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他们用武力征服的算盘失败之后，就改用新招,妄图以政治手段,来夺取军队和政府的领导权。1938年6月，三支队内约国民党右派分子赵森堂，暗地勾结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行政专员厉文礼，厉文礼派原平度县党部书记长尚性初(复兴社分子)携带他的委任状到掖县来接任县长。
尚性初带了五、六名卫兵，拿着几支手提式驳壳枪威风凛凛地来到掖城，住在西关悦来客店，把接任的公文送到三支队。支队的领导同志看到厉的公文后非常气愤，为了统一思想，便召开支队部务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张加洛同志首先理直气壮地指出:“日寇侵入掖县的时候,他们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那时不派县长来?我们起义攻城，从日伪手里收复失地时，他们又干什么去了?他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派县长来?”徐志浩(国民党员)说:“去了个王八，又来了个鳖,没一个好东西。不论是王八还是整，我们一概不要。”支队副周亚泉说:“我们的县长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换?真没道理。”孙会生(国民党员)也坚决反对厉文礼派县长来。只有赵森堂说:“厉文礼是中央委派的专员，他委的县长不好拒绝，违抗他就是违抗中央，还是要他来接任吧!不然，后果不好承担。”大家一齐批驳了他的意见。
会后，赵森堂暗地里去看望尚性初，对他表示支持。尚性初又连续写了几封公函送到支队部去，支队部一概置之不理。他虽然感到没趣，但因有赵森堂的暗地支持，仍然存在幻想，所以住了很多天。支队部见他死赖着不走，张加洛就派驻在西关的第八支队第一大队长魏培德和政委李文光，带一部分战士到客店里下逐客令,将尚性初及其卫兵的枪械全部收缴,武装押送他们出境。尚性初被撵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强行委派的伎俩便宣告破产。赵森堂等便在暗地加紧策划武装叛乱。
这时，赵森堂已成为地道的国民党右派。他虽然担任三支队的参谋长，但他时刻不忘反共。攻下县城不久，在他所控制的部队驻地，就召开乡镇长会议，宣传反共谬论，在过西一带建立秘密武装，把自己的卫队扩大到40多人，经常前护后拥，威风凛凛地四处活动，用大吃大喝的手段拉拢一些旧军人向他靠拢。
他的得力干将之一王文峰曾扬言说:“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咱们得另找出路。"他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滥杀无辜。李翔九是上官李家村人，“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吉林省通化一带参加抗日武装起义，1932年又在四平、洮南参加抗日游击队，失败后回乡。“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组织了数十人的抗日武装。
1938年旧历正月初二，日寇窜入县城后，他到城里探视敌情，受鬼子怀疑被抓到青岛，后因查无实据又被放回来。掖县被我们攻下后，他来到县城，听说赵森堂当了参谋长，甚为不满，破口大骂。赵森堂闻之大怒,乘机造谣说“李翔九想入城夺权”,立刻将他和卫士尹德洪拘捕，严刑拷打，枪杀在防空洞的入口处，并暴尸示众。李翔九家乡群众愤鸣不平。
4月初，七、八支队路过掖县时，赵森堂诬蔑他们是“土匪队伍，想赖在掖县不走，长期吃下去。”妄图通过煽动挑起冲突。七、八支队东上黄县，他派王春塘带领第二大队在城北二十里堡沿烟潍公路进行警戒，视七、八支队为敌辑
五月间，张金铭等土顽联合进攻掖县时，他暗中散布不抵抗情绪,说:“打什么呀!?打来打去还不是自己打自己。”王春塘公开对二大队的战士说:“张金铭为什么打三支队?还不是在打政治部。政治部是一窝子共产党。”一语道破了他们反共的本质。在张金铭第二次进攻夏邱堡时，郑支队长从前线打电话给赵森堂，叫他速派援兵，他竟然拒不执行。他们还暗中安排亲信，对我党的活动进行监视。赵森堂的这些表现，张加洛同志于5月到黄县去时曾向胶东特委作了翔实的报告，特委书记曹漫之、吕志恒同志曾表示:“在必要时，可作断然处理。”
尚性初被驱走以后，赵森堂急不可待，忙派张子敬(复兴社分子，第四大队大队副)到昌南顽固派王尚志处去活动。为了搞清赵森堂的活动内幕，特支安排方菊珍、杨维华二位女同志到第二大队长王春塘和第五大队长杨辅庭家里去探听消息。因她们俩与杨辅庭在莱阳乡村 师范有师生关系，又和其妻熟悉。
所以杨辅庭的妻子尹文英对她们毫不介意，很关心地对她们说:“告诉你们吧，赵森堂已密派张子敬到昌邑，通过王尚志到鲁南泰启荣(山东国民党顽派头子)处请委，秦已委任赵森堂为第七梯队司令兼掖县县长。你们可要看清形势呀!不要盲目跟别人跑。"她俩回来后立即向张加洛报告了这个情况。
