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阅读我军的抗日战史，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1941年以前，八路军经常有歼敌数百甚至上千的战役。例如平型关大捷、神头岭伏击战、雁门关伏击战、响堂铺战斗以及百团大战等等。但是1941年以后，我军一次歼敌过千的战例却直线减少，作战规模也开始变小。
以山东军区为例，万毅曾提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战场，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规模。1941年以后，我军与日军主要以零星的遭遇战为主，规模都不大，与国共在东北几十万人的对撞完全不一样。万毅表示，他在山东指挥人数最多的战役，也不过只集中了4个团。
1941年以前，日军还未发动太平洋战争，军人的军事素质极高，我军尚且多次打出一次歼敌过千的战斗。为何到了1941年以后，歼敌过千的战斗却屈指可数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自1940年百团大战以来，我军对日军的战法出现了一个分水岭。
七七事变爆发时，八路军高层对于抗日的原则是有分歧的。首先，中央高层大多认同以游击战为主要方针。但如何进行游击战，又形成了两个观点。
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应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而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包括林彪等人则认为，应该以“运动游击战”为主。
那么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游击战有什么区别呢？其主要区别就在于用兵的规模。
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来，八路军上下都踌躇满志，希望和日本鬼子大干一场，收复失地以洗雪国耻。
因此，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皆认为，我军不能单纯地打游击战，而是应该像红军时期一样，适时地打运动，即集中大量兵力，成建制地歼灭日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明白，从战争全局来看，只有在主力会战中彻底击败日军，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光靠游击战是无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所以期望在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八路军指战员们，是不满足、不甘心、亦不愿意其领导的武装只打游击战。在他们看来，这是大材小用。
毕竟红军的战斗力太强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经常成团成师地歼灭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国民党精锐。同时还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因此红军宣布改编为八路军后，全国人民乃至于国民党方面都对我军的战斗力有很大的期待。因此，朱德、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指战员却特别想露一手，他们认为这是军人的本分。
但就毛泽东而言，他不仅是军人，更是政治家，除了军事问题，他还必须做全盘考虑。因此在出兵规模和战法上，毛泽东比朱德等军人更加谨慎和稳健。
毛泽东最早认识到，日军绝非易与的对手。一开始，毛泽东只知道日军远强于国民党各派系部队，但对日军究竟有多强，也没有太多了解。只是根据以往战争经验，结合一些对日军战斗力的估计，本能地认为红军应该避免打阵地战，而要进行运动战。
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仅用2万人的部队就突破了宋哲元29军3个师的防线，其进攻之犀利、战斗力之强悍出乎了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意料。毛泽东清楚平津是绝对守不住的，但日军仅仅只用2天就让平津陷落，这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
因此，毛泽东也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之前提出的出兵规模和战斗原则。八路军改编时，只有3个师3万多人，经不起剧烈的消耗。这些都是革命的种子，是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精兵，是不容随意牺牲的。
毛泽东着重指出红军应“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因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独当一面。
然而朱德、彭德怀等人却估计，尽管整体实力上日军属于强者，但并非强到完全无懈可击、占不到任何便宜的地步。而且，就实际效果来说，打运动战、消灭日军，。
不过毛泽东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吸纳了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在洛川会议中，毛泽东表示：
