，手拿哭丧棒守灵。尽管乜母的尸体不在保定，乜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出殡时，送殡的汽车排成长龙，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警察站立两旁,维持秩序,成了当时保定一件大事。
（四）我所知道的宋肯堂及其他
宋肯堂，字绳武，河北晋县人，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生，与陈诚是同班同学，曾任第三十二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保定绥署副主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1939年冬，我们从中央军校第十六期毕业后，被分配去第二战区，由于宋肯堂之子宋刚的说服，我们又回到三十二军。
记得刚到三十二军在赣北的驻地，朱肯堂就招我们训话，他说:“欢迎你们又回到三十二军，你们的到来，增加了抗日的力量。我们是北方人，就应在北方人的军队里，到旁的部队去，如果犯了错误，该割耳朵的就会砍你的头;在我们这儿犯了错，该杀脑袋的顶多割去耳朵。我希望你们好好干。”
宋肯堂是个大个子，宽肩膀，黑眼珠，脸色黑红，颇有一股武将的风度。他外号叫“宋傻子”，实际上精明过人，待人也很和气，对部下从不直呼其名。
在他任三十二军军长期间，除了杀过一个工兵连长刘洪涛外，没有下令杀过旁人。刘洪涛也是三十二军的老兵，在抗战时期，他贪污兵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部队在四川巴东时，宋肯堂下令把刘关押起来。后来由于战事激烈，三十二军开走了，巴东的警备司令韩东才给朱打电报请示如何处置刘洪涛，朱回电说:“本军无此败类，为了整训军纪，处决他!”
抗战末期，宋肯堂在二十六集团军任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孙连仲组建十一战区长官部，孙知道宋有军事才能，又是副总司令，于是调他任十一战区长官部副长官兼参谋长。可是，由于已拟好了陈继承、上官云相、马法五、高树勋四人为副长官，最后宋肯堂只当上了参谋长。事后我曾听到长官部人事课中校股长王慕白说:“宋参谋长宽洪大量，不计名利，本来内定副长官，却被旁人挤掉，他也毫不在意。”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等部奉蒋介石的命令北上，妄图打通平汉铁路，抢夺抗日的胜利果实。
10月底，高树勋在邯郸马头通电起义，余部被击溃，国民党败兵如潮水一样退下来，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和副军长刘世荣被俘，但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却没有下落。我当时任第三十一集团军王仲廉部新乡城防营营长，王仲廉命令我带部队去漳河南岸接应寻找宋肯堂。
我率部队于当日下午到达河岸，至夜深没见宋肯堂，第二天一天又没见到他，到第三天拂晓，我们看到远处有一骑马的奔跑过来，来到近处，果然是宋肯堂。只见他浑身污浊，鞋不鞋，袜不袜，狼狈不堪。
我急忙上前敬礼说:“宋先生回来了?”宋翻身下马，别的话不说，只问，“有什么吃的吗?累死了!又渴又饿。”我说“面包,馒头都有，不先洗洗吗?”宋说:“不洗了。”接过士兵送来的馒头就大嚼起来。我们护送宋肯堂到达新乡，转天他就乘坐空八军区的飞机到北平去了。不久，我也到了十一战区长官部。
1947年12月,保定绥署撤销后,孙连仲调南京任卫戍总司令，保定绥署人员一部分编入华北“剿总”，一部分组成军官大队。正在此时，人事科科长郑士杰把孙连仲的电报交给我，孙让我即刻乘飞机到南京，任南京卫戍总司令部参谋处科长。
我见电报后到宋肯堂处辞行。我说:“孙长官调我到南京去。”宋说:“傅宜生先生大有作为,华北'剿总’现在正需要人,将来前途乐观。走!我们去见傅先生!”我说:“如何回复孙长官呢?”宋说，“由我或傅先生处理。”
见到傅作义,傅问我:“你一定要走吗?我说:“听长官命令，如果总司令需要我，就不走了。”傅说“那好，回去等命令吧!”
