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小分队进村索要钱粮,半夜日军来袭;笑曰:中了朱司令妙计

乐蓉说过去 2024-04-25 07:37:10

1991年初夏,河南郑州离休干部朱占魁的家中,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的农村妇女。自称来自于河北省永清县。

听到熟悉的乡音,时年82岁朱占魁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女人说:“我哥王秀之,1947年初,您派他去执行任务,我哥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您能告诉我吗?”

朱占魁一愣,随后低下头来,口中喃喃自语道:“你哥是个英雄,是我害了他,我对不起你们兄妹俩!”言罢泪如雨下。

王秀之是解放战争时期被错杀的,为了恢复名誉,朱占魁从此整日冒着酷暑四处奔波。

可惜天不遂人愿,7月30日这天,朱占魁遭遇一场车祸。弥留之际,他长叹一声道:“我这一辈子,一步走错终生错,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朱占魁号仲武,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安次县(今廊坊安次区)小益屯村。

朱家是武术世家,1900年6月,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沿津芦(卢沟桥)铁路北犯,途径廊坊时,遭到义和团的强力阻击。

朱占魁的祖父朱文秀、父亲朱广福、伯父朱广发身先士卒,杀入敌群,手刃侵略军七人。

朝廷无能,竟然将朱文秀抓进大牢,直到慈禧太后死后,朱文秀才被放出来。

朱广发因为杀洋鬼子,也被朝廷通缉,多年来一直东躲西藏,虽然早已成亲,却始终没有孩子。

朱占魁五岁时,过继给了伯父。朱广发并没有因为朱占魁是继子,让他受半点儿委屈,反倒将继子视为掌上明珠。

朱占魁自幼跟随继父习武,七岁时,朱广发夫妇省吃俭用,把朱占魁送进学校读书。

由于爷爷的原因,朱占魁极端的仇视洋人,尤其是八国联军的那几个。

朱广发家境贫寒,夫妻二人拼死拼活的干一年,也赚不够朱占魁的学费,高小毕业后,15岁的朱占魁虽然考试成绩名列榜首,可还是被迫辍学了。

为了养家糊口,朱占魁进了一个唱河北梆子的戏班子,先是做吹鼓手,后来班主见他手脚伶俐,就提携他上台演武生。

当时河北梆子和京剧并没有太明确的划分,行内人称之为“京梆两下锅”,如果只会一种,赚的钱要比其他人少一半。名噪一时的京剧四大名旦,其中倒有三个人是唱河北梆子出身的。

京剧靠唱,河北梆子靠打,当时戏曲界著名的武生,绝大多数都是河北人。

朱占魁自幼习武,底子好,所以很快就成了戏班子里的台柱子。

朱占魁出色的能力,还曾经得到戏曲界著名的武生李吉瑞的注意,甚至一度想收他做自己的关门弟子。但最终还是因为朱占魁唱功太烂,收徒之事只能作罢。

俗话说“好把式打不过赖戏子”,唱戏的不容易,有“一天不练,手忙脚乱;三天不练,功夫丢一半”的说法。

朱占魁不畏寒暑,勤学苦练,虽然最后在戏曲界没混出什么名堂,可他练得身手矫健,无论是对付来戏班子闹事的地痞流氓,还是应对气势汹汹,来惹是生非的同行,朱占魁是见一个打一个,从来没有落过下风。

九一八事变后, 日寇侵占了东北。作为与东北唇齿相依的河北,马上高度戒备起来。几乎所有的民间戏班子都停止演出,朱占魁只得回家务农。

为了抵御日寇,河北各地开始大规模组建民团。

按照规定,每50亩地,出一个壮丁,并要求自携武器。这样的人家则被称作“枪户”。

朱占魁回家没多长时间,就稀里糊涂的进了小益屯不远的缑庄子民团。不用问,他这是被有钱人坑了。

朱占魁是朱广发的独生子,虽然他是过继来的。朱广发家徒四壁,家中根本没有50亩地,更拿不出钱来买枪买子弹。

不过朱占魁当了兵,就仿佛如鱼得水,各村的民团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就会有人从其中挑选成绩优秀的,到县里组成保安团。

