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破天荒地否决了征发国民去轮台戍边的建议，这标志着这位一生与匈奴死磕的皇帝要与自己的前半生挥手作别了。

但是，这一切哪有那么简单？汉匈之间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已经将汉帝国打造成了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上一个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的还是一统天下的秦始皇，由于汉武帝可以借鉴的经验更多，本人脑子也更为灵活，在更多社会资源滋养下的这架大汉版国家战车，其战斗力已经明显超过大秦的旧版。

但是，越是庞大的战争机器一旦转起来就越难停下，大秦以身死国灭的惨痛代价才将那嗜血的战争机器停下，如今，汉武帝在垂暮之年还要再去干一件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事，他要试着去停下一架已经狂奔数十年的战车。

战争机器为何难以停下？因为战时与平时是两套不同的系统，战争时期，一个国家的财政、人事等各个系统都要为战争服务，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这种战时模式就越容易被固定，并衍生出与之相适应的巨大利益集团。

从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到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真正完全进入战时状态的时间只有不到4年，但即便如此，如何处理退伍老兵和不再需要那么多订单的军工企业的问题，仍让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焦头烂额，如今汉武帝想去停下已经开动了近半个世纪的国家战争机器，与他所要面临的问题相比，日后杜鲁门面对的问题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汉武帝明白，想停下大汉这架战车，最重要也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处置国家战争机器衍生出的利益集团，于是他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做出了一些重要的人事部署，原本仅仅是高寝郎的田千秋被火速提拔为丞相，在汉帝国没有任何根基的匈奴王子金日磾位列五大顾命大臣之一。

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步，是将尚书台的地位再次拔高，并将军政大权交于本身就出身于尚书台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之手。

田千秋、金日磾、霍光这三个人的共同点都不出自军功集团。

当然，运转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机器衍生出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因为一道诏令和几个简单的人事调动就彻底沉寂下去，只是历史没有给汉武帝更多时间，《轮台罪己诏》发布后仅仅2年，汉武帝便与世长辞，他为霍光等人铺了路，后面的路怎么走，就看后人的本事了。

这是《盐铁论》的最后一篇，从某种意义上讲，盐铁会议的召开，是霍光等人对昔日旧利益集团的一次全方位打击，儒生群体不过是霍光找来了工具人，接下来霍光对儒生们提议的处理完美体现了一个出色政治家对工具人们的处理方式，以为自己终于要迎来好时代的儒生们惊讶地发现，霍光不过是一个弱化版的武帝。

哦，对了，武帝政策大转向的标志是《轮台罪己诏》，《轮台罪己诏》的核心内容是不再大规模征调国民去戍边，而向汉武帝提出要大规模征调民夫去轮台戍边的那个人，是桑弘羊。

当初移动互联网革命进行的最如火如荼的时候，马云、马化腾都曾在不同场合对一个群体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调侃，二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那些所谓熟悉经济发展规模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人能很好地经营一家公司。

作为在残酷的互联网经济中杀出来的狠人，二马清楚地知道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如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一百个专家可能给出一百套理论，且这些理论看起来都是合理的，甚至是完美的，但现实世界要复杂得多得多，有时候过于追求理论逻辑上的自洽反而会让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在现实中吃尽苦头。

哈耶克痛斥计划经济，视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如洪水猛兽，但是如果我们回看冷战前后那段历史，会发现美国在冷战期间大量借鉴苏联经验，但那个在经济领域同时拥有市场和计划两种模式的略显四不像的美国，最终战胜了纯粹计划经济的苏联。

反而是苏联解体后，那个号称已经是世界灯塔，并把自由主义捧上神坛的这个新美国在短短30年内就把自己玩成了残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天花乱坠的理论如果不能与现实结合都是水月镜花。

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主持召开的盐铁会议，在儒生群体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之间持续6个月的超长辩论中，终于走向了无聊的理论残局。

双方都在不断重复自己的理论，他们的理论都能自洽，甚至可以说其逻辑已经严密到了水泼不进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辩论也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

辩论场上的形式看，是儒生组成的“贤良文学”群体占优势，因为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他们秉持的儒家观点天生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

