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句话很火：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大多数人只当这句话是个玩笑，却并未领会到这句话背后传达出的那个大道至简的人生算法，让我们试着去逐层拆解这句话。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经历：一个被认为很专业，很高大上的组织，仔细一看，他们在处理一些事物时用的却是最原始的方法。

很多时候，一些看上去很唬人的东西，其内核并不复杂，这是这句话的第一层含义。

草台班子代表临时拼凑，代表变化无常，它与代表稳定性极强的精英叙事是截然不同的，但我们会发现，在真实世界中，尤其是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往往是那些时刻都在经历调整和变动的草台班子更具竞争优势，那些快速发展的企业鸡飞狗跳是常规操作，而那些平稳有序的企业则往往会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现实世界中，积极拥抱变数，甚至有时因此看起来有些狼狈的组织，往往比那些过份追求稳定性的组织更有生命力，这一现象在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更为明显，这是这句话的第二层含义。

时间是连续的，历史是自发进行的，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目的，也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当时代变局来临，那些热衷于提前准备的人或组织往往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用一段时间为未来的另一段时间去做准备，这本身就是在赌未来可能出现的某个结果，而花太大力气为那个预设中的可能出现的结果做准备，设法让自己成为那个可能出现的时代的精英和先行者，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其会削弱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度，而这在大变局中往往是致命的。

相反是那些在任何历史时期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实践中见招拆招，走一步看一步，很多时候是连滚带爬往前走的“草台班子”，他们因为时刻都在参与社会实践，所以对社会现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往往能在大变局中找到那个时代的最优解，这才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这句话所要传递的最深层的含义。

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准备上，积极参与当前的社会实践，这反而是渺小的个体在滚滚历史洪流中安身立命的最优算法。

汉高祖刘邦为何能够在群雄并起的秦末大乱世中脱颖而出，很多人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读，今天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一看刘邦与他同时代的人各自的人生算法。

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许多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人，其实生活在同一时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嬴政和汉高祖刘邦。

作为秦和汉两个王朝的开创者，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两个年龄差距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嬴政只比刘邦大三岁。

刘邦与嬴政一样，他们人生的前半段，甚至是前大半段都还是战国时代。

战国七雄中，秦是个怪物，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除却秦以外的六国，不同阶级的个体都有各自的人生算法。

出身显贵的王公贵族天生就进入高端局，出将入相，他们自己的命运天生与国家命运相绑定。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张良和项羽，二人分别作为韩国国相张开地和楚国大将军项燕的孙子，如果按照战国剧本，他们的人生大概率也在韩国与楚国的最顶级圈子里度过。

出身没那么好，但是有些本事还想有所作为的普通人，也还是有一定上升通道的，这个上升通道在秦国简单粗暴，就是当兵立战功，而在其他国这个上升通道则是去当门客。

门客有机会接触到掌握核心资源的人，如果你的观点能够打动这些人，就有机会间接享受这些资源，从而完成地位身份的跃迁并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是曾经情比金坚最后却反目成仇的张耳和陈余。

当然了，当门客也要有一定门槛，虽然信陵君三千门客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但总体而言，真正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很少具有给王公贵族们当门客的能力，这些人如果想混出一定名堂，就得走江湖路线了，如果脑子够机灵，胆子够大，能力又够强，即便因为出身不好读不上书，也能在江湖这条路上混得风生水起。

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的那个救下季布的“大侠”朱家。

六国这套规矩已经运行了几百年，几百年来一直如此，大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随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套运行了几百年的规则彻底崩溃了。

在新的郡县制的规则下，原六国的所有阶层全迷茫了，旧贵族们不被重用，失去了资源，依附于他们的门客就更没机会接触到资源了，尴尬的是新建立的秦帝国好像没有给他们提供新的去处去投奔，他们的上升通道不是小了，是直接没了。