朱占魁的成绩足够出色,所以他不但顺利的被挑选进永清县保安团,还给了他一个队长的头衔。

1936年5月18日,是永清县城一年一度的南关娘娘庙会。当时热河和冀东已经被日寇占领,一些数祖忘典的汉奸,在庙会上鼓吹冀中“自治”。

保安团出面制止,唯恐天下不乱的汉奸们,竟然向人群开枪。

朱占魁一怒之下,自作主张带人把汉奸们抓了起来。

义愤填膺的当地百姓一拥而上,将十几个汉奸活活打死。

朱占魁这回闯了大祸,日军直接向何应钦提出抗议,谴责他违背了与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协定,并强烈要求何应钦交出凶手。朱占魁闻讯后只得逃走。

不过这件事也让朱占魁名声大噪,有27个弟兄对他不离不弃,始终追随他。这其中就有永清县的王秀之。

王秀之比朱占魁小十岁,体格健壮,精通拳脚。有人说王秀之是朱占魁的结义兄弟,但朱占魁发达以后,对这个传言予以否认。

朱占魁躲了一年多,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带着27名弟兄,组成抗日游击队。

1937年8月,在安次县落垡镇火车站附近,将铁路彻底破坏掉。

当时日军正通过铁路,从天津向北平大规模增兵。一辆满载日军的军列,于当天夜里冲下轨道,车上的日军死伤惨重。

朱占魁趁机发起进攻,鬼子摸不清虚实,不敢反击。

经过十几分钟的激战,朱占魁缴获了四挺机枪,二十几支步枪,凯旋而归。

朱占魁打了胜仗,前来投奔他的青年络绎不绝。很快,朱占魁又陷入人多枪少的窘境。

朱占魁老调重弹,再一次将落垡镇附近的铁轨扒掉。

鬼子的军列重蹈覆辙,这一次朱占魁缴获了七十几支步枪,另外还有一门小钢炮。

7月25日,日军侵占廊坊。此时朱占魁手下已经有一百多个弟兄,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小打小闹没意思,还是跟着大部队,打起仗来更过瘾。

于是朱占魁带弟兄们去北平,准备投奔在那里坚持抗战的第29路军。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战,第29路军伤亡很大,并开始退守永定河。

朱占魁计划落空,还和鬼子打了个遭遇战,折了十几个弟兄。只能带人回到永清县,协助29路军在永定河阻击日军。

九月初,日军突破永定河防线,永清县沦陷敌手。

国军几个主力军,也从有组织的撤退,变成无序的溃退。

朱占魁以及手下八十几个弟兄,裹挟在溃兵中,一口气向西南方向溃败了300多里,直到饶阳县境内才停下脚步。

朱占魁这才发现,他的这支小部队,已经成为孤军,曾经并肩作战的国军,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朱占魁彷徨了,他不知该何去何从。

就在这个时候,朱占魁收到一个消息,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正驻扎在晋县的小樵镇。

朱占魁当机立断,从此成为吕正操手下的一员虎将。先是被任命为第二总队长,随后又改任为第三团第一营营长,这个团的团长孟庆山。

1938 年1月底,朱占魁在高阳县于八村,主动出击,与兄弟部队联手,一举全歼了日军一个中队200多人,少佐中队长旱川丹治被当场击毙。

朱占魁在战场上表现神勇,战后直接由营长,提拔为独立第一团团长。

二月初,独立第一团改称北上先锋队,朱占魁任司令员。率领部队北渡大清河,先后攻克了日军重兵盘踞的新镇县(后被撤销),霸县,李家口等重要据点。为八路军建立冀中根据地打下坚实基础。