但熟悉汉武帝行事风格的人都知道，儒家不过是汉武帝立起来的一面大旗，汉武帝在利用它解释自己集权的合法性后，便将其束之高阁，汉武帝用来治国的其实大多数都是法家手段，而此时与儒生群体们辩论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便是汉武帝外儒内法治国理念的最主要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只不过桑弘羊的段位没有武帝那么高，权术没有武帝那么强，他认同法家理念就真把法家理念公开说了出来。

随着辩论的深入，商鞅、李斯这些法家代表人物都成为了桑弘羊口中的正面人物，但如此一来，在儒家理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时代背景下，他便自动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境地之下。

而这种被动正是他的对手们想要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对手，明面上是那群高谈阔论的儒生们，实际上却是一直在掌控着局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

盐铁会议是霍光对武帝时期遗留下来的战争机器利益集团的最重要的一次挥刀，但霍光作为在武帝身边待了20多年的实干派政治家，其思维和手段自然不可能像儒生般简单。

武帝驾崩后，如何处理常年战争遗留下来的庞大利益集团是霍光必须要去回答的问题。

随着武帝后期开始有意将军政大权向尚书台集中，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代表最高实权的大司马大将军一职交到了霍光手中，霍光名义上已经拥有了对战争时期利益集团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正如《黑冰》中王志文那句经典台词说得那样：权力绝不是让人升迁荣辱的一直文案。

虽然已经拿到了武帝的权力背书，但霍光要想控制住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政治最终比拼的是能量，谁的能量多，谁就有越高的话语权。

霍光所要面对的利益集团，在长年累月的战时社会背景下早已盘根错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身处军、政、财等各个领域，且有很高的组织性。

别说是霍光，就算是武帝本人也不可能凭借一纸命令将如此庞大的瞬间打散，只能一点一点将其削弱，瓦解。

武帝后期，长年因战争而保持高压状态的天下已经呈现出不堪重负之象，武帝死后，结束这种高压状态是大势所趋。

刚才提到政治的核心仍是能量的比拼，但“大势”在政治活动中本身就是一种最奇妙的政治能量，如果你顺着“大势”行动，即便你明面上的权力没有多少，你手上那一点权力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威力，相反，如果你逆着“大势”而行，就算你权势滔天，你的行动依旧是举步维艰。

结束战争时期的高压政策，减轻民间负担，这一点已经成为了社会上的“大势”，再加上武帝本人在晚年也认可了这一点，有“大势”和武帝权威背书，国家战略进行调整，这一点是谁也无法逆转的，即便战争时期的利益集团能量很大很大，他们也做不到逆转天下大势。

所以利益集团们面临无可回避的国家政策调整时选择了退而求其次，尽可能地保住自己利益集团在各个领域的权力和能量。

其实霍光在武帝刚刚驾崩时削弱旧利益集团的方法是无比简单的，就是不打仗，少打仗。

政治比拼的是谁手中的资源多，旧利益集团们是围绕战争而形成了，所以只要打仗他们就能获得能量，相反，只要不再打仗了，他们的能量也会逐渐被削弱。

但是单纯的不打仗对旧利益集团的削弱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某一个点后，旧利益集团的能量就不再被继续削弱了，这就要说到旧利益集团的最大基本盘了：

在诸多能量中，政治能量是最直接的，经济能量则是最基础的，而桑弘羊的身份便显得更为重要，他既是进入汉帝国核心权力层的御史大夫，又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盐铁专营。

只要御史大夫桑弘羊还将掌握着盐铁专营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和他背后的利益集团手中的能量就依旧是无比惊人的。

所以霍光如果要对桑弘羊和他背后的旧利益集团动手，盐铁专卖就必然是一个必须要重点进攻的点。

霍光深知，要在盐铁专卖上做文章，光靠他自己仍显得有些单薄，他需要一些盟友。

谁是最合适的盟友呢？还记得之前文章里提到的儒生的身份吗？对，儒生大多出身于地方豪强家族，而盐铁这类特殊的生意，如果放开就会变成他们手中下金蛋的鸡，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反对盐铁专卖。