至于江湖，秦制那套编户齐民的体系是力求把江湖的影响力压制到最低，甚至于完全消灭的。

这也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确实，愿意老老实实种地，没有太多想法的人，或许对于秦制的反感并不强烈，但是所有阶层里有一定想法的人都不会太喜欢秦制，因为它切断了所有有想法之人的上升通道，而这些人往往是最有活力的。

不同人对于一个时代的感受是不同的，对于原六国一些有想法的人，秦帝国统治时期是妥妥的黑暗时代，用现在的话说，那段时间是历史垃圾时间。

来看看这些被强行拉入到“新时代”的人们在短暂迷茫过后，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渡过这段属于他们的“历史垃圾时间”吧。

楚国大将军项燕之孙项羽最简单直接，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目标，当秦始皇的仪仗队来到项羽与叔父项梁避难的会稽郡时，项羽对叔父项梁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项梁项羽叔侄的对话把这对原楚国军事贵族后代在秦帝国的人生目标说得淋漓尽致。

他们在这个叫“秦”的新时代的每一天，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其毁灭。

项羽并不知道，他的目标最终会以一种轰轰烈烈的方式实现，但他算对了开头，却没有算对结尾。

与项羽有类似人生算法的还有前期的张良，张良的人生有一次蜕变，蜕变之后的张良变得通透，但在那蜕变之前，张良与项羽一样，同样把自己的人生目标设定为与这个新生的叫“秦”的时代势不两立，而且他的目标更具体，就是要弄死秦始皇本人，从肉身上杀死这个新时代的开创者，无论用什么手段。

张良在韩国灭亡后散尽家财去寻找大力士刺杀秦始皇，他的仇恨对象更为具体，而且手段也更加直接，这场刺杀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这次失败的刺杀也彻底改变张良的人生，他看事物的角度开始变得成熟，他的开窍不仅仅是因为那一本《太公兵法》，逃亡生涯中不得不参与的社会实践才是他参透社会运行规律的关键，这一切都为他人生后期的大反弹奠定了基础。

项羽与张良人生的前半段都在以消灭秦帝国这个固定目标而活，这也无可厚非，毕竟他们是旧六国的大贵族嘛，但事实上不仅仅有大贵族有这样的人生算法，小贵族出身的张耳、陈余也是如此，二者隐姓埋名，忍受小吏的侮辱殴打，只为有朝一日干一番大事，大事是什么？灭亡秦帝国呗。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有类似的人生算法，虽然他不以灭亡秦帝国为目标，但是他的人生模式同样是围绕单一目标而展开的，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兵仙韩信。

不事生产的韩信一直醉心于兵法，但如果秦帝国并未崩塌，兵法无用武之地，韩信可能连养活自己都费劲。

项羽、前期的张良、张耳、陈余以及韩信，他们的人生算法其实是一致的：都在为一个固定的目标做准备。

这个固定的目标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天下大乱，不知他们在午夜梦回时是否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秦帝国站稳脚跟了呢？如果天下没乱呢？

当然，以上这些人或多或少受限于出身，他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要不是机缘巧合，张良或许也等不来后期的大彻大悟。

出身有时候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人生算法，从这个角度上讲，刘邦的出身也是帮助其成为汉高祖的重要助力，他没有太明显的身份烙印，所以能够更从容的融入时代的大潮。

宋国还在时，刘邦祖上在宋国当过贵族，后来宋国不在了，刘家在魏国生活，应该也算个小贵族，到刘邦父亲刘太公这一代，他们的家乡又归了楚国。

刘太公家在村里算是比较殷实的，但恐怕已经难以归到“贵族”这一行列了，毕竟刘邦的二哥刘仲还得亲自下地干活。

前文里说了，刘邦的前半生是在战国时代度过的，他这种家里有点底子，能读点书，但是已经不能被归到贵族行列的子弟，最好的出路就是当门客。

刘邦走的就是这条路，他年轻时候的偶像是信陵君，不仅如此·，刘邦甚至已经动身前往魏国都城大梁去投奔信陵君，只不过因为信陵君病逝，刘邦这个门客才没有当成。

但是刘邦这样脑子活络的人可不会就此回沛县老家，他马上就发现信陵君的门客张耳很有见识，于是两人开始交游，并成为挚友，后来刘邦打天下张耳这段关系可是起到了不小的帮助。

