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30事件”，随后发生排华事件，大量中国人惨遭杀戮，有说30万，也有说50万，但是严谨的来说，可能几千到上万人遇害，但是不管数字如何，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迫害，那么印尼为什么会发生排华事件？

1965的印尼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理清这些，我们先得了解下当时的印尼政府和社会状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从1945年9月至1949年12月，印尼共和国人民先后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最终于1949年赢得了民族解放与独立。在这个过程中，印尼人民不仅反对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还在战后反抗了英荷等国的殖民干涉，最终确立了国家的独立地位。

在独立初期，印尼的领导人包括苏加诺等，他们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并推动了印尼共和国的成立。苏加诺在1945年当选为总统，并在执政期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苏加诺

苏加诺（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父和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出生于东爪哇苏腊巴亚（泗水）的土著贵族家庭，并获得了土木工程师学位。

苏加诺致力于印尼的民族独立斗争，历任印度尼西亚民族政治联盟主席、印度尼西亚党主席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等职务，因此被尊称为“印尼国父”。他一贯主张执行反帝反殖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并努力促进亚非人民的团结合作。

在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正式宣布印尼独立，并出任第一任总统。然而，在他执政期间，印尼经历了多次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

苏加诺政权在权力的角逐中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军方的压力。印尼陆军和海军当局与印尼共产党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和利益冲突，双方剑拔弩张，导致国内政治局势错综复杂。这种政治上的分裂和对抗不仅削弱了国家的稳定，也给印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经济矛盾也不容忽视。苏加诺时期，印尼的经济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战后一段时间内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极其缓慢，人民生活贫困，国家财政困难。此外，华人与原住民之间由于文化传统、习俗和经济差异等因素，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和不信任。这种族群间的不信任和经济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出于政治平衡的考虑苏加诺选择和印尼共产党合作。

在印尼建国初期，国内政治局势复杂，军方势力逐渐增强，对苏加诺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为了制衡军方的力量，苏加诺需要寻找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政治力量。而印尼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划分敌我的标准是基于人的阶级成分，而非地缘区域和民族，因此不会威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此外，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组织基础，与苏加诺合作可以增强他的政治地位。通过联合印尼共产党，苏加诺试图实现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的合作，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然而，这种合作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印尼的极端反共军人集团和右翼势力对苏加诺与印尼共产党的合作持反对态度，这加剧了印尼国内的政治矛盾和冲突。

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是印尼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翁东中校

该事件源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警卫部队“查克拉比拉瓦营”营长翁东中校等人，于1965年9月30日发动的一场针对“将领委员会”的军事行动。这次行动旨在先发制人，逮捕和处死了六名将领，并占领了电台，宣布成立了一个由4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

这场暴动在一开始还算顺利，翁东实现了对半个印度尼西亚的控制。但是他们在政变当中使用了太多的暴力，甚至将当时印度尼西亚国防安全统筹部长苏蒂安的幼女误杀，引发了整个印尼的时局动荡。

然而，他们没有及时控制总统府和总统警卫队，也没有得到其他部队的支持。第二天，苏加诺在广播中谴责了政变，并任命一个新的军事领导人：苏哈托将军。

苏哈托

但是，这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苏哈托是当时印尼军队中最有权势和声望的将领之一。他迅速地镇压了政变，并指责印尼共产党（PKI）是幕后黑手。事实上，PKI当时是印尼最大的政党之一，也是苏加诺的盟友之一。苏加诺实行了一种名为“纳沙贡”的政治体制，即“国家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结合。他试图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同时推行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艾哈迈德·苏加诺 实行了一种名为“纳沙贡”的政治体制

这种体制是他所主张的“五基社会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体现。

“纳沙贡”是印尼文“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共产主义者”的缩写，它代表的是三种政治力量的互助合作。这种体制试图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以建立一个公平与繁荣的社会，其中人人幸福，没有歧视、压迫和剥削。

然而，这种平衡在1960年代后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PKI与军方、伊斯兰团体、地方精英等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PKI拥有约300万名党员和2000万名支持者，它在工会、农民组织、妇女组织、青年组织等方面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主张进行土地改革、国有化、社会主义建设等措施，引起了其他阶层和集团的不满和恐惧。

印尼伊斯兰教

苏哈托利用了这种不满，开始了清洗印地共产党的运动。

"微笑总统"苏哈托

苏哈托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他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共运动”。这一运动持续多年，导致了大量共产党员和其他被认为是“左翼分子”的人被杀或被捕。

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中，该政变被苏哈托集团利用并转化为针对印尼共产党的搜捕、审讯和屠杀行动。

然而，由于中国对这场突发事变事前一无所知，并未能立即表态，这导致印尼军人集团有机会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参与策划和支持该事变。其次，这些谣言的散布挑拨了部分印尼民众（如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情绪，使得华人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例如，“红碗事件”就是这一情况的典型体现，它导致许多无辜的华人遭受了严重的灾难。

接着，大规模的排华浪潮开始涌现。成千上万的华人华侨在这场排华事件中惨遭杀害，他们的财产被掠夺一空，甚至华人的遗体铺满城市的角落，堵塞了当地的河道无人处理，腐烂发臭。暴徒们不仅针对印尼共产党成员，还广泛地对华人社区进行攻击和屠杀，不区分谁是华人共党分子，谁是印尼公民。

红碗事件

“红碗事件”是1965年印尼排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印尼军方出于政治目的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后，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碗作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族人见到红碗，都有责任入屋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这一事件导致了大量华人无辜受害，是印尼排华运动中的一段悲惨历史。

在整个过程中，印尼官方和军方都未能有效地制止这场暴行。相反，一些势力可能还利用了这种局势，进一步加剧了华人的困境。直到后来，国际社会对此事表示关切，并施加压力，印尼政府才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控制局势。

有一数据说1965年的印尼排华事件中，有30万华人遇害，但是并没有可靠的信源。

于是对于在1965年到1967年间的排华运动中被杀害的华人华侨人数，存在着多种见解。但是由于知情人士的去世，档案也被销毁，至今没有确定的结论。

1966年的《远东经济评论》和美国《生活》杂志，在报导中称有数十万的华人在这次运动中被杀。 著名华侨华人研究专家周南京则在《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探索》一文中，指出”在此期间华侨、华人的伤亡数字，众说纷纭，从不超过两千人到2万人不等“。 黄昆章在《印尼华侨华人史》中则提到，”1965年至1967年的排华，一般认为被害的华侨华人约有2000人。“

在1966年3月11日苏哈托夺权后，排华运动进一步加剧。中国政府开始积极组织接侨工作，并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要求，但遭到苏哈托政府的蛮横拒绝。

几番周折中国政府派“光华轮”先后五次前往印尼接侨。从首航到同年10月1日，“光华轮”共5次前往印尼接回难侨2649人，光荣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为新中国维护侨益事业拉开了永载史册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