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是一个伟人，是中华民族之魂。鲁迅生于1881年，逝世于1936年，享年56岁。他的寿命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不算太短，但是他们两个弟弟，一个人活了82岁，一个人活了96岁。

所以，相比之下，鲁迅的寿命无疑是三兄弟中最短的一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鲁迅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因此，他的逝世也让文艺界和文学界以及很多学生心痛不已。1936年鲁迅逝世后，大家由谁来抬灵柩起争议，因为他们都想为鲁迅先生做最后一次的保驾护航。就在这时，沈钧儒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期间，除了看牙等一些小病之外，生过几次与肺有关的大病。

一次是在1928年6月，在一次他写给章廷谦的信中，他对自己的身体十分自信，尽管每天抽烟三十至四十支，但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什么事都不管，玩他一年半载，就会好得多。”

其实，医生根本不敢把诊断结果告诉鲁迅，说明这个病的严重性，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肺炎是绝症，医生也不便多说。但鲁迅是学过医的，在他的追问下，医生才吐露实情。

鲁迅在上海多年持续紧张压力的生活，又生了两场大病。

1936年3月2日，鲁迅在这天下午去藏书看书受寒，引发了支气管炎，又引起了发肺气肿。

5月18日，鲁迅再一次记录了自己发烧的日记，发烧37度以上的日子达13天，在这期间，鲁迅每天都要去看医生。进入6月，鲁迅感到自己精神“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一直坚持的日记也不再记录。

6月的日记也只记到了5日，就再也没有记录下午。7月开始，虽然恢复了日记，但他却持续发烧，日记里几乎每天提及须藤医生或者医务人员来帮鲁迅注射消炎药。

8月13日，开始痰中带血，疑似肺结核。医生告诉他不要多动，需要卧床休息。鲁迅却回答道：“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只要稍微精气神好了，鲁迅就会去出门到书店会友寄书。

1936年6月18日，鲁迅的知己瞿秋白英勇就义后，他悲愤不已。为了纪念瞿秋白，鲁迅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编完了30万字的《海上述林》上卷。

从3月份开始，鲁迅发病体重就下降到37公斤，他不顾身体，昼夜校对编辑，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对此，鲁迅曾说：

“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的好。”

终于，工作上的劳累使得鲁迅的病情加剧。引起了一众好友的关注，史沫特莱陪着上海著名肺病专家、美国医生邓恩前来诊断。

邓恩告诉他，鲁迅的病恐怕过不了年了。其实，鲁迅的病情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邓恩还说道：“若鲁迅的病发生在欧洲人身上，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

鲁迅并未将病情告诉其他人，其实在他的身上除了肺病之外，还有晚期肺结核，胃扩张、肠弛缓、右胸温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等多种严重疾病。

从鲁迅肺部的胸片来看，两肺部位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黑影。所以专家们一致认为鲁迅是死于肺气肿引起的气胸。

对于鲁迅的去世，许广平在给友人的信件中写道：

“……要写明周先生的病状，可实在不容易，因为这和他一生的生活，境遇，工作，挣扎相关，三言两语，实难了解。”

鲁迅在长期的生活中，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天，他不顾医生的警告，在寒风中步行到日本友人的住所，去解答他的翻译难题。

就这样，还未病愈的鲁迅就因为这次外出受凉感冒，诱发肺部疾病被夺去了生命。

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代文豪闭上了眼睛。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开始和周建人等人一起商议丧事的安排。冯雪峰和宋庆龄等人得知消息，立即赶来吊唁。

经过商议，他们决定由万国殡仪馆承办丧事，并拟定了九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上海很快传播，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赶到住所吊唁，他们站在鲁迅的遗体面前痛哭不已。

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首先赶到，他用一块软体石膏，为鲁迅做面部石膏横型。下午2时，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人拍摄了万国殡仪馆吊唁和公墓安葬的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下午3时，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了鲁迅的遗体。

鲁迅的逝世，在上海甚至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他逝世的当晚，上海《大晚报》就刊出讣告，第二天，上海的各个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和治丧委员会的名单。

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连续发出三份电报，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根据鲁迅家属和治丧委员会的意见，20日到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遗容时间，22日下午安葬于万国公墓。

20日一早，鲁迅的遗体经过稍加化妆后，移动至楼下大厅，等待社会社界人士的吊唁。

他的遗体身穿咖啡色绸袍，他面容消瘦，神采依旧。

前来吊唁的人佩戴着黑纱，带着白花，向鲁迅做最后的告别。

上海文艺界和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前来吊唁。不过，吊唁最多的还是学生，他们是鲁迅最忠实的读者，他们想要送他们最敬仰的鲁迅先生最后一面。

21日下午3时至4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在场的三十多人，向鲁迅遗体进行三鞠躬礼，许广平趴在地上失声痛哭，所有人泪流不止。

22日，是鲁迅的葬礼，墓地选在了上海的万国公墓。

在讨论葬礼的安排时，治丧委员会和各界社会人员开会，但在“由谁来抬灵柩”的问题引起了争论。

胡风认为，先生的棺材应该由文艺界来抬，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章乃器持异议：

“先生属于世界被压迫大众，更属于中华民族。失去了他的民族性，国际主义空泛之致。在国难当头的今天，先生精神应该归结为民族求存。”所以他不支持由文化界的人来抬棺。

在众人的争论中，沈钧儒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起灵时文艺界抬棺材，到公墓时由各界人士来抬。”

对此，大家一致同意。之后，他们又对鲁迅棺木上覆盖怎样的旗帜进行讨论。如果是要“国葬”的话就要覆盖当局的旗帜，但这显然是违背鲁迅意愿的。最终，大家决定给他一个民族的葬仪。

随后，沈钧儒写下了“民族魂”三字，他知道如此一来，先生定会非常高兴。

1936年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万国殡仪馆，为鲁迅举行了葬礼。

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的全部成员共30余人，面对棺木，默哀、行三鞠躬礼，再由殡仪馆工作人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

紧接着，由文艺界胡风、巴金、曹白等人扶灵柩出礼堂，扶柩而行。

2时30分，送殡队伍出发，两位侄女扶着司徒乔画的鲁迅遗像走在队伍最前面。许广平、周海婴、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乘车紧随其后。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先生主持礼仪，沈钧儒先生致悼词，介绍鲁迅先生的生平及成就。

宋庆龄、内山完造发表完演讲后，救国会的沈钧儒、王造时将一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到东首墓地，缓缓安置在穴中，然后盖上石板、覆土。

顿时，万国公墓上空响起了无数人的痛哭声和《安息歌》的歌声。

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归于黄土，变为一方小小的土堆。令国人扼腕叹息。

鲁迅一生都在战斗，与强权、与黑暗、与压迫、与奴役、与功利，他以笔为刀剑，向一切黑暗投掷过去。

鲁迅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战斗，他曾说道：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自己灵魂的荒凉与粗糙。”

这场未曾间断的战斗损伤了鲁迅的身体，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精神上的伤害。

但他却并不怕死，他对死亡似乎早有准备，对于后事冷漠到让人震惊：“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情”，“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一个都不宽恕”。

在临终前，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批判者的形象，而在这背后，他却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希望国家能好起来，希望国民有自主的想法，希望能有一个强大的挺直脊梁的中国。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