不几天，果然接到命令，任命我为华北“剿总”点线设计督导处中校参谋。所谓“点线设计”，即守点、护线，联结成面，然后再进行穿心战术而确保华北。傅作义打算以这样一种战略思想，挽救国民党军的颓局。该处处长为邢喆，副处长翁麟熙、胡凤仪。
1948年4月，傅作义在北平主持召开平津城防会议。参加者有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宋肯堂，参谋长李世杰，秘书长王克俊，总参议张濯清，点线设计督导处处长邢喆、副处长胡凤仪，中校参谋谢天禄。
另外还有北平市长何思源，天津市长杜建时，北平参议会议长许会东,天津议长杨以洲,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十六军军长袁朴，九十四军军长郑挺峰，青年军二〇八师师长段法，北平民政局局长马汉三等。
会议决定了工事构筑方案,筹款办法,决定由宋肯堂直接指挥“点线设计督导处”，负责工事的设计与构筑。筹款办法，总部不付款，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等“四行”负责筹措。付款办法:向中央请拨一部，不足部分由地方筹措。
会后，宋肯堂到总部办公。首先，他指挥我们设计平津城防地图，从外围据点到市区城防，一个个地设计、构图。
在此期间，宋肯登建议傅作义请工兵专家柳际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工程处处长)，来北平协助设计平津防御工事。柳曾在江西“剿共”时期发明了碉堡战术，抗战时期发明交通破坏战。傅作义同意后，由我拟文，报国防部要求派柳来平津。
柳来平后，看了平津的工事图说:“这不行，挡不住共军的攻势，要层层设防才行。”说着拿出一卷图纸说:“这是我设计的太原工事图，你们可以参考，给你们一夜时间复制一份,原件还给我。”工事处长樊折桂命令我与武其祥两人复制，后怕武泄密，由我一人复制，由我私人保存。因为此复制件，一人复制，没有列入公事档案，北平和平解放时也没有移交，后来我经北平军委会委员周思诚同志介绍交给了军委会魏部长。
从1947年6月开始，宋肯堂带着副处长胡凤仪与我，在北平城郊与市区视察工事构筑情况，历时达三个月。外据点如万寿山、清华大学、石景山、丰台、南苑、通县等一个个标看，市内的碉堡位置、交通壕走向等也都细致查验。
中午，有时宋邀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有时去东来顺吃,都是宋出钱会帐。在视察过程中宋常常给我们谈古论今，显示他学识渊博。在视察西郊飞机场周围工事时，听说挖战壕时挖出了一具尸腊，宋肯堂仔细观察后说:“这是明代的。”后来此尸送北京医学院鉴定，果然是明代人物。
又有一次，我们去万寿山视察，在石孔桥附近遇到一位白发老翁在河边垂钓，见到我们这一群人来到面前，老翁对宋肯堂点头致意，宋也点头作答。事后，我们问宋肯堂那老头儿是谁，宋说:“那是大少，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
在视察北平工事时，一次，宋肯堂对我说:“国民党已经不可收拾了，北平是守不住的，我们还是尽早找个安身之处吧。到台湾我买五十亩地，咱们弟兄解甲归田吧！”不久，宋把老母与妻子送到台湾去了。
1948年下半年，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9月，辽沈战役拉开战幕，10月9日，锦州解放，10月17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攻克沈阳，至此，东北全境解放。
11月中旬，国民党军为集中兵力，先后从承德、古北口、秦皇岛、保定、唐山、涿县等城镇撤退，固守塘沽、平、津、张垣、归绥、大同等据点。这时，所谓“点线设计督导处”已无任何意义，遂改为工事处，我任处主任参谋，专管平津城防工事设计。
11月底，杨得志、杨成武两兵团开始了平津围歼战，12月13日，北平被包围，华北“剿总”由西郊新北京撤至城内“居仁堂”，北平城防以第六兵团李文部、第十三兵团石觉部为主力，依城野战。于双方对峙中，战况沉寂。
我跟随宋肯堂视察工事完毕，便奉命指挥修建北平市内飞机场。因此时傅作义对于是战是和，仍举棋不定，所以在包围圈中修好机场，就是准备了一条退路。
一开始，先在天坛公园伐掉树木，修建了临时机场，但此时解放军的大炮已能打进机场，不便使用了。傅作义一看不行，又命令郭宗汾副总司令寻找有利地点，重新修建。郭副总司令把我叫去，命我查寻修建机场的合适地点，我们跑遍北平全城，最后在空二军区的帮助下，决定在东单牌楼前建一临时机场。报告傅作义后得到批准，但指示东单的牌楼是古迹不能毁坏，于是从天津调来大吊车把牌楼搬到了王府井对过，这样才算修好了城内机场。
在北平城被包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地下工作者十分活跃，社会上层知名人士纷纷为和平奔走呼吁。1949年1月11日，北平社会各界集会，通过了《呼吁和平宣言》，主张“立即放弃战争，就地停战，谋取和平”。国民党特务对这些呼吁和平的人士怀恨在心，暗杀活动十分猖獗。
1949年1月18日，特务在积极奔走和平的原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家中偷放两颗定时炸弹，一家六口一死五伤，何的次女死亡，何思源夫人伤势最重。这件事使北平全城舆论哗然，各界人士纷纷吊唁哀悼，并为死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借此向全市人民宣传和平，声讨国民党特务的倒行逆施。北平各大报纸也纷纷报导这一事件，何的女儿被称为“和平之花”。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傅作义授意华北“剿总”副司令郭宗汾主持召开华北“剿总”全体人员大会，阐明时局形势，讨论征求“和”“战”意见，我和大部分人员赞成和平，当时便签了名,工事处少将处长樊折桂等也签了名(樊解放后曾任内蒙古煤炭局副局长，后任内蒙古政协常委)。樊签完字后便飞内蒙古董其武处执行另外任务，临走时他对我说;“傅先生将来在联合政府中有一定席位，别错了主意，跟着他走没错儿。”并把工事处业务交我代办。
1月22日，傅作义按照中共中央的条件，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我们这些起义人员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十几个军校同学在六国饭店附近的杨钟家访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委员的周思诚老师。周对我说:“现在不便交谈，有时间到我这里来谈谈。”
几天后，我来见周老师，他向我了解华北总部的情况后，问我：“宋肯堂为什么跑到台湾去了?”我回答说:“傅先生命令宋去塘沽设计防御工事，天津解放，北平被围，宋曾致电傅先生，询问是否回平交待工作，傅先生没有回电，宋肯堂就跟塘沽守军一起到台湾去了。”就是在这次见面时，我将太原工事图的事向周老汇报，经他介绍，我交给了解放军北平军管会魏部长。当时太原还没解放，不知此图对于解放太原是否起到了参考作用。
①宋肯堂，北平和平解放前专负城防工事主责，后在塘沽随国民党军撤退到上海。
②杜文若，北平围城时负责城防工事文件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