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末代皇帝溥仪因病逝世，遗孀李淑贤实在拿不出钱，还是借了100块钱为他办了葬礼。
是的，临死前，溥仪一穷二白，每月的工资几乎都花在了医院。
然而，之后的数十年间，又凭空冒出来所谓的“溥仪遗产”，且李淑贤为了所谓的"独吞"遗产，坚持不改嫁，与他人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法律斗争，成了公众焦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溥仪凭空冒出来的财产从哪里来？
李淑贤的坚持，是对溥仪深情的延续，还是对物质利益的执着追求？
1962年，一个平凡工作日，末代皇帝溥仪的平静生活，被一张照片激起了涟漪。
照片上的女子正是他日后的妻子——35的李淑贤，一位护士。
溥仪本就对医务工作者，怀有一种特殊向往，他曾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却未能如愿。因此，当他听说李淑贤正在寻找伴侣时，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
不久，二人初次见面。
如同电影中的经典桥段，溥仪在俱乐部焦急等待，李淑贤出现，两人的握手，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溥仪被她的朴实与认真所吸引，而李淑贤则被溥仪的风趣与幽默所打动。
彼时，二人相差20岁，但丝毫没有影响二人之间的交往。
因为，李淑贤曾经也经历过两段婚姻。
她8岁丧母，14岁丧父，继母将她推向了被卖为妾的绝境。
不愿意屈服的李淑贤偷偷逃跑，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为了生存，李淑贤不得不匆忙地将自己嫁出，但命运似乎总爱与她开玩笑，她的丈夫不仅粗鲁无文，更是一个暴力的虐待者。
一次次的忍受与挣扎后，李淑贤终于鼓起勇气，选择离婚。
新中国成立后，李淑贤通过学习，成为了一名护士，也踏入了第二段婚姻。
可很快，她的第二次婚姻也因感情不和而告终。
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李淑贤和溥仪的相处反而很舒服。
不久，两人决定结为连理。
溥仪不懂为什么李淑贤不介意自己的年龄，李淑贤说：“只要感情好，年龄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溥仪深受感动，对李淑贤疼爱更甚。
二人朝夕相处，自然，李淑贤很快发现了溥仪的隐疾。
他经常夜里不睡觉，而是整夜开灯读书。
有次，李淑贤已经睡着了，突然感觉到有人趴在她身边，闻她的头发和脖子。
李淑贤被吓呆了，但什么都没说，溥仪自然也没有说什么。
李淑贤跟随溥仪到了医院，发现他并非去看病，而是去注射室。
当她看到了药品名字时，真真切切伤了心。
她愤怒地质问溥仪，为何要注射那种药物，随后愤然离去。
溥仪深知自己的“无能”伤害了李淑贤，他回家后，含泪跪地，向李淑贤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无奈。
他说自己愿意放弃，可李淑贤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
尽管如此，两人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消解。
夫妻二人的矛盾，甚至引起了政协领导的关注，周总理亲自出面调解，用诚恳的话语劝解李淑贤：
“我知道你们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孩子，我和小超也没有啊，但是全中国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闻此，李淑贤改变了对溥仪的态度。
而陷入温柔乡的溥仪也很幸福，他曾深情表白李淑贤：
“在遇到你之前，我真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和你结婚以后，我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么珍贵的情感。”
李淑贤也因溥仪的温情而改变。
日后，溥仪生病时，也是李淑贤整日整夜守在身边，直到溥仪去世。
二人的婚姻只有5年，但或许是溥仪重生后最快乐的时光。
虽然，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
1983年，溥仪去世16年后，意大利想象影业公司以溥仪为原型拍摄的《末代皇帝》电影，大获成功。
1985年，李淑贤以溥仪遗孀的身份，向中共中央高层发出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件，一场纠缠10年的官司就此拉开。
问题的症结在于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的作者究竟是谁？
自传，那作者就应该是溥仪，还有其他人吗？
其实不然。
《我的前半生》不仅是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当时，他正身处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其他战犯一样，溥仪被强制性地回溯自己的过去，深刻反思自己的罪孽。
从1951年开始，历经九年时间，才终于完成了这本自传。然而，溥仪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写作技巧不娴熟，就连记性也很差。
为帮助他完成这部作品，他的弟弟溥杰以及一些伪满大臣们纷纷伸出援手，帮他梳理过去的点点滴滴。
最初的基调是“我罪恶的前半生”，这无疑是一部充满悔恨之情的作品。当这部作品的初稿在内部油印之后，立即引起了领导层的关注。
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1960年，群众出版社决定将这部作品付梓出版，并委托李文达协助溥仪先生整理书稿。
李文达在接手书稿后，发现溥仪的叙述过于简洁，而且只涉及到1956年的内容。
他深知，要想真实地反映出溥仪的改造过程，就必须收集更多的素材，进行更深入的采访。于是，他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搜集资料和采访之旅。
