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教科书上，李德往往被描绘为一个刚愎自用、指挥低能、阻碍革命的反面角色。然而，开国上将陈士榘却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

李德是一位手持奥地利国籍的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资历深厚。年仅14岁就应征加入了奥匈帝国军队。后来，他在俄国军队中被俘，十月革命后加入苏联红军，从士兵一路升至骑兵团、旅的参谋长（或团长）。完成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深造后，他于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肩负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的重任。

当李德抵达瑞金时，苏区人民对他寄予厚望，尽管条件艰苦，但仍竭尽全力满足他的生活需求。在中共中央等机关驻地的禁区内，专门为他建造了一所简朴的住宅，四周环绕着稻田，还有几只水鸭悠闲地游弋。

实际上，共产国际并未赋予李德绝对的权威，他的权限是作为一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在中央苏区工作，并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配。然而，由于王明和博古对他的过度信任，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被排斥，阵地战成为红军的主要战斗手段。这是他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而是生搬硬套欧洲革命经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处境极为艰难。敌人集结百万大军和数百架飞机，声势浩大。明知敌强我弱，红军无法与之正面硬拼，但他们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那个关键时刻，大家都很信服毛泽东的运动战策略——避实击虚、深入敌人后方。然而，李德却受到了王明、博古的影响，对毛泽东产生了误解。他们给毛泽东扣上各种帽子，坚持提出激进的口号，主张与敌人正面决战。

尽管李德等人的口号听起来振奋人心，但实际战役却异常惨烈。李德的正面抗击和“短促出击”使得敌人得以长驱直入。看着红军节节败退，军委领导深感焦虑。周恩来、朱德等人试图劝说李德改变战略，考虑苏区的特殊情况，但李德在博古的怂恿下仍然固执己见，甚至完全忽视了周恩来和朱德的意见。广昌战役中，他的指挥显得笨拙而失败。

尽管李德在指挥红军反围剿时遭遇挫折，长征初期也显得手忙脚乱，但陈士榘认为，李德其实不是草包，他在课堂上的表现相当出色，讲解的军事术语充满新知，能够以一位德国人的视角，让红军将领们领略了现代军事技术的魅力。可以说，李德确实拥有独到的军事理论，作为教官堪称称职。遗憾的是，他未能意识到好的军事理论必须与当地的军事实践紧密结合，才能焕发生机。

陈士榘强调说：“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做出了错误的决策。而博古则把个人恩怨带入了工作中，为了显示自己的领导才能，险些彻底葬送了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