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的授衔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按照规则，军级以上干部绝大部分至少会授予少将军衔，如果正军级加上红军老资历，那中将基本跑不掉了。

然而在这次授衔却有一个特例，一个红军老资历、解放军王牌军的军长，却仅仅被授予大校军衔，成为解放军39个军长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军长。此人就是二野名将、时任十六军军长的尹先炳。

那么，尹先炳为什么只授大校军衔呢？毛主席对此事又是什么态度呢？

1915年，尹先炳出生于湖北汉川县的一个贫苦人家，15岁参加革命。

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尹先炳虽然不断提升，从班长提升至团参谋长，但总的来说表现并不抢眼，属于中规中矩一类。

真正让尹先炳崭露头角的成名之战是抗日战争中的黑水河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尹先炳被调任八路军总部，担任总部特务团参谋长，随后升任团长。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和他搭档的政委李志民，日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0年，尹先炳调任冀西游击总队副司令员，主要作战任务是伺机歼灭日军，粉碎日军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的阴谋。

很快战斗任务就来了，一伙约300人的日伪军从南佐出发，在窑庄抢完粮后，沿窑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企图侵犯冀西根据地。

尹先炳抓住敌人轻敌冒进的心理，命令游击队边打边退，慢慢将敌人引诱至黑水河滩。

时值冬季，黑水河的河床干枯，裸露出大片沟壑，尹先炳就命人埋伏在沟壑里。

等到敌人走近后，战士们突然冲出，杀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快敌人就被消灭了大半，剩下六十多个逃到了河边的仙姑庙中，负隅顽抗。

敌人在仙姑庙大门口架起了两挺机枪，把游击队堵在了门外。

仙姑庙是由十分坚固的青砖砌成，庙外又是大片的开阔地，游击队冲了几次，都被机枪打的退了回来，战况一时打成胶着态势。

当时如果有门炮就好办了，把大门轰倒直接就可以冲进去了，但是当时游击队手中连步枪都少的可怜，更不要说重武器了，炮只有团一级才有。

尹先炳知道，不能这样拖下去，如果等敌人的增援部队赶来那就不好办了。

强攻行不通，尹先炳脑袋一转，想到了火攻。

他命人绕道仙姑庙侧后将柴草点燃，很快火势就顺风烧到了庙里，顿时浓烟滚滚。庙里的敌人被烟火呛得没有办法，只能出门迎战，结果一出来就被游击队消灭。

黑水河战役持续了八个小时，歼灭敌人300余人，其中包括100多日军，还缴获了一门山炮和三挺轻机枪。

这是抗日战争中冀西游击队的首次大捷，受到了八路军中部和129师的通电表扬。

在战斗中，尹先炳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灵活多变的打法也受到了上级首长的欣赏，之后，冀西游击纵队被编入新成立的新十一旅，尹先炳担任旅长。

尹先炳的老上级是刘伯承。有一次，刘伯承在听完尹先炳关于部队现状及作战情况的汇报后，突然问道：“你说一个班能不能同敌人的一个军打？”

众所周知，刘伯承素有“军神”之名，胆略出众，勇气毅力远超常人。24岁时，刘伯承在战斗中被子弹打中头颅，他硬是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完成了眼球摘除手术，主刀的德国医生对他钦佩不已。

一个班打一个军，换做是别人可能想都不敢想，但是在刘伯承这却也并非是不可能之事。

见尹先炳一时答不上来，刘伯承笑了笑，坚定地说：

“能！问题是要看这个班长有没有斗志。我的这一个班，不是去打敌军前锋，更不是去打敌军的本队，但是可以专打掉队落伍的三三两两的零星敌人，也可以利用打敌人的尾部和辎重，打了就走，不去硬拼。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刘伯承的一席话，让尹先炳心悦诚服。此后，他始终牢记“有了斗志才有战术”的信条。强将手下无弱兵，在刘伯承的熏陶下，尹先炳也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敢打硬仗的虎将。

1949年2月，二野1纵及豫皖苏军区部队一部合编组成16军，隶属第2野战军第5兵团。尹先炳成为16军首任军长，军政委由王辉球担任。

尹先炳带领16军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战役，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西南剿匪结束后，尹先炳进入南京军事学习。朝鲜战争后期，尹先炳奉命率16军入朝作战。

16军是解放军第一支合成兵种，装备了全套苏式军械的部队，下辖高炮师、铁道兵师，各师还有坦克团，可谓一支精锐之师。

尹先炳进入朝鲜前，毛主席还专门找他谈了话，告诉他：

“十六军军部要建成陆海空联合指挥所，军部的领导人不仅要学陆军的知识，还要自学海空知识。”

可见毛主席对尹先炳的信赖和器重。

尹先炳到达朝鲜后，立即制定了一个步坦协同的作战计划，准备狠狠揍一顿美第八集团军，夺回铁原机场。

他的作战计划还没有报上去，就收到了志司的来电，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战争结束了。尹先炳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气的把笔一丢，跺脚骂道：“美国佬专跟我过不去。”

朝鲜战争结束后，尹先炳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带领16军驻扎在朝鲜，一方面看守中朝大门，另一方面也帮助朝鲜恢复生产，让他们安心开始建设自己的国家。