因为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儒生们掌握着社会的舆论权，而利用舆论打击旧利益集团代表桑弘羊则正是霍光所需要的。

于是，霍光与儒生群体们便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盟友关系，也正是因为有了霍光的权力背书，“贤良文学”群体在面对官至御史大夫的桑弘羊时，才跟如此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

讲到这里，盐铁会议的底层逻辑才算大致将清楚，霍光为打击以桑弘羊为首的旧利益集团，拉了代表地方豪族利益的儒生群体作为外援。

但是，这种临时拼凑起来的联盟注定会陷入一种命运：以利相交，利散则止。

霍光与儒生群体只在对付桑弘羊这一个问题上利益一致，在这个问题以外的问题上，双方因为站位不同，注定会有各自的考量。

就在儒生群体们认为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用儒家理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事，已经可以轻松将桑弘羊驳倒，甚至于一些儒生已经开始幻想他们背后的豪族即将靠盐铁生意大赚特赚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一向很“懂事”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即将开始“不上道”了。

儒生出身的“贤良文学”群体在霍光的权力和儒家理论双重背书上，至少在场面上处于上风。

按照他们的设想，自己“不负众望”把桑弘羊等人驳倒了，下一步就该自己的“盟友”霍大人出手了，一锤定音：盐铁专卖是与民争利，应该废止，盐铁经营权交换给民间。

其实儒生们这样想也不无道理，毕竟，如果彻底把盐铁制度给废了，那对桑弘羊的能量就是一次釜底抽薪的打击，到时候霍光拿走最大的政治利益，而地方豪强们则拿走盐铁专卖放开后的经济利益，如是合作，双方都有得赚，而且看起来也很公平。

这个想法呢，怎么说呢？有点像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

一只老虎、一只狼、一只狐狸一同抓获了一头牛，一只羊和一只鸡，老虎问狼和狐狸，怎么分战利品最公平，狼说：老虎大哥出力最多，该吃牛，我出力第二，该吃羊，狐狸出力最少该吃鸡，老虎非常生气立刻咬死了狼，然后让狐狸提方案，狐狸马上说：上午您吃牛，中午吃羊，晚上吃鸡。

如果双方力量相差太大，弱者是没有资格寻求公平的。

汉昭帝时期，虽然地方豪强已经拥有了相当不熟的经济能量，但是他们的触角也只是刚刚伸到政治领域，他们没资格跟已经拥有最高权力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要公平。

霍光对他们的定义从始至终就是工具人。

霍光对盐铁专卖政策的处置是这样的：放开酒类专卖（虽然叫盐铁专卖，但在当时酒也是专营的商品），关中地区的铁也放开，其余地区的铁和全国范围内的盐依旧专卖。

儒生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后一定会在心里疯狂咒骂霍光，因为他们最想要放开的是盐，但是在这个领域上，霍光竟然一点也没松口。

来看看霍光为何要如此安排吧，可以这样说，霍光找到了保证国家利益和打击政敌桑弘羊的最优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盐、铁、酒这三种生意虽然都曾由朝廷垄断，但是三者之间还是有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还不小。

说盐、铁、酒三个行业之间还是有差别？是因为三者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资源的依赖程度不同。

盐，对于资源几乎是完全依赖，能不能在盐这个生意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盐池，如果有盐池，其实不需要多复杂的工艺就能把盐开采出来然后大把大把地赚钱。

铁，对于资源的依赖程度也是相当高的，有铁矿才能炼铁，但是把炼出的铁打造成各类铁器，这得耗费一些周章。

至于酒，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了，不同的酒，可能就是因为一点口感不同卖出的价钱也是天壤之别。

简单说，盐是有了盐池后躺着赚好钱，铁是有了矿山还得稍微付出点劳动来赚钱，而酒，一定程度上讲赚的就是辛苦钱了。

三者之中，儒生们想要的当然是掌握了盐池就一本万利的盐，而不是还付出相当努力才能赚到一些辛苦钱的酒。

这里我们又要回到儒生们指责盐铁专卖的那个理由了：与民争利。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盐、铁、酒三种行业谁与民争利最多？

