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夏季，一个台湾妇女跟随台湾妇女团体赴大陆访问，此时她与大陆已阔别多年。她感到一切都非常亲切。她立即向接待方表达了她想要面见邓大姐的迫切愿望。

两人见面后很是激动，邓大姐深情地拉着她的手说道：“为了纪念恩来，让我再叫你三声‘跑得快’吧！”这位台湾妇女噙着泪水连连答应着，好像回到了多年前，她和周恩来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那么，此人到底是谁呢？

邓颖超口中的“跑得快”叫武佩琴，1915年出生于山西太原，这个外号是周恩来夫妇在重庆曾家岩51号时，为她起的别号。

武佩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早年间家里经营矿业银楼生意，生活很是幸福。但她在上初一的时候，被疯狗咬伤了又拖，伤势严重，最后通过求医才治愈，但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

为了能早点像正常人生活，她每天都通过骑自行车练习，在她的努力下，她的腿部竟然发生了奇迹，两条腿一样长。

1936年，她还参加了一场运动大会，在自行车比赛中还获得了冠军，这也证明她的右腿已经完全康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她跟随学校来到了西安，投入军委会战干四团，统编后成为了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学生。

毕业后，她被分派到了西安难民儿童院，任战时儿童第二保育院院长，接收了500名儿童，成为了难民小学的校长。战时的儿童保育院，宋美龄担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任常务理事。

在二百多名中外名人的支持下，在全国各省及陕甘宁边区都成立了分会，这也是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的一次典范。

因为这些都是儿童，武佩琴每天需要管理的就比较多，要忙前忙后地照顾孩子，还要为他们筹集物资，每过一段时间还要去重庆开会。

在重庆时，她住在曾家岩50号二楼，三楼就是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的住所。因此，也结识了他们，成为了较好的朋友。

起初，武佩琴根本不认识他们，但也知道他们是很重要的人。武佩琴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女孩子，经常会去邻居家串门，很快也和周恩来夫妇熟悉了起来。

周恩来夫妇工作繁忙，武佩琴也会帮助他们做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周恩来不在家里时，邓颖超就会让武佩琴给她做饭买菜跑跑腿，买点馒头、辣椒、鸡蛋之类的东西。武佩琴就会飞快地跑下楼，穿过几条街，去购买。

在那段时间，武佩琴就像一个贴心的孩子，为邓颖超一家忙前忙后。闲暇时还会帮邓大姐补补衣服，做事一点都不含糊。

每当邓大姐家里来人椅子不够时，她也会立马跑到家里给大家搬椅子。

那段时间，武佩琴显然成为了周恩来家中的一分子，和邓颖超亲如姐妹，两人也常常说着知心的话。就连常来的客人都认识她，不过当时还未出嫁的女孩不能直呼其名。

所以周恩来和邓颖超就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跑得快”。因为她总是为周家忙上忙下的，就这样，周家的客人也这么称呼她。

后来，武佩琴因工作关系从重庆回西安时，邓颖超考虑到她的生活，为她做了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

临走前，邓颖超交给武佩琴一封信，要她把信送到冯玉祥的秘书余心清那里。武佩琴照做，两三天后，她却接到了任命她为赈济委员兼西北特派员的公函。

她这才知道，周恩来夫妇担心她生活没有着落，没办法照顾孩子，便给她找了这么一个工作。

因为有了这个职位，她不管到哪一个政府机关都会拿到粮饷，这在战争年代是能救命的东西。也正是如此，武佩琴每个月能领到三袋面粉，也让保育院的孩子们能填饱肚子。

抗战胜利后，武佩琴复员还乡，临走前还为500个孩子每人做了一套棉被，为他们筹集了不少物资。回到上海后，她和丈夫举办了婚礼。1948年年底，迁居台湾。

在台湾的十几年中，武佩琴没有了周恩来夫妇的帮助，生活很是艰难，丈夫瘫痪在床，上有老下有小。但她都熬过来了。

70年代，她跟随儿子赴美，创业开了“中国第一大饭店”，致力于将中国的饮食文化发扬光大。她在申请护照时，美国官员问她，为什么饭店要取名“中国第一”？

她骄傲地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当然要中国第一。假如你到中国去开店，是否也要争取美国第一。”武佩琴的话，让美国官员肃然起敬。

在武佩琴的努力下，她为祖国赢得了不少荣誉。在洛杉矶就有2740家餐厅，烹饪技术独树一帜，赢得了国内外友人的称赞。

1982年，她从美国返回了台湾，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上创建了“圆明园餐厅”，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高峰。

在这里，她保持着和“中国第一大饭店”一样的传统，对那些华人不管来自哪里都会当作亲人看待，帮他们解决难题。

在台湾，武佩琴主张两岸统一，当大陆的儿童团去访问时，也会赠送他们小礼物。她常常说道，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应该多交往，不要分彼此。

1991年夏季，武佩琴跟随台湾一个妇女团体赴大陆访问。当她表达了她想要拜访邓颖超的请求后，邓颖超立即派车接她到中南海西花厅。

一见面两人都激动不已，武佩琴也感觉到邓大姐除了老了一些之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她们两人坐在一起回忆着往事，邓颖超也询问了她的生活。

临走前，邓大姐深情地拉着武佩琴的手说道：“为了纪念恩来，让我再叫你三声‘跑得快’吧！”

邓大姐连着喊了三声跑得快，武佩琴含着眼泪一声又一声答应着，好像又回到了过去周恩来和邓颖超喊她去买东西的时候。

1995年，武佩琴再次来到北京参加世妇大会，她在会上发言：

“……没见过那个国家主持这样的大会能比得上中国，作为当今的中国人实在值得自豪。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就是祖国的强大和统一……”

开完大会回到台湾不久之后，她因病住院，当时的台湾举行了“我是中国人”的万人大游行，她带病走上街头，将她期盼的两岸统一的愿望呼喊了出来。

1997年秋季，她身患淋巴癌绝症，她意识到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为了做到她曾许下的诺言，她专门召唤儿子、儿媳专门从美国赶回了台湾，护送来到北京。

来到北京，她坐在轮椅上，将一万美元捐给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与此同时，她已经立下遗嘱自己身后，将由自己的孩子们来做这件事，每年一万美元，一直到计划完成。最后又说了一句：“明年，我还要来北京。”

在北京短短的几天，社会各界人士前来看望她，武佩琴开心不已，她动情地说道：“明年我一定还要再来，我们好好叙叙。”

1997年12月24日，武佩琴癌症复发逝世。从抗战起，她一直在为儿童事业服务，直到年老也仍然关心着失学儿童，关心着祖国的下一代，她将这件事情当成了她一生的事业。

而那些被她帮助过的儿童也早已长大成才，分散在海内外，继承她的遗愿，成为了祖国的建设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