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墨

编辑|林画

1949年9月30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

这一天有五六百人聚集在这里，这些人中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还有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聚集于此，在于他们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

这次会议是从9月21号开始的，会议已经持续了10天，但是代表们却依然兴奋不已。因为他们将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亲眼见证一个冉冉升起的东方大国！

会上确定了北平改名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

同月30号，要进行新政府人员的选举，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63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

在选举新政府主席的时候，有576名代表投票，毛主席以575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这个票数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在当时的情况下，到底是谁没有给毛主席投票？一开始有些人认为是毛主席自己，直到后来，才发现这个人是张东荪。

那这个张东荪是何许人也？他又为何没有给毛主席投票？毛主席对他是什么态度？

让我们一一道来：

“末代皇帝”钦点的“末代进士”

张东荪是浙江杭州人，1886年出生。他父亲是正规的三甲出身，做过一任县太爷。但晚清的政治形势太过黑暗，张东荪的父亲为官又清廉，所以也就在这七品任上做到了头。

升官无望的张父，干脆把心思都用到了钻研学问上，其诗词文章都可圈可点。

父亲的兴趣爱好也对儿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两个儿子张尔田、张东荪，都对传统文化研究很深，在父亲的教育下也都形成了传统儒家思想的道德和价值观。

张东荪的兄弟张尔田也算是年少成名，一度和王国维等并称“海上三子”。

张东荪的成就则更高，他考中了清政府最后的几批官派留学生，1904年到了日本。旅日期间，他结识了在日本讲学的梁启超，梁启超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生出一颗救国救世之心。

在这期间，张东荪认为应该进行教育救国，为此还专门创办了一份刊物，但可惜由于资金问题，仅仅创办了两期就停止了。

1911年，张东荪回国，之后就参加了清政府的最后一次“殿试”。

其实早在1905年，清政府就在张之洞的建议下，废除了科举制。但晚清政府对于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还是很重视的，认为重用这些人可以“挽回”一些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

于是，清政府就给一些表现比较出色的“海归”授予“功名”。就在1911年，年仅5岁的宣统皇帝，在太和殿给这些留洋学生组织了一场殿试。因此，这批人可以说是中国的“末代进士”了。

可张东荪这位刚刚“进士及第”的“翰林”，俸禄还没拿几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他在日本时期就已经心向革命，听说了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了新政府的消息，张东荪毅然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并任内务部秘书。

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导致南北议和之后，张东荪就退出了政府。几个月的从政经历，让他了解到，自己在政治上做具体工作并不合适。他更适合通过宣传，启发民智监督政府。

从此张东荪开启了他“政治评论家”的生涯，他将“办报议政”作为事业，通过舆论和宣传的方式救国。这样的文人可以说是民国特色了，那个年代有大量的文人走上了“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这条路。

从中华民国成立，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张东荪都是最为著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中对于时局的评价，对于政体的研究都有独到之处。

尤其是他对西方各种政治体制的分析，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联邦制度都有研究。

就连一些共产主义的先驱，在研究政体的时候，也都参考了张东荪的文章。

充满幻想的“中间派”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经常也可以看到一些所谓的“时评人”，站在“中间人”的角度去评判政治问题。在这些人的论调中，他们都无比向往民国时期的那种“言论自由”。

但其实事实证明，民国时期的那种“言论自由”，不过还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这些人既要拿着”小资”的情调身份，又不敢于接受激荡的社会变革。他们珍惜自己的羽毛，不敢真的去发动革命群众。

张东荪可以说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他在风雷激荡的社会变革中，总会站在一个中间派的立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时，张东荪就写了大量的文章，既批评袁世凯破坏法治，破坏共和。同时又批评孙中山组织二次革命是“乱法之举”。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其中立态度。

1918年开始，他创办了《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这一副刊也成了当年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张东荪也在这期间成了最炙手可热的报业人。

在这期间，陈独秀到了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于对于各种政治体制的了解，张东荪也受邀参加。但当陈独秀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张东荪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张东荪此时与梁启超等人开始信封基尔特社会主义。

这种主义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名号进行的改良主义，鼓吹跟上层进行合作，反对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通过议会选举的和平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跟马克思主义是相违背的。

这种主义就是典型的中间派，历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改良方法是治标不治本。

果不其然，张东荪等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鼓吹自己的理论，但无论是南方的革命政府还是北方的军阀，都没人搭理他们。

大革命之后，张东荪等人的理论宣告破产。这些游走在政治边缘的“中间派”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同时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1931年张东荪、张君劢、罗隆基等人发起成立“再生社”，寓“再造中华民国”之意，发行《再生》周刊。以再生社为基础，他们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张东荪在燕京大学担任教授，这期间他还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去。

日本人攻陷北平之后，他和同在燕京大学的10位教授被日本人抓捕。由于张东荪的旅日经历和社会地位，日本人想拉拢他，并许诺的教育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地位。

张东荪不但言辞拒绝，还痛斥日本人！日本人就转而胁迫他均劝诱被捕的共产党员。

张东荪回答说：“共产党不是捉、打、杀所能扑灭的！”

之后张东荪在陆军监狱中4次试图自杀，鉴于他的社会影响力，日本人又不能真的杀了他，不得已才让他“保释出狱”了。

抗战胜利前夕，民盟成立了。民盟就是以各种民主党派组合而成的，张东荪和张君劢作为国社党领袖，也担任了民盟的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国共之间的斗争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张东荪等人又一次站到了第三方的位置，试图以中间人的身份调停国共内战。