或者可以换一个思路：哪种商品放开后能让百姓得更多的利，这里的“民”不单单指豪族，而是指天下的百姓。

一个行业能够让百姓获益的点都有哪些呢？其实无非就是三点：低价、高效、创造就业。

前两点是给百姓生活带来便利，或者说降低百姓生活成本，后者则是提高百姓的收入。

来看看盐、铁、酒三者吧：

先说盐，盐的开采到销售并没有多少工艺，即便国家经营的盐池工艺粗糙，但是终究还是盐，只要它还是盐，就能满足百姓的最基本需求。

而酒卖的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酿造方法，如果失去市场竞争，那种以官府控制下的机构以躺平心态酿造的酒，真到了百姓手中它还能不能叫酒都两可了。

市场经济的优势是提高效率，减低成本，提高工艺，这也是分析一个行业适合用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最基本原理：

简单说，如果一个行业的价值来自于其天然属性，其成本主要由自然成本决定，其工艺简单，从生存到销售的中间环节很少，这样的行业即便扔给市场，其降成本和提效率的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如果一个行业，其价值并不太依赖其自然属性，工艺复杂，中间环节多，那么就应该把其交给市场，因为市场竞争带来的增效降价效应将会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盐是典型的天然垄断行业，入门门槛非常高，中间环节少，并不需要充分的市场竞争来提高其质量，降低其成本。

而酒就不一样了，它的酿造过程有很多外力可干预的因素，且准入门槛比较低，酿酒需要的准备工作可比拥有一个盐池要简单得多了。

所以把酒扔给市场，能够在市场竞争下大幅提高酒的质量，降低酒的价格，这是与民便利的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人对于盐的需求有一个特点，就是波动不大，一个人吃的盐在达到一个点后就不再增加了，不会有一个人富人因为有钱任性而要去吃穷人十倍的盐，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对盐的需求几乎是一个定值，因为有这样的属性，这就注定了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几乎是一个定值，规模是定值，则可以容纳的就业人口就也是定值。

而酒不一样，人对于酒的需求波动性是很大的，如果酒物美价廉，人们是有可能大幅提高酒的购买量，这就导致了酒的市场规模波动比较大，市场竞争能够持续给这个行业增效降价，就能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强，而随着这个行业的做大做强，容纳的就业人口也会增加。

这是与民便利的第二点。

当然了，霍光如是安排也有打击对手桑弘羊的目的，他为什么要放开关中地区铁的专卖呢？关中是政治中心，削弱关中地区的桑弘羊势力效率是最高的。

霍光在对待“盐铁专卖”这个问题上与儒生们思考的角度完全不同，在彻底压下桑弘羊后，霍光的身份定位就是帝国实际最高权力者，他得从大汉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与全国范围内的百姓利益相比，儒生们代表的地主豪强群体的利益就得往后靠一靠。

霍光把酒喝关中地区铁的专营权放开，算是对于地方豪强们简单的意思意思，你们是工具人，吃点残羹剩饭尚可，想吃主菜，门都没有。

写到这里，《盐铁论》这部分内容已经讲完了，看到很多朋友催更，很是欣慰，所以加班赶完了这一篇，到这里，盐铁会议涉及到的经济问题和政治博弈都已经尽量讲清楚了，当然，也是一家之言，希望对于大家理解社会能有一些帮助。

……

霍光对盐铁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昭帝前期，地方豪强这一群体，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儒生群体还没获得只手遮天的能量。

但是，一个系统最怕的一点就是出bug，儒家理论被汉武帝抬高到一个特别高度后，儒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国家的bug，bug的特点不是一开始就非常恐怖，而是它会不断生长，且内部力量无比逆转这种生长，霍光和后来的汉宣帝刘询这样高明的政治家执政时，儒家也许掀不起什么风浪，但话说回来，即便是霍光和汉宣帝刘询，也只能遏制儒家，而不能削弱儒家，这种无法被削弱的力量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一有机会就会生长。

随着豪族群体向政治渗透的加深，也随着西汉帝国的权力中枢不再有高明的政治家，武帝种下的恶花终于结出了最可怕的恶果：被汉武帝当成工具的儒家，它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