后来秦灭六国，以严格的编户齐民制度打击这群一直在社会上游荡的人，大秦不许到处乱跑，于是很多所谓名士在新的秦帝国就不会玩了，不让游荡，不让当门客（旧贵族没资源了，就算让当门客，也没啥意思了），那日子还怎么过，这不是天塌下来了吗。

所以在他们的叙事中，秦朝就是暗无天日的黑暗时代，于是有些人就此消沉了，有些人隐姓埋名，浑浑度日，这样的人几乎可以说已经社会性死亡了。

有些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在暗中积聚力量，总想着有朝一日灭亡秦帝国。

同样十分相当门客的刘邦是怎么应对的呢？

这段历史大家很熟悉了，在老家沛县当一名亭长。

亭长这个职务属于“吏”的范畴，而且是小吏，其具体职务是负责泗水亭这个地方的治安。

“吏”这一群体见证了秦帝国与地方势力的相互妥协。

秦灭六国后，郡守、县令这些“官”由原秦国人担任，但是处理具体事务的“吏”则由原六国本地人担任。

秦帝国这样做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只有当地人才最清楚如何处理地方事务，让他们做“吏”治理成本更低。

《高祖本纪》说刘邦不喜欢种地，而在秦帝国又不能到处交游，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刘邦这样的人来说本来是相当不好的，但是刘邦成功在秦帝国与地方势力之间的权力妥协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当一个“小吏”，尤其是负责基层治安工作的小吏，简直不要再适合刘邦的性格。

总有人喜欢拿刘邦的“亭长”身份开涮，说他是个“小流氓”。

但是我们看看刘邦在这段亭长生涯中都结识了什么样的人吧：

刘邦的朋友们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杀狗的樊哙、吹唢呐的周勃等人，这些人来自市井，刘邦与他们称兄道弟。

第二类是县政府办公室的高级秘书萧何，和县典狱长曹参，萧、曹二人虽然也称不上官，也是“吏”的范畴，但是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不算小的权力了，这些人代表庙堂。

朋友们，看出问题的关键了吗？

庙堂与江湖，能够通过刘邦这个泗水亭亭长实现联动了。

在沛县这个小社会中，刘邦已经打通了上下层，除了最后那个被他们合伙砍了头的倒霉的沛县县令，刘邦已经能在沛县这个小江湖中跟任何人说上话了。

刘邦明明当初也想当门客，当游侠，但是在社会环境改变，秦帝国压制这些群体后，刘邦可没像其他人一样自暴自弃，他迅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给自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强者不会抱怨大环境，说的就是刘邦这样的人。

时代的齿轮在秦这个短命王朝身上仿佛被按了加速键，刘邦的沛县亭长生涯即将在大泽乡的一声怒吼中再次迎来剧变。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刘邦拉起的那个草台班子集团在秦帝国大崩溃的时代背景下因何能越走越远，我们要比较一下刘邦、项羽集团各自的成长路径，先说项羽：

项梁、项羽叔侄的起义过程可谓干净利落，认不清形势的郡守殷通被项羽手起刀落干掉，而后项梁在吴地迅速拉起了一支8000人的队伍，既江东子弟兵。

而后项梁以祖上威名为背书，又抬出了楚怀王熊心，开始不断收编周围的小股起义军，英布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

总之，项梁项羽领导的江东集团在成立之初数月快速膨胀，短时间内便扩展到了数万人的规模。

这一集团在项梁死后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混乱，但是在项羽重新接管后再次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并在巨鹿一战扬名，直接打断了秦帝国的脊梁骨，成为灭亡秦帝国的最关键力量。

项羽集团因此风光无两，并在之后分封天下的过程中看似拿到了最大的好处，但随着韩信还定三秦，项羽集团开始显得越来越被动，尽管在军事上，项家军依旧是当时最强的武力担当，但是项羽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刘邦的沛县集团做大，并一步步完成与自己的力量转化。

