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知府，是整个“改稻为桑”过程中最重要的官职，杭州知府的任命变迁，牵涉到整个嘉靖朝的最高权力格局。
这是隐藏在整个《大明王朝》背后的一条暗线。
对于这个问题，不但大多数观众读者没看清楚，就连剧中很多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物也没看清楚。真正能看透的，大概其只有四个人：严嵩、徐阶、胡宗宪、赵贞吉。
如果单论官位品级，区区一个四品杭州知府，本来是拿不上台面的角色。“毁堤淹田”一案，胡宗宪未经请示，就斩了两个四品官：马宁远和李玄。
马宁远的死，并不是死于“毁堤淹田”的本身，也不是因为他无能，只是因为他是嘉靖帝御用的牺牲品。
台前幕后太监、严党、清流，这是嘉靖朝晚期的三大势力。
嘉靖四十年的御前财政会议上，在嘉靖同意了严嵩“改稻为桑”的策略后，各方势力的反应是大不相同的。其中，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代表的清流最为沮丧，而清流的背后是裕王。
原因很简单，正月十五的御前财政会议，本来就是裕王和徐阶等人对“倒严”的一次试探。结果，嘉靖不但没有任何要倒严的意思，反而同意了严嵩“改稻为桑”的策略。
这在裕王等人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
嘉靖帝宁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让严嵩去剜肉补疮、填补亏空，也就是说嘉靖还是离不开严嵩，就更不用说倒严了。
更为关键的是，整个浙江，从上到下的各级衙门，几乎都是严党把持着。在这种情况之下，严党在浙江“改稻为桑”的成功，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的。真要到了那一天，再想要推倒严党可就难了。
带着这样的认知，不管是裕王还是高拱、张居正都显得有些焦躁，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改稻为桑”给他们搞黄，让他们搞不成！
可这又谈何容易？整个浙江官场都是严党的人，上到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藩台郑泌昌、臬台何茂才，下到杭州知府马宁远......他们在浙江可以说是一手遮天。
这个时候，裕王府詹事谭纶主动请缨，愿意去浙江捣乱、搞破坏，策反浙江巡抚胡宗宪。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之下，谭纶颇有种“风萧水寒”的意味，而裕王等人也只好是死马当活马医。
虽然结果有些歪打正着，但裕王等人对嘉靖“圣意”的揣度还是离题太远，他们根本没有猜到嘉靖帝的真正意图，更没有看到嘉靖帝的政治权力布局。
在《大明王朝》中，任何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是嘉靖帝对权力的权衡与制约，这是嘉靖帝“太极政治”的真谛。
但凡了解嘉靖帝的人都应该知道，他不会让任何一方势力在权力中一家独大，在中央是这样，在地方同样也是这样。
更何况，在嘉靖晚期的政治局势当中，倒严在嘉靖帝的心中早已经提上了日程，嘉靖帝为这件事情也已经做了很多铺垫。
所以，在看似铁板一块的浙江，实际上并不完全是严党的天下，嘉靖帝早就在这里楔下了两颗钉子，这两个人就是胡宗宪和马宁远。
因为嘉靖帝知道，胡宗宪名义上虽然属于严党，但是他其实并非党争之人，是个有良知、有原则的官员，在关键时候能够对严党起到制约的作用。
嘉靖帝曾经和吕芳说过一番话，我们可以窥探到这里面的一些门道：
“国库没有银子，得靠严世蕃他们去弄，八分归国库两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七分归国库三分归他们朕也认了。他们要是还想多捞，连个胡宗宪也不能容，逼反了东南，这也就不能再容他们！”
从这番话也就可以看出，嘉靖帝明白胡宗宪不是党争之人，所以需要严党们“容”他。这一点其实严嵩是很清楚的，这也是嘉靖帝和严嵩共同的默契。
而身为杭州知府的马宁远，则根本连严党的门槛都进不去，严格来说他充其量是严党下面的“胡党”，因为他是胡宗宪一手提拔上来的，可以作为胡宗宪在杭州的帮手。所以，嘉靖帝给马宁远的定位，也应该是严党的制约者。
正是因为这个背景，谭纶在浙江才能有所作为，不是因为谭纶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嘉靖帝默许谭纶去制衡严党。否则，谭纶区区一个总督府参军，根本不可能在浙江掀起什么浪花。
不过可惜的是，以马宁远的政治嗅觉，悟不到这么高的层面。
杭州知府虽然跟严嵩、胡宗宪这些人差得很远，但马宁远也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角色，而且也有一定的政治嗅觉。
因为谭纶的到来，对于“改稻为桑”背后的政治意味，马宁远明显的察觉到了：“改稻为桑”如果成了，就是严党的一次大的胜利，相反则是一次很大的打击！
而“改稻为桑”的主场就是在杭州，也就是说，身为杭州知府的马宁远，不可避免的要成为这次“改稻为桑”的具体执行者，而且自己也不可避免的要卷入党争之中。
所以，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站队的问题，一旦站对了可能就会就此飞黄腾达，可一旦站错了也可能会万劫不复。