赵森堂接受秦启荣的委任后,为叛乱作准备,需要刻关防、印章和委任状等，就派杨辅庭到莱阳城去办理。杨辅庭叫朱开印陪他同往。朱开印在莱阳乡师求学时，杨辅庭任童子军教官，他们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较好，但他哪里知道，朱开印早已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当朱开印把这情况向特支汇报时,张加洛立即同意他前往莱阳了解其内幕，并要他谨慎处事。
在去莱阳的路上，杨辅庭以师长的态度，讲了很多情况，朱开印都巧妙地应付过去，使杨甚为得意。他们到菜阳后，除了刻制印章、委任状外，还到国民党鲁东行辕主任卢斌和土顽刘东阳处进行联系，杨辅庭代表赵森堂请他们到时给予帮助。朱开印表面上对杨百依百顺，暗下把关防、印章都印下来做为证据，回来后向特支作了详细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并附上全部证据。
特支为了便于与外边同志进行联系，研究对策，以郑耀南身体欠佳、须要静养为由，从掖中北院移到原济众当铺的院内。这时赵森堂等表面虽然也很镇静，但他们的大本营励新书店却灯火通明，通宵达旦。主春塘在里面一连住了几天，积极进行策划，搜集情报，准备武器、弹药，他们还擅自扣留了商人从海外运来的各种物资，为暴乱筹措经费。
7月8日，特支听到在秘书处工作的党员主庆轩同志的报告，国民党右派拟定7月7日利用庆祝抗战一周年纪念会的机会举行武装叛乱，捕杀三支队内共产党领导人。当天深夜，方菊珍和杨维华又向张加洛报告说，他们要提前动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特支于午夜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于7月4日晨动手，将赵森堂一伙一网打尽。
当夜命令八支队一大队和支队部卫队等准备行动。正好第二天早晨王春塘将第二大队中的政工干部曲维善、张少虹、李春熙等人驱逐出来到支队告状。支队部以解决这一问题为名，召开支队部务会议，通知赵森堂等人参加会议。这时八支队一大队以演习为名，将县城四门戒严，支队卫队长焦苇塘带人包围会场，将赵森堂、王文峰当场逮捕并收缴其卫队武器。
同时,王寅东、王候山带人在军需处逮捕了第二大队长王春塘、盐务大队长张显庭。接着又包围了励新书店,逮捕了三区朱由乡乡长陶仁基，搜查出秦启荣给赵森堂等人的委任状和他们私制的关防、印章、旗帜、委任状和他们策划暴乱时的会议记录及行动计划派到过西的卫队副潘占熙和侦察队长李勋臣在第五大队政委姜竞一的配合下,将杨辅庭逮捕,送到县城。当天对这些被捕罪犯进行审讯,在铁证如山面前,罪犯供认不讳，遂于5日凌晨在西门外刑场将这6名案犯执行枪决，只有张子敬畏罪潜逃未能抓住。
赵、王等罪犯被处决时，孙会生由于不明真相，对如此处置表示不满，便到支队部交出手枪，要求退职还乡。当把赵森堂等人策划叛乱的全部内幕及证据跟他讲清之后，他又转为非常气愤，说:“这些坏蛋,真是害群之马,应该干掉。”孙会生了解事情真相后,不但表示积极支持特支的果敢措施,还说服了其他一些心有疑虑的人。
为了使全军和广大群众都了解诛叛的真相，政治部印发了《告掖县同胞书》，列举赵森堂等结党营私，阴谋叛乱，破坏抗战的一系列罪行。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在了解真相后,都热烈支持支队部的正义行动。过去一些受过赵森堂拉拢的人也幡然悔悟，第四大队长王兆麟和第一大队长王瀛洲已私下接受赵森堂的委任,都主动向郑耀南和张加洛承认错误,表示愿与我党继续合作，接受领导，共同抗目。
特支为了使受赵森堂影响较大的大队了解真相，派曲维善和张少虹同志到一、四等大队去做工作，使受蒙蔽的人很快消除疑虑，站到人民立场上来。同时支队部派李佐长、马少波到被赵森堂无辜杀害的李翔九和尹德洪的家里进行慰问，发给一定的抚恤费，在他们坟前竖起“为国捐躯”的烈士碑。两烈士的父母妻儿悲愤交集，泪流满面，对给他们报仇雪恨深为感谢、亲朋邻里也都为之感动。
特支及时、果断地处理了“七四”事件，清除了隐藏在三支队内部的一小撮反动分子，纯洁了部队，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以后三支队与三军合编，加强党对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并使蓬、黄、掖三县根据地联成一片，为成立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创造了有利条件。当郑耀南、张加洛同志向胶东特委汇报“七四”事件前后经过时，王文同志给特支以高度赞扬，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明智和果敢的行动。
摘自莱州革命斗争历史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