好，我们再看看刘邦，刘邦起义有周密的准备吗？

完全没有，他就是押送犯人去骊山的过程中犯人逃亡太多，刘邦认为自己去了也是个死，于是跑进芒砀山避难。

刘邦这时候想造反了吗？完全没有，他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活命。

后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刘邦开始扩充自己队伍了，但即便如此，要不是沛县县令自作作死搞出一套先招刘邦入城再反悔不让他入城的骚操作，刘邦其实并没有那么着急去动手。

只是形势所逼，刘邦人马与沛县县令的人马拔刀相向了，刘邦才正式杀掉沛县县令、割据一方。

刚刚建立的沛县集团实力可真是不怎么样，最初的几仗败多胜少，刘邦带着自己的队伍左突右冲很是狼狈，期间还经历了雍齿背叛的危难时刻。

但是刘邦集团跌跌撞撞走了一圈之后站稳了脚跟，项梁被杀后，楚怀王有意抬高了刘邦集团的地位，刘邦也正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完成了西入关中灭秦的壮举。

虽然刘邦集团在分封天下时被项羽赶出了关中，去了远离中原的汉中，但刘邦集团即便在被赶到不毛之地的背景下，依旧能够不断向上走，在还定三秦后，项羽就再也压不住刘邦了。

简单来说，项羽集团发展的先快后慢，而刘邦集团先慢后快。

刘、项两大集团为何会呈现出这样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呢？说到底这里面蕴含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算法。

项梁、项羽集团在起义之初发展迅猛与其一直在做的准备有关。

这种准备是多方面的，既包括项梁秘密联络的江东反秦势力，又包括项梁本人在会稽郡的威望，甚至还包括他们项氏一族身份的加成。

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注定了秦帝国主导的社会秩序崩塌后，项梁能立刻拉起一支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是一支高效的组织。

《项羽本纪》中记录过这样一种小事：说项梁夺权后，有一个人对于项梁对自己的任命不满，去找了项梁，项梁当众说：过去没起事时，我曾交代你一件事，你没办好，所以我现在不敢对你托付大事。

看到了吗？没起事时，项梁就开始为起事而做人才储备了。

正因为项梁项羽叔侄准备充分，所以会稽郡一乱，项梁能立刻搞出一套组织架构轻而易举地接替秦帝国的那一套组织架构。

作为一直在准备灭亡秦帝国的人，项梁无疑是秦末大乱这个特殊时代的先行者，事先准备充分当然有好处，占了先机了嘛，但也不是说一点代价都不用去付出，随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项梁、项羽集团的先发优势消耗殆尽不说，还逐渐演变为某种劣势。

不知大家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项羽集团内部，对于项家人的重用程度是很高的，即便少数几个异姓的核心成员，也是当初与项梁一同在江东起事的。

后来项羽乌江自刎前，对乌江亭长说出的不回江东的理由也是：我带着八千江东子弟兵出征，如今无一人生还，无颜见江东父老。

看到了吗？项羽最看重的兵也是江东人。

这便是项羽集团后劲不足的最重要原因，你的“江东味”太重了。

项梁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迅速笼络了江东各界人士，在秦末大乱时率先把自己的班子搭了起来，这样当然有先发优势，但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个班子成型的太早，已经基本形成闭环了，外人再想加入已经没有重要的位置了，这个过早成型的闭环让项羽集团变得水泼不进，再难从外界吸收人才了。

韩信在项羽那边只能当一个执戟郎，不全是因为项羽不识货，而是项羽集团的权力结构已经基本形成，韩信一个外人进来，项羽有什么办法从季布、钟离眜和一众项家人手中拿走权力去分给韩信呢？

太早形成江东人闭环导致这一集团吸收外界人才能力下降还不是最可怕的，当一个集团从上到下都是一个地区的人时，这个集团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打上地区烙印。