红军参战后，“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但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消灭敌人兵团为目的，与在平原发展运动游击战。
因此在1941年以前，我军除了打山地游击战，也打了许多运动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平型关大捷。
初次参加抗战，我军信心、士气都十分旺盛。对于战斗的结果，战场指挥官林彪表现得非常乐观，他不仅要打败日军，还准备抓几百个日军俘虏去太原游街，以振奋抗日军民的士气、长我八路军的威风。
但在平型关战斗中，我军第一次了解到日军武器装备和技战术优势，也体验到日军战斗意志的顽固。
此战之中，我军占有人数和地形的绝对优势，打得也仅仅只是日军的一个辎重队。但日军所表现的技战术水平，也让林彪惊叹不已。林彪在战后总结中写道：
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骸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地……
林彪发现，日军在绝对的劣势之下，依然慌而不乱。换做国民党军，面对如此围攻早就崩溃了。而日军则能以汽车和树木为掩护，对我军进行顽抗和反击。在射击方面，日军射术奇准，我军稍不注意就会被爆头；在拼刺方面，我军三个人都未必能战胜一个日本兵；同时，日寇极其顽固，就算是同归于尽也不投降。此战之中，日军全部战死，一个俘虏也没抓到。这让林彪抓几百个日本俘虏游街的愿望落了空。
与抗日神剧之中那些贪生怕死、残暴愚蠢的日军不同，真实的日军是很难对付，光是杀死一个鬼子，就要耗费极大的代价。
李宗仁曾评价日军：
“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可趁之机。日本高级将领虽然缺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望而生畏。”
虽然平型关大捷，我军已经见识到了日军的强悍，也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当我军并未因此放弃争取机会打一些运动战。而在1938年以前，我军也确实有机会打一些运动战。因为在当时，抗战还未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军在华北捉对厮杀，使我军有机会消灭孤立的敌人，可以歼敌一部。
与此同时，日军主要将兵力投入正面战争，后方空虚。八路军可以集合相当数量的基干兵团，找准敌人的弱点，以伏击、袭击的手段，歼灭日军一路或数路，著名的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战斗都是这段时间打响的。这些战斗不仅歼敌多，缴获也多。
例如，在神头岭伏击战中，“击毙敌人八百余人，俘获十余名，缴枪约二百余支，击毙骡马三百余匹，俘获三百余匹，军服药材弹药甚多”。在香城固战斗中，“获四一式山炮一门，九二式步炮二门，枪弹甚多，敌二百数十人除生俘十余人外，全被击毙”。
正是这个时候，八路军建立了广袤的根据地，将八路军从3万人扩充到了40万人。然而到了1940年，分水岭却出现了，那就是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之前，日军大大低估了我军的力量。
例如，日军参谋部门 1939 年 9 月绘制的八路军实力统计表中，估计华北八路军主力仅有 12 万人，长短枪及轻重机关枪 4 万余支。与当时八路军的统计相比较可知，日军大大低估了八路军的力量。
1940年，日军露出了向陕西进军的趋势。为了遏制这一点，我军在正太线发动了一系列破袭战。此战之中，八路军史无前例地聚集了100余个团，40万人兵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对日军展开了全面攻击。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才真正注意到八路军的强大力量。日本参谋部认为，不歼灭八路军，不摧毁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华北就将无法立足。
因此百团大战虽然沉重打击了日寇，但同时也暴露了我军的实力，这是我军绝不愿意看到的。
从百团大战开始，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频繁而残酷的扫荡。首先，日军沿着交通线修建堡垒和战壕，将根据地死死困住；其次，日军组织机动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
面对日军的扫荡，彭德怀等指战员们认为，我军还是应该用红军时期的老办法，即将日军引入内线，然后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提出在山地以我军三个团消灭敌人一个大队，使其不敢孤军深入; 在平原必须以数倍力量消灭敌人一个中队，使其不敢轻易下乡。
然而事实却证明，我军大大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在关家垴战斗中，冈崎大队长驱直入进入我军的根据地内烧杀抢掠。彭德怀集中大量兵力，决定将其一次歼灭，让日本人的扫荡知难而退。
然而事实证明，我军虽然占尽人数优势，但依然无法全歼冈崎大队。不仅自己损兵折将，而且还让冈崎大队被敌军救走。到了后来，彭德怀将关家垴战斗列为自己一生中的四大败仗之一。
彭德怀意识到，以三个团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是难以实现的，八路军的战术必须改变。
1941年11月，彭德怀在黄崖洞保卫战后承认：“目前敌我技术条件极不相称，以及在敌后作战的特殊条件，重现国内战争时代的歼灭战是不可能的。”