但马宁远的政治嗅觉，显然不可能到达严嵩的高度，他看不到嘉靖帝的权力布局，也看不到嘉靖帝对严党的真实态度。
从马宁远的视角来看，整个严党依旧是如日中天，尤其在浙江无出其右。所以，他的看法和裕王等人一样，认为“改稻为桑”是嘉靖帝支持的，而且以浙江当下的局势来说不可能不成功。
除此以外，马宁远对胡宗宪也很了解，他同样知道胡宗宪不是党政之人，不是严党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马宁远耍了个滑头，他在站队的时候，表面上是站在胡宗宪一边，实际上是站在了严党一边，具体来讲就是与受严世蕃控制的郑泌昌、何茂才达成了同盟。
不仅如此，在后来具体执行的时候，他一直都把胡宗宪拉在面前做挡箭牌。
比如，他带着士兵围堰踏苗的时候，戚继光突然出现把兵带走，马宁远指着戚继光叫道：
“你是部堂的人，我也是部堂的人，想反水，没有好下场！”
再比如，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让他带人“毁堤淹田”的时候，马宁远一再质问为什么不让胡宗宪知道，表现上看起来是对胡宗宪的忠心，实际上是想拉胡宗宪下水，从而甩掉自己身上的责任。
在跟杨金水等人一顿扯皮以后，当他意识到没有办法拉胡宗宪下水以后，他又找沈一石要了两颗百年老山参，在“毁堤淹田”之前去送给了胡宗宪。表面上看是关心胡宗宪的身体，实际上则是去给胡宗宪提醒，想给自己留后路。
果然，在胡宗宪主持分洪以后，他们淹杭州九个县的目的没达成，马宁远意识到“改稻为桑”难以实现，又主动跑到胡宗宪那里去寻求庇护。
说实话，马宁远的这一番操作，实在是让我看得眼花缭乱。以他的政治嗅觉和手腕本不该死，可惜他站错了队，低估了杭州知府这个位置的风险，最终才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两难自解嘉靖晚期，杭州知府人选的变更，反映出来的是嘉靖帝对严党的态度。
在“改稻为桑”的第一阶段，嘉靖帝对严党还抱有希望，所以杭州知府由表面上看起来是严党的马宁远担任；
到了“改稻为桑”的第二阶段，“毁堤淹田”事件的发生，让嘉靖帝对严党产生了失望，所以杭州知府改授和严党无关的高翰文；
到了“改稻为桑”的第三阶段，织造局的贪腐曝光，严党已无力收拾残局，嘉靖帝任命裕王门下的谭纶为浙江按察使，实际上就是取代了杭州知府的作用。
所以，高翰文担任杭州知府，并不是严世蕃心甘情愿，而是他对嘉靖帝妥协的结果。为了向嘉靖帝妥协，只好从不是严党的人中，选了个提出“以改兼赈，两难自解”方案的高翰文，并且在高翰文临行前极尽拉拢。
对于这些内幕背景，高翰文是不知道的，高翰文这个人完全是个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事未经历不知难”，很多复杂的事情，其实逻辑上都很简单，只不过是执行者之间各种纠缠的利益关系把事情搞复杂了。
翰林院出身的高翰文，既不通人情世故，又缺乏政治经验，所以他自然不具备马宁远的政治嗅觉和手腕。所以，相比于马宁远来说，高翰文在杭州知府任职期间的表现，就像是个被很多人耍的团团转的傻子，无怪乎后来胡宗宪会说他不适合做官。
在政治站队方面，一开始他感激严世蕃的“知遇之恩”，积极地站到了严党一边。所以他在驿馆见到胡宗宪的马队时，极力避免去见胡宗宪，而在不得不见之后，又对胡宗宪表现出了不该有的倨傲。
在听到了胡宗宪的一番解说之后，才意识到了严世蕃的真实用心，明白了所谓“以改兼赈”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如果真的逼反了浙江百姓，那么他这个杭州知府，就变成了十足的替罪羊。
而直到后来真的到了浙江，才彻底相信了胡宗宪的话，意识到自己是被严世蕃给骗了。
于是，一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二是因为不满于严世蕃的欺骗和利用，高翰文又选择了改换门庭，站到了裕王和清流们这一边。
由此可见，高翰文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太过人的主见，更没有什么政治天分。
在胡宗宪的忽悠之下，他虽然改换门庭，避开了一个坑，却又跳到了另一个坑里去。自始至终，他都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处境。
果然，因为这一次反水，结果让自己深陷党争旋涡之中，而且一时之间成了矛盾的焦点。一方面，清流没有把他当作自己人；另一方面，以郑泌昌、何茂才为首的严党也把他当成死敌。
在这种背景之下，里外不是人的高翰文举步维艰，处处被人利用，直到最后被杨金水、郑泌昌、何茂才抛出去当了替罪羊。
小结所以，相比于只活到第四集的马宁远，政治白痴的高翰文之所以能得到善终，纯属侥幸。
因为在浙江的这场大博弈当中，他意外的站对了队，站到了清流这边，所以胡宗宪才在最后关头教了他“请罪”保命的手段。
而更重要的是，在嘉靖帝的政治棋局里面，杭州知府这个位置，本来就是用来制约严党的。所以高翰文的做法，无意之间迎合了嘉靖帝的政治布局，只要嘉靖帝不想让他死，他自然也就死不了。
【原创】王玄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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