朱占魁豪爽仗义,敢于直言犯上,再加上他在战场上头脑清醒,跟着他打鬼子,很少吃亏。

正因如此,朱占魁在普通百姓中知名度很高,许多青年参军,指名点姓要去朱司令的部队。

不到半年时间,朱占魁的部队,就由最早时的27人,发展到17000多人。这支部队拥有轻重机枪100 多挺,缴获的小钢炮6门,还有一个骑兵支队,兵力超过1000人。

1938年6月,朱占魁的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支队,朱占魁任支队司令员;四个月后,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正式成立,朱占魁任军分区司令员。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占魁挑选了二十多个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骑马来到永清县刘官营村。

村里有个地主杨万春,跟日寇暗中勾结。

小分队找到杨万春,命令他停止与日寇狼狈为奸,并勒令他拿出一万斤粮食,五千块大洋,资助抗日武装。

杨万春答应的很爽快,但又说数目太大,他需要一个夜晚的准备时间。

小分队欣然应允,当天晚上就留在刘官营村宿营。

当天夜里,杨万春派人去往永清县城,请求日军来“讨伐”八路军小分队。

日军马上集结了300来人,连夜直奔刘官营村

。哪知这一切全在朱占魁的预料之中,300多鬼子在半路上,一头撞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

杨万春等到中午,也没见到一个鬼子,只能咬牙切齿的按照小分队的要求,将钱粮如数的准备出来。

吃了大亏的鬼子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认定,这是杨万春故意布置的圈套,于是又专门派人去往刘官营村,将杨万春弄到县城给杀掉了。

从此以后,在朱占魁的辖区内,再也没有人敢和日军眉来眼去。

没过多久,朱占魁又派小分队,到北平以南的高辛庄一带公开活动。

日军果然中计,独立混成第15旅团的150多个鬼子,在大尉指挥官曹古新郎的带领下,从南苑气势汹汹的杀向高辛庄。

鬼子做梦也没想到,朱占魁率领警卫连、警备连、特务大队共一千多人,从霸县出发,急行军120多里,进驻永清县双营村。随后在高辛庄附近埋伏下来。

毫无防备的日军被杀了个措手不及,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日军派出飞机轰炸八路军阵地。同时从附近几个县城四路援军,一起赶来增援。

朱占魁使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对付被包围的鬼子。剩下的兵力用来打援。

为了避免被日军飞机轰炸,朱占魁一马当先和日军进行白刃战。仅用不到一个小时就全歼日军,其中还捉了13个俘虏。

朱占魁凯旋而归,可是等有人来问他俘虏的下落时,朱占魁大大咧咧的说:“刚才都让我给砍了脑袋,弟兄们整天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粮食,让这些小鬼子来糟蹋。”

朱占魁擅杀俘虏,被上级首长狠狠的批评了一顿。

朱占魁打了胜仗挨批评,他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发泄到鬼子身上。

先是在霸县南孟村,战士们事先埋伏在房顶上,居高临下,击毙日军长谷川旅团100多人。

随后,朱占魁又带人炸毁了杨村至张庄之间的铁路大桥,当时英国大使卡尔,从天津乘坐火车去往北平,他此行的目的,是受蒋介石委托,与日军议和。

这件事不但蒋介石寄予厚望,就连日军也非常期待,并开具了一份长长的索赔清单。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

但是由于铁道桥被炸毁,卡尔行踪败露,蒋介石暗中准备与日军媾和的阴谋,也大白于天下。结果一片哗然。

鬼子对朱占魁恨之入骨,他们的情报机构是这样说的:

“匪中最顽强而兵力较大,地下工作巧妙的有朱占魁部,该部以涿县、固安、大兴为地盘,频频蠢动。”

为了除掉朱占魁,鬼子也是煞费苦心。

他们派了两个汉奸,冒充军阀吴佩孚的特使,企图将朱占魁诱去北平。

朱占魁轻易的识破了敌人的诡计,那两个奸细,也被朱占魁给砍了头。

鬼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盛夏时节,朱占魁率领部队,趁着夜色,从牤牛河南出发,目的地是向霸县石城村。黎明时分,部队在石城村北六里的青纱帐中宿营。