日军战术的改变，让我军打运动变得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我军在自身方面也出现了问题。
从人数上看，八路军确实扩充了不少，但这并不代表战斗力的提升。
首先从武器装备来看，八路军的武器装备来源有限。
在抗战初期，我军与国民党关系较好，还能从国民党方面获取一些武器。与此同时，我军打了一些运动战，可以从日军手中缴获装备。
但在1940年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见识到八路军的力量后，开始由联合转向了警惕，于是连续发动皖南事变在内的多次反共高潮，至于军饷和军械，蒋介石再也不提供了。
在日军方面，他们也改变了战法。除了扫荡之外，主要兵力都龟缩在交通线和碉堡内。我军缺乏重武器，很难攻克这些碉堡。日军行军愈发谨慎，也难以通过打歼灭战来获取装备。因此自1940年以后，缴获也变得非常少。
这一时期八路军的装备补充，除了少量自产，主要依靠向外购买。
其次从兵员素质来看，虽然八路军部队扩张迅速，但是训练依然显得不足。
由于日军的扫荡和封锁，八路军很难对新吸纳的兵员进行严格训练。因此所有的训练都是短期，是删繁就简的。因此效果不是很理想。
以射击而论，以120师为例，主力作战部队的团，其命中弹数仅有 48. 1% ，尚不及 50% ; 成绩最好的七一五团命中弹数为 78. 6% 。
时任一二〇师参谋长的周士第总结说:
“( 部队对) 射击的原则了解很差，动作有些不确实，如上述射击成绩，除第七一五团成绩较好外，其余各部的射击教育是不深入的，射击技术还没达到应有的高度。”
1940 年 1 月晋冀鲁豫政治部报告: “军事技术的落后是惊人的，先支一大队有一个从排长起没有一个认得表尺的排，甚至有连副还不认得表尺。”
1940 年 1 月 3 日，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秦基伟率警卫排实弹打靶，参加打靶者 50 人左右，其中 20 余人不上靶; 5 月 24 日，秦基伟发现一个团内有 12 个班长不认识表尺……
八路军新招收的士兵大多是文盲，八路军基层官兵试图短时期内完全掌握武器的科学使用方法时，常常会遇到巨大困难。如一二○师塞北军分区反映，教员所讲授的内容，战士“能懂得约 50% ，但能记住的恐不到 30% ，好多战士今天讲的课目当天能讲出一部分，但到明天便忘记了”。
训练困难也就算了，日军的频繁扫荡也让我军的训练难以进行。在日军点线密布的平原地区，如果八路军以旅、团为单位集中起来，得到情报的日军很快就会从各据点出动，向八路军驻地进行包围合击。
在山地，我军训练也需要布置相当的力量进行警戒，如三八六旅所属七七二团为保障 1941 年全团整训顺利进行，最多时曾派出三分之一的部队到日军据点附近游击。 而且，由于山区过于贫瘠，如何保障集中整训部队的给养供应也是一个大问题。
总体来看，由于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的恶劣，八路军的技战术水平不可能在短期内提高。
由此大概到了1941年夏天，彭德怀等人也不再坚持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打运动战了。
自1942年以后，抗日根据地在残酷的扫荡中损失巨大，甚至连高级将领左权也牺牲了。我军进入了极度困难的阶段直到1943年，日军在其他战场连续战败，抗日根据地才重新进入了发展阶段。
由此而见，毛泽东稳健的抗日原则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场持久战，是急不得的，必须量力而为。此时八路军需要的是发展，建立一支有能力和日军打正规战的人民军队还需要时间，更需要时机。过早地进行运动战，不仅震惊了日军，同时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在内外敌人的绞杀和封锁之下，八路军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困难时期。
正因为如此，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无条件转入全面的游击战。就如毛泽东 1941 年 7 月所强调的:
“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
因此1941年以后，我军与日军的战斗规模开始变小，但战斗频率却急速上升。我军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不仅在敌人的绞杀之下存活了下来，同时还扩大了军队，在全国沦陷区展开了游击战，从而解放了大量国土，将无数同胞从日寇的铁蹄中解放出来。
虽然我军作战规模较小，但是这种零敲碎打，却实实在在地打击到了日寇，可谓是积小胜为大胜。到了抗战后期，华北、山东已经成为了抗日军民的海洋，日军只能龟缩在交通线和大城市里苟延残喘，再无出击的本事。
到了抗战末期，我军已经建立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百万，人口多达一亿，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万人。人民军队的百万大军，绝不是躲出来的。
总之，抗战初期，八路军心有一腔血勇，想与日本硬碰硬地打一仗。但事实证明，饭要一口口的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军并非不想一次歼灭日军几千几万人，但这需要时间和时机。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稳健和谨慎，是有先见之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