就是在这段时间，尹先炳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战争年代，每天面对的都是血与火的考验，压力非常大，精神高度紧张。当仗打完了，进入和平年代后，难免会松懈下来，开始享受生活，尹先炳就是如此。

在朝鲜的这段时期，由于工作上的需要，尹先炳经常要和苏联人打交道，其中免不了交际应酬。

苏联属于西方文化的圈子，流行跳交际舞，大家都知道尹先炳的赫赫威名，所以经常有女性过来邀请这位将军去跳舞。

一开始尹先炳对跳舞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主要是不会跳，这位征战沙场的硬汉在舞场的生硬步伐，往往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不过，随着跳舞的次数增多，尹先炳渐渐从喜欢上跳舞，最后变得对跳舞不可自拔，对各种舞会是来者不拒。

其实，如果16军的上一任政委王辉球还在的话，尹先炳应该会收敛一点。

因为王辉球年龄上比尹先炳大四岁，是一位作风正派的老党员。当初16军刚成立时，组织上正是考虑尹先炳脾气大，不好相处，才让王辉球来做他的搭档。后来，王辉球被调去担任空军政治部主任，16军的政委一职由陈开云担任。

在朝鲜的这段时期，由于没有受到监督，尹先炳逐渐陷入享乐之风不可自拔，最终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

他与一位朝鲜女秘书发生了不正当关系，这一事情被朝鲜通报给中央，外媒则借此机会火上浇油，抹黑中国军队，给中国外交形势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政委陈开云也同样没有守住底线，和尹先炳一样犯了错误。

事后，中央军委对二人均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尹先炳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由正军级降为准军级的处分，而陈云开则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二人离职回国学习反省。

1955年9月，我军开始实行授衔。授衔中，与尹先炳在朝鲜同犯生活过失的陈云开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而尹先炳却被排除在授衔之外，仅被授予了一级解放勋章，无缘授予军街。

究其原因，是因为回国后，陈云开进入政治学院高干班学习，在学习班改过自新表现良好，依旧被授予了少将军街。而尹先炳却不知悔改，个人生活再次坠落犯错，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仕途。

其实，在1955年3月的军衔评定中，尹先炳虽然被停职学习，但志愿军总部鉴其战功仍以准军级上报他拟评为少将。

但尹先炳在到57文化中学学习期间，对他所犯错误不知悔改，腐化堕落，再次发生了个人生活作风错误，被排除在正在进行的授街工作之外。

当毛主席得知尹先炳再次腐化坠落后，对他十分失望，怒其不争，当即指示：“错一次，一个豆；错两次，扒两个豆"。

就这样，尹先炳的军衔被再降一级，由原本的中将军衔，改为拟授大校。

如果此时尹先炳能及时悔改，仍有机会进入授衔行列，但是尹先炳仍不知悔改，在犯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终于，在1955年9月首次授衔授勋中，尹先炳被排除在授衔之外，其大校军衔也暂缓授予，但鉴于其军功，中央军委给他颁发了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決定开除尹先炳的党籍。受到处分的尹先炳方知悔改，经过两年的痛改前非，1958年离职达四年之久的尹先炳被任命为政治学院物质保障部副部长，并授予了大校军衔。

深刻反省之后的尹先炳对自己过往所犯下的错误后悔不已，也许是觉得自己的行为有愧于这身军装，此后，在非正式场合，尹先炳再也没有穿过军装，平时就锁在柜子里，就像他把自己曾经的英勇事迹也尘封起来了，极少向人提及。

1979年，尹先炳身患疾病住进了医院，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特地来医院看望他。

抗日战争时期，尹先炳任129师新11旅旅长，副旅长就是秦基伟。

见面后，虽然尹先炳只是大校军衔，且论年龄秦基伟还比尹先炳大一岁，但秦基伟仍然尊敬的称呼他为“老领导”。曾经浴血奋战过的老战友见面，话题自然多了起来，两人聊了好一会，秦基伟看到尹先炳面露疲惫之色，才起身告辞离开。

离开时，秦基伟注意到尹先炳的病房是一个普通双人间，想到这位老领导年纪打了，身体又虚弱，实在于心不忍。于是找到院长，请求给尹先炳换一个单人间。

院长明白秦基伟的苦心，便答应道：“秦司令员你放心，我们会安排到位的！”

在秦基伟的坚持下，尹先炳被转到了单间病房，受到了更周全的照顾。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尹先炳特意写了一封信给秦司令员。对此，秦基伟却说：“帮助您也是报恩，不用放在心上！”。

世事变迁，人生难测，想到自己交了一个这样真诚的老朋友，尹先炳内心十分感动，眼角不由得泛起了泪花。

自从被剥夺授衔资格后，尹先炳再也没有担任过实权职务，基本处于赋闲状态。

1983年，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是尹先炳的老领导，有心启用尹先炳，让他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职，尹先炳也答应一个月后上任。

可就在这时，尹先炳的老战友杨勇、徐立清将军在同一日去世。他们和尹先炳都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听闻此噩耗，尹先炳悲痛欲绝，由于悲伤过度，脑溢血复发住进了医院，不久后也去世，终年68岁。

或许这就是命吧，如果没有这次意外，尹先炳应该还会焕发“第二春”，或许在1988年再次授衔时被晋升为将军，从而改变自己唯一没有将星军长的尴尬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