朱占魁和妻子张淑媛,秘书李庆祥,坐在路旁庄稼地头上乘凉。突然,路北的青纱帐中一声枪响,几乎是出于本能,朱占魁纵身一跃,子弹准确命中他刚坐的位置。

警卫班闻声赶去搜查,行刺人踪影皆无。

1939年12月。八路军独立第一支队兼第五军分区,改称第六支队兼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政委周彪。下辖永清、固安、霸县、雄县、安次、新城、静海、新镇等八个县,总兵力超过五万人。

由于第十军分区兵力雄厚,遵照上级指示,调出第25、26两个团,去往山西的灵丘、广灵、阳原等地。

调出三个游击大队5000多人,去往晋西北,组建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一旅。

随后又抽调独立第五支队共4700多人,组建第120师独立第二旅。

第六支队3000多人,在司令员姜东升,政委唐保衡的率领下,离开第十军分区,划入第120师。

警备旅被调往冀鲁边区,归属第129师指挥。第七支队所部三个团以及回民支队组成南进支队,调往第129师创建的冀鲁豫军区。

独立第一旅三个团,调往山西的盂县、寿阳、阳曲等地。

军区特务团被划归孟庆山的第九军分区。军区教导团被调往延安,编为抗大总校第3团。

由于兵力调出太多,第十军分区实力大减,一些曾经手握重兵的将领,一下子就变成了光杆司令。

这些人本位主义严重,不能以大局为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牢骚满腹,进而出现了严重的叛变现象。

比较出名的叛徒就有赵玉昆(叛变前第5支队司令员)、柴恩波(叛变前独立第2支队司令员)、王凤岗等人。

此时的朱占魁,手下只剩下第27、29、32三个主力团。

日军趁此机会,加大了对第十军分区的进攻。

1939年10月13日,日军800多人,在15辆坦克的支援下,将第32团包围在安次县的张沱和老堤村。

朱占魁用缴获的地雷,摧毁日军坦克六辆,击毙日军300多人后顺利突围。

此战八路军伤亡将近500人,等于与日寇杀了个旗鼓相当。

但日军却认为,这次战斗他们吃亏的原因,是动用兵力太少,另外也低估了八路军敢于决战的勇气。

12月27日,第27团一部900多人,在雄县的神堂、新会、孙村一带,遭到日军2000多人的围攻。为了确保达到目的,日军还动用了6架飞机和15辆坦克。

朱占魁沉着应战,摧毁坦克三辆,击落敌机一架,坠落的敌机落入敌群,日军大队长金田以及大量日军被炸死,我军趁机顺利突围。

此战击毙日军450多人。我军也有200多人伤亡。

日军把这次行动失利,归咎于严重的飞行事故。

12月30日,第十军分区第29团,在良乡县的万里、窑上村,袭击了前来“讨伐”的日军,日军惨败,丢下258具尸体狼狈逃走。

第29团伤亡35人。

1940年春天,日军大举进攻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肖克向朱占魁请求支援,第十军分区主力32团3500多人挺进平西。这使得本来就兵力匮乏的第十军分区雪上加霜。

第32团在平西根据地战斗了将近一年,直到12月中旬,才被批准归建。

23日,第32团在第一军分区所辖的涞水县拒马河畔的大小佟村、大后台村遭到日军重兵偷袭,团参谋长朱湘海及以下497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受伤及被俘人数不详。

第32团元气大伤,朱占魁为此大发雷霆。与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爆发了很大的矛盾。