但可惜，这些中间派既没有实力调停，也没有能够让国共双方接受的政治方略。哪怕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后，他们依旧幻想能用和平手段调节双方矛盾。

蒋介石、宋子文曾专门宴请张东荪，劝其参加政府，没想到却被张东荪拒绝了，蒋介石气的大骂。

1947年3月，张东荪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继续鼓吹中间路线。

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赶赴欧洲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则在国内鼓吹和平，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称他为“东方的华莱士”。

可惜历史的事实证明，所谓的第三方路线是走不通的。1947年10月，国民党下令解散民盟，张东荪的和平主张宣告彻底破产。

万念俱灰的张东荪，在此期间再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修改了部分政治主张，开始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使得他在之后的北平和平解放中，担任了牵线人的位置。

在北平和平谈判的时候，张东荪是傅作义和共产党双方的见证者。这位著名的“抗日教授”获得了双方的信任，最终北平的和平解放，张东荪可谓功不可没。

不能坐在一起的“坏分子”

时间回到1949年9月30日，也就是毛主席的选票被公布的那天。

很多人都认为是毛主席谦虚，没有投自己的票，但毛泽东是投了自己赞成票的。

会后这件事还是被追查了，最后发现没有投票的人是民盟秘书长张东荪。

对此，毛泽东从容地说：“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毛泽东的权利，要尊重事实！”面对毛主席豁达的胸襟，所有人都感到由衷的敬佩。

其实对于张东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毛主席很了解，早在49年年初的时候，张东荪就去西柏坡见过毛主席。

对于这些民主知识分子，毛主席是欢迎的，但对于他们的思想，毛主席当场就进行了批评。

毛主席尖锐的指出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亲美”“恐苏”思想。

这几句话直戳张东荪的内心，他始终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就不能和美国交恶，否则极有可能成为美苏两大强国之间的牺牲品。

即便毛主席指出了他思想上的错误，但他依旧没有改正，始终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策略是错的。

但张东荪也明白，他不可能改变中共的外交方略的。因此他居然诞生了借助个人的声望，利用民间渠道向美国示好的打算，这种危险的思想也给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张东荪有了成为中美之间“中间人”的打算，因此他多方调查，想要找到途径联系上美国。

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老熟人，叫王志奇。

这个王志奇抗日战争期间曾经资助过他的报纸，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做进出口贸易。但实际上，这个王志奇本身就是美国派来的间谍！

王志奇对他说，自己有联系美国的“路子”，能帮张东荪做这个“中间人”。这让张东荪大喜过望，两个人的联系越加紧密了。

1950年，就在朝鲜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王志奇找到张东荪，对他说美国有意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就是计划的第一步。

这一番话吓坏了张东荪，他认为一旦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中国必然会成为炮灰。

因此他赶紧跟王志奇说：“你能不能向美国政府转达，如果战端一起，最好不要进攻中国，我们这些民主人士会影响中国政府的！”

为了证明张东荪这些“中间派”的态度，张东荪还拿出一份政协名单来，将可以合作的一些人用笔画出来告诉王志奇。

甚至张东荪还把一些国家情报毫无保留的告诉了王志奇：“他说国家如今的工商税占到30%多，农业税则占到40%多。说明目前的国有企业实力还是很弱，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根本不够。”

张东荪自己可能都没察觉到，他对王志奇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国家机密情报，美国可以根据这些情报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计划。

中国决定出兵朝鲜之后，张东荪也觉得继续与王志奇交往有些不妥，于是他就劝王志奇赶紧离开，自己也想切断与王志奇的关系。

但他没想到的是，此刻他已经落入了公安机关的眼中。

公安机关对张东荪和王志奇实行了抓捕，王志奇毫无顾忌，当场就把罪责都推到了张东荪身上，说所有情报都是张东荪提供的，他也是美国间谍。

张东荪知道以后也极为后悔，他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无意中泄露了国家机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间谍！只是受到了间接的蒙蔽。

公安机关很快向上进行了回报，无论是党中央还是民主党派都十分震惊。

毛主席专门找到民盟主席张澜，对他说：“对这样的坏分子，我们不能坐在一起开会了。”

1952年12月，民盟中央将张东荪开除盟籍。随后他自己也辞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文教委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对于如何处理张东荪，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哪怕海峡对岸都极为关注，很多的人都认定张东荪这次完了！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党中央对此事的处理却很低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自此，张东荪“叛国”案尘埃落定，被免除了一切职务的他，只能赋闲在家被“养起来”了。

虽然他名义上挂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名字，但是一个“美国间谍”又哪有资格去上课呢？

无奈的张东荪只能在家里写诗自嘲——书生谋国直堪笑。

参考资料：

张东荪与“张东荪叛国案” 武志文 文史精华 2013-04-06

张东荪：书生问政的风雨历程 齐玉东 文史春秋 2012-03-10

一个卷入“叛国案”的学者——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风雨人生 黄波 文史天地 2005-01-15

毛泽东眼中的“坏分子” 王凯 文史博览 2010-09-05

193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共——以《再生》为例的分析 王毅 史学月刊 2012-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