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堤淹田”是整个严党倒台的过程中，倒下去的第一枚多米诺骨牌，正是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才让胡宗宪抓住了严党的把柄，从而有了制衡严世蕃的筹码。
从此以后，严党在浙江的“改稻为桑”就一路陷入被动，郑泌昌、何茂才处处受到了裕王势力的掣肘。最终在走投无路之下，才做出了勾结倭寇、打着织造局的牌子去贱买田地的蠢事。
而在“毁堤淹田”事件中，严世蕃明知胡宗宪靠不住，却还是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让郑泌昌、何茂才去决堤放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读懂这个事件的关键，就是要理解这个背后的政治博弈。
表面上看起来是两党之争的“毁堤淹田”事件，名义上是严世蕃和裕王、徐阶等人的博弈，实际上这里面暗藏着好几方的势力，裕王、严世蕃、胡宗宪、郑泌昌都各有各的小算盘......
形势一片乐观“改稻为桑”是严嵩提出来的，而不是严世蕃，这就说明这个政策本身是合理的，肯定有它得以成功施行的条件。
其实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这个成功的机率是非常高的。首先是有嘉靖皇帝的支持，严嵩对当时的政治格局认知很透彻，因为嘉靖帝需要银子充实国库和内帑，而且需要胡宗宪稳定东南的局势，所以一定要保证严党暂时不倒台。
在嘉靖朝，任何事情只要有了皇帝的支持，就相当于成功了一大半。
其次，“改稻为桑”的地点是在浙江，而整个浙江都是严党的势力范围，浙江的大小官员都是严党成员：
浙直总督兼浙江巡抚胡宗宪，浙江布政使郑泌昌，浙江提刑按察使何茂才，杭州知府兼新安江河道总管马宁远......
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改稻为桑”想不成功恐怕都难，这在当时的朝廷上下可以说是一种共识。
正因为如此，在嘉靖帝批准了“改稻为桑”的建议之后，裕王和清流们显得格外沮丧和焦虑。裕王府詹事谭纶，在主动请缨到浙江捣乱的时候，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当成了“风萧水寒”的荆轲。
对于“改稻为桑”的重要性，不但严嵩心里清楚，严世蕃也是清楚的，这是严党自保的一根救命稻草。
但事后证明，在“改稻为桑”的开始，严世蕃对于这个事情的重视程度并不够。如果我们细心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改稻为桑”的具体执行上，严世蕃完全是交给了浙江，准确的来说是郑泌昌、何茂才，而身为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反倒被晾到了一边。
之所以不交给胡宗宪，是因为胡宗宪是严嵩的人，只听严嵩的话，而严世蕃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班子，郑泌昌、何茂才正是严世蕃的“自己人”。
因为太过于乐观，所以我们会发现，严世蕃对于“改稻为桑”的具体细节，并没有任何的批示，完全由着郑泌昌、何茂才自己去处理。
胡宗宪想干嘛？郑泌昌、何茂才这两人也很明白，“改稻为桑”很重要，改好了飞黄腾达，改不好没法跟严世蕃交代，这是最开始二人所面临的形势。
按理来说，只要官府全力推行，就算是用强制的手段，也不可能不成功，所以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郑、何二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就让杭州知府马宁远去强制推行，而本来是胡宗宪一手提拔的马宁远，这个时候也一头倒进了郑、何二人的怀抱。
马宁远的态度，也能反映出当时浙江官员的心态，所有人都认为“改稻为桑”很简单。
看《大明王朝》，我们总觉得“改稻为桑”是坏在了郑、何二人手里。可真正的事实是，如果没有胡宗宪在中间掣肘，“改稻为桑”就成功了。虽然中间难免要流点血，可结果无非是“先苦一苦百姓”而已，真要说造反也还不至于。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郑泌昌、何茂才还是在按照严嵩的设想改的，那就是让稻农们自己去改，改完之后土地还是农民自己的。
所以，改完之后的结果，无非就是在桑苗还没长成之前，老百姓没有了粮食收成。等到桑苗长成了以后，一亩桑田的产值要比到一亩稻田多，所以这个事情也就平安着路了。
这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管是严世蕃还是裕王他们，都认为事情会这样进展下去。
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胡宗宪，他不愿意“先苦一苦百姓”，就收回了马宁远带去围堰踏苗的兵马，这就让强制“改稻为桑”变成了不可能。毕竟，整个杭州府的九个县，下面的稻田总数有上百万亩之多，而当时的稻农们已经把稻米插上，所以没有兵马不可能再改。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充斥着乐观情绪的严党泼了一盆冷水，而且胡宗宪的操作也让所有人都感到很迷惑，尤其感到迷惑的是严世蕃。