也有人说是这二人比赛骑术,结果马输了。

随后回民支队在战斗中连吃了几次亏,马就找吕正操告了一状,说朱占魁见死不救。

吕正操为了调和他们的矛盾,来到第十军分区。

完事后回驻地饶阳,顺便把回民支队也带走了。

结果部队在桑园营村遭到日军偷袭,200多名留下掩护的战士壮烈牺牲。

其中有个叫马永恩的战士,人送绰号“马老虎”,他白刃战杀死七个鬼子,最后身中十几刀,倒在血泊中,最后马永恩奇迹般的生还了。

据马永恩说,像他这样的拼刺高手,在朱占魁手下并不罕见。

朱占魁对身怀绝技的战士,总能另眼相看。

有个叫曹子恒的连长,辽宁人,马匪出身,枪法出神入化。

有一次在行军途中,曹子恒等六个人遭到日军一个中队的追击,他临危不乱,四支步枪轮流打,16发子弹击毙16个鬼子,愣是把鬼子打得不敢露头,任凭曹子恒等人扬长而去。

朱占魁闻讯后,直接提拔曹子恒做了营长。

在冀中根据地,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朱能打,于能转,老孟能吃大干饭”。

朱占魁能打仗,于权伸是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饭量大。

这个顺口溜评价虽然有失偏颇,可也从侧面肯定了朱占魁的战斗力。

1941年6月,第十军分区直属部队600多人,在新城县三台村掩护群众撤退,遭到日军第21师团猛攻。

经过血战,八路军牺牲500多人,朱占魁带领不足100人撤退到白洋淀上,这才躲过日军的追杀。

日军发现他们击败的是朱占魁的部队后,大喜过望,陡然将悬赏朱占魁人头的赏金,提高到一万大洋。并用飞机将悬赏令撒遍根据地的各个角落。

朱占魁这段时间屡吃败仗,鬼子持续增兵,敌众我寡的局面持续加重,这只是其中一方面。

另外自从周彪政委于1940年11月份调离第十军分区后,上级一直没有派新的政委。这期间只有朱占魁独撑大局。他还得了严重的疟疾,发起病来,第十军分区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1941年10月,第十军分区迎来了第二任政委帅荣。

帅荣、参谋长肖新槐,第32团团长兴中,第27团团长梁金龙,第29团政委陈德仁等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畅谈以往,这样资历尚浅的朱占魁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总有自己被排挤的感觉。

11月26日,朱占魁、帅荣、梁金龙奉命去冀中军区指挥部参加会议,沿途安全由第九军分区所辖第18团负责。

在18团的驻地刘村收到情报,日军2000已经兵分三路,准备合围刘村。

朱占魁认为我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可以对一路来犯的日军进行主动攻击。

这个作战方案无疑是最佳的。但是帅荣和18团团长高发宝认为,在日军完成合围前突围才是最佳选择。

朱占魁无奈之下,只能听从安排,第18团撤退到安国县大五女村一带,却发现附近有大量日军活动。

帅荣等人又计划撤回刘村一带,利用现有的工事进行防御。

但朱占魁认为,刘村已经被日军占领,再回去就是自投罗网。

然而他的建议再次被否决。事情发展果如朱占魁所料,日军110师团,已经占领刘村。

第18团派来护送朱占魁的两个连不知去向,朱占魁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第十军分区后勤部政委王文波。

孤军奋战的朱占魁怒气勃发,他带着战友们奋勇拼杀,终于来到一个叫大李各庄的村子。

那要命的疟疾偏巧这时候犯了,浑身瑟瑟发抖的朱占魁站都站不稳,只能有两名战士架着,和王文波等人,撤进一个农家院。

战友们将朱占魁和王文波藏进地窖里,其他人躲进正房,和鬼子杀得难解难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朱占魁终于清醒过来,无比虚弱的他,听到外面的枪声稀疏下来,禁不住流下眼泪。

他对王文波说:你好好躲在这里,我出去向鬼子投降,换弟兄们一条生路。

王文波欲言又止,朱占魁苦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做汉奸的。

朱占魁从地窖里出来,怒吼一声:别打了!枪声停了下来,一个叛徒看到朱占魁,战战兢兢的叫道:朱司令!