有人说项羽放弃关中选择回到西楚是战略短视，这事也不能全怪项羽，你集团所有人都是江东人，那么回江东就是整个集团的集体意志，你项羽作为集团的领袖也只能顺应这种需求。

你认为这就完了，不，以上这些还是没完全接触到最底层的算法。

项羽集团最底层的算法就注定了其后劲不足：

首先，项梁项羽叔侄的行动从一开始就是有确定目的性的，就是灭亡秦帝国。

这个集团之后的所有人事安排和权力架构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

为了拉起一支力量灭亡秦帝国，项梁拿出的最重要武器其实是“楚国人”概念，大家都是楚国人，我们的国被暴秦灭了，我们得报仇，得复国。

有了这样的战略方向，才有后面的项梁打出项燕旗号，并抬出一个楚怀王熊心。

项羽在巨鹿之战前的动员，也是用秦与楚两国之间的世仇来点燃楚国士兵心中的怒火。

项梁、项羽集团的最高目标就是亡秦复楚，在这一确定目标的指导下，江东集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动也算得上高效。

但是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了，项羽领导的江东集团便立刻因为失去目标而在日后的历史事件中变得后知后觉。

相比之下，刘邦集团因为在最开始没有那么明显的战略目标，反而在遇到具体事物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而往往能在时代给出考题时给出最优解，并在一次次的正确选择中不断积累力量。

刘、项问题的最终答案其实对历史理解的不同。

项梁、项羽集团所做的一切都在为一个历史事件做准备：灭亡秦朝。

按照项梁、项羽叔侄的历史观，秦是一个倒行逆施的朝代，是历史中的一个错误，把秦帝国挫骨扬灰，恢复之前的分封制就能回到美好的田园牧歌时代。

所以他们的任务是把秦的一切抹去，所有的行动都要围绕着灭亡秦帝国展开，秦帝国时代的社会实践也没有必要参加，因为那是个历史的错误嘛。

但历史是连续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删除任何一段，历史都不完整，任何一段历史都很难用完全错误来简单否定。

项羽集团拒绝承认秦朝的一切，也就与秦帝国的一切划清了界限，秦的经验，项羽集团不能借鉴，它被困死在自己预先设定的假设里。

而刘邦集团的情况与项羽集团正好相反，因为他们的出身都没有那么高，所以与秦帝国也没有那么深的仇恨，从战国到秦，他们一直尽最大努力试着在现实社会中生活。

周勃、樊哙清楚市井规则如何运转，萧何、曹参则明白秦制下官僚体系如何运行，刘邦这个亭长则能够将他们串联在一起。

这一集团在秦国统治时期也没有太宏大的目标，只是在各种社会规则下都试着去更好地生活，因而他们没有错过任何一段历史，没有落下任何一段社会实践。

他们更加直观而深刻地明白整个社会如何运行，社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天真地以为消灭完秦帝国后，社会再无矛盾，好日子会一直持续。

正因为没有落下任何一段社会实践，刘邦集团在处理之后的事物时会显得更为从容，对形势的预判也更为准确，在细节问题上的处理也更为灵活。

这种与生俱来的务实精神注定了沛县集团在挺过最危险最混乱的起始阶段后便会进入正反馈循环。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这句话没错，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不但可以准备，而且准备还是有利的，但是千万别太抬高准备的作用，社会太过复杂，历史太过曲折，这些都不可能靠一次准备而解决所有问题，如果过份热衷于对未来的准备，而忽视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往往会让自己对正在发生的事变得迟钝。

历史永远不会终结，也永远不缺波折，那些认为历史会在某个确定目标被实现后变成一路坦途的人，只不过是在画地为牢罢了。

承认历史的连续性，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义一段历史，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人才容易准确摸准时代的脉搏，即便时代的浪潮突然打来，他们也更容易成为最终胜出的弄潮儿，随着历史画卷缓缓展开，准备的作用会被削弱，而始终保有务实精神的人则会在一个个时代选择中越走越顺。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历史给了刘邦巨大的馈赠，归根到底是因为刘邦没有去辜负任何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