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采访了许多与溥仪有关的人士，甚至亲自前往监狱，与溥仪进行深度交谈。溥仪对李文达无所不谈，无论是大事还是琐事，都会与他商议。
李文达也感到，在帮助溥仪的过程中，他对于党的改造政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他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整理工作，但最终发现，这份长达24万字的整理稿并不尽如人意。
李文达认为需要重新编写，因为目前这本并未能深刻地反映出来溥仪的思想变革过程，领导和溥仪都同意了这一提议。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李文达投入全部精力，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采访工作。
为了获取更多的素材，他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摄政王载洋和伪满大臣郑孝胥等重要人物的日记，甚至观看了长达两百多米的显微胶片。
这个过程中，他与溥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共同探讨近现代史，使得溥仪的思想境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然而，这部作品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
尽管李文达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素材，但是在最初的版本中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
于是，溥仪和李文达继续采纳各方意见，对书稿进行多次调整。
终于，在1964年，历经九次精心修订，三度易稿的《我的前半生》得以正式面世。
此时的篇幅已经缩减至41万字，但却更加精炼、深刻地呈现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溥仪对李文达的付出表示了高度的认可，他说李文达：
“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
可以说，若是没有李文达对作品的极尽苛求，没有他的倾力相助，就没有我们如今能看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
也因此，出版之前就有人建议，书名应该是溥仪和李文达。
但李文达却觉得这毕竟是以第一人称所写的自传体，写上自己名字不太好。
领导接受了李文达的意见，他们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个决定，让李文达在20年后背上了官司。
在那个宫廷题材风靡的年代，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球。
迄今为止，在国内的总印数已达183万册，英、日、德、意语等多种译本也行销世界各国。
群众出版社赚了，溥仪和李文达也有了丰厚的稿酬。
可随着溥仪去世，属于溥仪的那份稿酬就没了。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1983年，意大利的想象影业公司计划将溥仪的故事搬上大银幕，名为《末代皇帝》。
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获得《我的前半生》的授权。
这本是一桩双赢的生意，却因为李淑贤对报酬的不满而变得复杂起来。
就在这时，李文达站了出来，他以作者的身份与电影方签订了授权协议，并成为了电影的顾问。
这一举动，无疑触动了李淑贤的敏感神经。
《末代皇帝》的成功，不仅在奥斯卡上斩获无数奖项，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溥仪的热潮。
可是，李淑贤心里很不舒服。
1985年，李淑贤以溥仪遗孀的身份，向中共中央高层发出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件。
她在信中强烈要求确认溥仪是《我的前半生》的唯一作者，并声称自己是该书著作权的合法继承人。
李文达也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详细说明了自己在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的贡献，反驳了李淑贤的主张。
同年11月4日，国家版权局认为，《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和李文达共同创作的结果，两人应共享版权。
可李淑贤不满足，她又将李文达告上了法庭，要求确认溥仪为该书的唯一作者。
然而，由于案件的复杂性，法院的判决迟迟未能出台。
直到1993年，李文达遗憾离世，享年75岁。
1995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了判决，确认《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归溥仪个人所有。
这一判决，无疑是对李淑贤诉求的支持。
然而，李文达家人并未接受这一结果，他们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1996年7月17日，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李淑贤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官司中，终于赢得了胜利。
但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她在赢得官司的第二年，便因肺癌去世了。
纵观这场长达十年的官司，似乎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李文达遗憾而终，李淑贤赢了又如何，最终也只能落了个人财两空空。
也正因此，外界对李淑贤的质疑并未停止：她究竟是为溥仪争取名声，还是为自己争取钱财呢？
目前来看，第二种的可能性大一些。
否则，在《末代皇帝》未播出之前，她为什么不去写长信投诉？
毕竟，当时的稿酬也是溥仪和李文达共同享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