鬼子抓了朱占魁,欣喜若狂,警卫战士石清泗、张纯、王秀之等六个人,缴枪后被鬼子当场释放,躲在地窖里的王文波,竟然也逃过一劫。

鬼子将朱占魁押送到北平,为了说服他投降,鬼子将朱广发夫妇也送到北平,使他们父子团圆。

然后给朱占魁送了一个日本女人,企图用美人计来拉拢他。

最后日军还承诺,只要朱占魁发表一个声明,就让他做伪“华北联军”的司令。

早先投降的叛徒赵玉昆、王凤岗等人,也纷纷登门充当说客。

面对敌人的诱惑,朱占魁断然拒绝。

一年后,绝望的日军,将朱占魁押上去往正定的火车。

在路过望都境内时,挣脱了绳索的朱占魁,竟然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了下去。

几天后,满身是伤的朱占魁。终于见到了晋察冀军区的聂荣臻司令员。

无论朱占魁怎么解释,也没人相信,他能从日寇的手中逃出来。

更有人认为,朱占魁是日军派入根据地的奸细。

朱占魁没能回到第十军分区,第十军分区也没能继续续写往日的辉煌。

1943年3月,朱占魁被送到延安,参加了“抢救失足者”运动。

被抢救的对象,都是那些从日军手中逃出来的人。他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为什么鬼子给你机会跑出来?”!

除了回答自己是叛徒外,别的答案都不会让人满意。

周而复始的逼问,会让很多人崩溃。直到一个名叫邹凤坪的四川人以死明志

。虽然这个人最后有“畏罪自杀”的嫌疑,可是从此以后,那些问问题的人不再咄咄逼人。

朱占魁也想效仿邹凤坪,因为有人说他“是要名不要命的人,跳火车是他用的苦肉计”。

朱占魁一怒之下从悬崖上跳下去,可他精通武艺,只是摔断了胳膊和腿,性命并无大碍。

虽然最后朱占魁还是被扣上一顶“畏罪自杀”的帽子,可从此再也没有了那令人难堪的逼问。

日本投降后,朱占魁去了东北,程子华知道朱占魁的实力,先是安排他热河军区副司令员。

后来鉴于那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对朱占魁降级使用,任独立第一旅副旅长。

独一旅旅长高士一,曾经是朱占魁的部下,所以朱占魁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个职务。

而后又任他为冀东十四分区副司令员,可朱占魁到任第一天,就当面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把外蒙古还给我们。否则就别妄谈友谊。

结果可想而知。1946年9月,完全被边缘化的朱占魁带领两名警卫员,跑到通县投靠了蒋军92军。随后蒋军给了他一个安次、大兴、永清、固安、霸县五县联防司令”的头衔。

朱占魁投敌,牵涉了不少人,就连他的养父朱广发,也因不肯宣布断绝与朱占魁的关系,被错误的杀掉了。

朱占魁盛怒之下,以报仇为名,将安次县副县长刘正风等四名县区干部杀害了。

朱占魁立了功,蒋军于是安排他和美军教官会面。

美军教官的傲慢,刺痛了朱占魁的心,再加上“沈崇事件”的刺激,朱占魁坚定的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人更可恨。

于是朱占魁又打算回到老部队去,哪怕当战士都可以,也胜似让美国人呼来唤去的做走狗。

就在这个时候,朱占魁在天津码头上发现做苦力的王秀之,就安排他去晋察冀司令部,说明朱占魁打算浪子回头的打算。

可王秀之刚到阜平县,就被当作奸细给杀掉了。

直到平津战役时期,朱占魁才顺利的成功起义,起义队伍3000多人直奔解放区。但由于计划不周密,半路上有500多人逃走。

起义部队被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朱占魁任支队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和太原战役。

1952 年1月,朱占魁以叛变投敌罪,判处无期徒刑。

1978年,日本公布了一些当年绝密的资料,其中有一段,证明朱占魁当年跳火车逃跑,负责押送的宪兵队长佐佐木等人因渎职,被遣返回国。这证明朱占魁当年确实被冤枉了。

朱占魁在保定监狱里度过了26个春秋,终于重见天日。这20多年来,经常有些身居高位的老战友来监狱探望他,朱占魁只是懊悔自己当年错走一步。并不打算请人为自己申冤。

朱占魁出狱后,被调往郑州工作,此时他已年近古稀,工作没多久就离休了。

1991年7月,王秀之的妹妹找到朱占魁,打听失踪多年哥哥的下落,朱占魁为了恢复王秀之的名誉四处奔波。

就在事情刚有些眉目之际,朱占魁却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蒙冤而死的王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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