毕竟，胡宗宪即便不是严世蕃的“自己人”，可好歹还是严嵩的学生，也是名义上的“严党”，他难道不知道“改稻为桑”对严党意味着什么吗？
所以，严世蕃就想不通这个道理，他不明白，为什么胡宗宪连严嵩的面子都不买。
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严世蕃才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因为谭纶！
在所有因素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去寻找其中的变量，是所有人的下意识反应，严世蕃的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要搞“改稻为桑”，而裕王把个谭纶派到胡宗宪身边，明显是想让自己搞不成。结果呢，胡宗宪真的就出来横加阻拦，那明显是受到了谭纶的影响。
出于这样一个逻辑考虑，所以严世蕃认为，胡宗宪之所以要出来搅和，是因为他看出了这其中的“党争”色彩。而胡宗宪要明哲保身，所以既不愿意得罪严世蕃，又不愿意得罪裕王他们，所以才跳出来向裕王表忠心。
也就是说，胡宗宪在骑墙，在观望，最后倒向胜利的一方！
这是严世蕃的理解，当然，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胡宗宪，所以才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严世蕃的对策基于这种考虑，严世蕃才决定，趁着端午汛把杭州的九个县都淹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又为什么敢这么做？
因为郑泌昌、何茂才卡在了“围堰踏苗”这个环节，所以，严世蕃想要帮助他们，就要把稻农们已经种下去的稻苗给毁了。
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其次，严世蕃是要“逼着胡宗宪去改”，这个话其实有两层含义：
第一，既然“改稻为桑”卡在了稻苗上，现在稻苗已经毁了，自然应该执行“国策”该种桑苗了。
第二，你胡宗宪不是在观望吗？现在稻苗没有了，谭纶也没有借口再阻拦了。更重要的是，“毁堤淹田”这么大的事情，做在了杭州，不管怎么隐瞒，也不可能完全瞒住身为浙江巡抚的胡宗宪。
到那个时候，他胡宗宪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报上去，要么隐瞒下来。报上去，就说明他彻底站在了裕王这边，可以胡宗宪的身份，裕王他们不可能相信和接纳他。
所以，胡宗宪就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也就是把这个事情瞒下来。可这么大的事情，一旦瞒了下来，自己也就成了欺君之罪，自己也就再也难逃干系了，所以只能死心塌地站在严世蕃这艘船上。
这就是为什么说，“毁堤淹田”的目的是为了“逼着胡宗宪去改”的原因，当然后来胡宗宪完美的将这个难题化解了，这个是后话。
说到这里，就要提到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严世蕃为什么敢这么做？
明明知道胡宗宪跟他不是一路人，严世蕃为什么还敢在胡宗宪的眼皮子底下，做出“毁堤淹田”这种大事呢？
原因是，严世蕃已经想好了退路。
首先，浙江的“改稻为桑”虽然是郑泌昌、何茂才在指挥，可是真正做事的人却是马宁远。因为围堰踏苗这种事情，就是马宁远带着头干的，郑泌昌、何茂才并没有出面。
这就说明，郑泌昌、何茂才已经给他找好了替死鬼，到时候“毁堤淹田”，必然还是这个马宁远带着去干。
事发之后，只要把马宁远控制住，或者是收买，或者是让他消失。胡宗宪即便知道“毁堤淹田”的真相，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任何办法，郑泌昌、何茂才就能顺利的去搞“改稻为桑”。
一旦上面追究下来，无非就是报个天灾，把马宁远和下面的知县推出几个去当替死鬼，事情也就遮掩过去了。到最后“改稻为桑”成功了，一胖遮百丑，这种事情也就不会有人再追究了。
其次，严世蕃没有给胡宗宪留退路，“毁堤淹田”以后，就意味着“改稻为桑”将会顺利的进行。一旦“改稻为桑”顺利的进行，也就意味着，身为浙江巡抚的胡宗宪就把裕王等人得罪了，他们就会认定胡宗宪为“严党”。
而胡宗宪这个时候又没有证据，也就无法再掣肘“改稻为桑”，就只能乖乖的站到严世蕃这边。
小结毁堤淹田，看似是严世蕃随心之举，其实里面有大量的权衡考虑。
如果事情按照严世蕃设想的方向发展，那么“改稻为桑”就会顺利的推行下去，倒严也就无从说起了。
可惜严世蕃识人不明、用人不当，他既不了解胡宗宪，又不了解郑泌昌、何茂才。
郑泌昌、何茂才为了自保，在利用马宁远“毁堤淹田”的同时，没有对马宁远进行丝毫收买笼络，也没有在事发后对他进行及时控制，结果让马宁远在关键时刻倒向了胡宗宪。
而胡宗宪，利用自己手里马宁远的供词，一方面撇清楚了自己的责任，让嘉靖帝知道了他的“苦衷”；另一方面，又利用这封要命的供词，威胁郑泌昌、何茂才，以至于两人日后处处被动。
而严世蕃的这次误判，也增加了嘉靖帝对他的不满，所以默许了裕王等人公然在杭州安排人，以起到对严世蕃制约监督的作用。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海瑞被派到了杭州，将郑泌昌、何茂才这两位封疆大吏逼到了走投无路。
【原创】王玄陵
原创不易，请多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