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5日早上8点45分，刚刚结束巡逻的埃及空军飞行员正在食堂吃早餐。突然，基地上空出现黑压压的机群，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当天，埃及几乎所有空军基地均遭到空袭。这便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开端。
选择8点45分左右空袭是以色列精密计算后的结果：
埃及空军每天佛晓戒备最严，但佛晓一过，雷达就关机并于8时45分交接班。而埃军高级将领通常在9点左右上班，此时他们正在赶往办公室的路上，指挥系统来不及反应。以军还发现，埃及的米格战机在10分钟内难以起飞，有的甚至要花26分钟才能起飞。
当天以列色空军出动了几乎所有能飞的飞机，并且规定飞行中保持无线电静默，即便遇到故障也不能打开通讯设备。以色列空军利用山体掩护，超低空飞入地中海，躲过埃及和约旦的雷达。当飞过尼罗河西侧时，突然左转从埃及后方直扑各个预定目标。
这次空袭，埃及14个空军基地被摧毁，损失了300多架飞机，300多名飞行员中有100多人丧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埃及20个防空导弹基地的100部苏式“萨姆-2”导弹来不及发射便大多被摧毁。
要完成这次空袭，需要对埃军作息时间、空军基地和防空导弹分布地点有详细的掌握，以色列是如何弄到这些高度机密的情报的呢？这与摩萨德传奇特工沃尔夫冈·洛茨有很大关系。
诺茨于1921年出生于德国，父亲是德国基督徒，母亲是犹太人。由于父母都从事戏剧工作，诺茨在年幼时便有较高的表演天赋，这也奠定了他日后成为王牌特工的基础。
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男童要在出生第八天后进行割礼，也就是现代的包皮切除手术。这是犹太教教义规定的，被犹太人奉为圭臬。
纳粹德国时期，要判断一个人是否犹太人，除了黑头发黑眼睛外，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脱下裤子查看是否行过割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年代割礼在犹太人中的普遍性。
由于诺茨的父亲是个基督徒对此并不上心，所以诺茨并没有做割礼，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日后会因为没做割礼而捡回一命。
希特勒上台后，开始了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诺茨的父母离婚，他跟着母亲搬到巴勒斯坦避难。诺茨进入一所农业学校，并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学校学到很多关于马的知识。
由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迁入，不可避免地与当地阿拉伯人发生矛盾。为了自卫，犹太人成了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诺茨也参加了这个组织。
该组织得到英国的大力援助，二战爆发后英国曾在意大利成立了一个犹太旅，主要成员便来自“哈加纳”组织，诺茨此时也加入了英国正规军。
由于诺茨精通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德语、英语等语言，他被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调往埃及审讯纳粹战犯。
二战结束后，诺茨回到以色列参加了1948年和1956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并成长为一名旅长。此时，他也进入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的视野。
以色列建国后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连续两次取得战役胜利，但仍然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没有回旋空间，许多重要城市都在敌军炮火射程之内。敌军飞机飞过来，以军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炮弹就会落地。想要有效防御，必须要掌握敌人的军事情报。
因此情报机构开始大量物色军事间谍，在他们看来诺茨非常适合去埃及从事间谍工作：
其一、诺茨精通4门语言，有游击队和正规军战斗经验，二战时期还在埃及工作过，对当地有一定了解。
其二、诺茨出生于德国，不论相貌还是打扮都非常适合装扮德国人，当时的埃及对德国人非常欢迎。
二战中德国人的身份虽然有些特殊，但由于埃及与以色列关系紧张，他们又没有足够的钱向苏联购买武器，于是便挖来很多纳粹时期的专家为其研发飞机和导弹。纳粹德国的战斗机设计师威廉·梅塞施密特便是其中之一。
假如埃及研发出先进的导弹和战斗机，无疑会使以色列遭受灭顶之战。因此以色列必须了解埃及的一举一动，派诺茨执行任务的意图不仅是潜入埃及了解其政治军事情报，还要他以德国人的身份接近为埃及研究武器的专家圈子。
1961年，洛茨以德国游客的身份来到埃及。以色列情报机构精心为诺茨编造了一套假身份：
在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服役至二战结束的德国军人，战后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1年，靠经营跑马场发了大财，由于思念故乡便回了德国。如今来埃及是想建立一个培育阿拉伯纯种马的马场。
诺茨选择以马为切入点，一是因为他上学时掌握了许多与马相关的知识，做起工作来轻车熟路。二是马场是上流社会的娱乐场所，便于接触到更多大人物。
诺茨最先来到位于吉奇赫的骑士俱乐部，该俱乐部是由埃及骑兵军官主办，名誉主席尤素福将军也是亚历山大市的警察局长。
诺茨谈吐不凡，而且平时出手阔绰，很快就引起尤素福将军的注意。由于诺茨出色的交际能力，两人很快成为好朋友，尤素福开始把诺茨介绍给其他军官，并称呼他为“德国一流的驯马师”。
经过6个月的经营，诺茨掌握了当地基本情况，随后回到欧洲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接头。他接到的任务是确定埃及防御工事的方位、监视德国飞机导弹设计师。随后带着大批资金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回到埃及。
诺茨花大价钱为俱乐部购买了几匹纯种阿拉伯马，供俱乐部里的军官赏玩，同时还聘请了赫利奥波的利斯马术中心教练帮他训马。他看中的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埃及军队大多集中在马术中心附近的一个基地中，机械化部队每次出动都要经过马术中心。
每次来到马术中心，诺茨总要拿起望远镜登上高处观察，外人以为他在看马术训练，其实他是在侦察军事基地内的情况。由于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往往能根据基地内车辆的动向判断出其动机，随后便将这些情报发回以色列。
一次俱乐部里的一名骑兵上校跟诺茨聊天，问他为何不再多买几匹马？
诺茨如实回答说：“没有空闲的马厩了。”
没想到上校很爽快地说：“为何不把它们放到我们军营里的马厩？”
诺茨显得有些吃惊，随后委婉地说：“那样很好，但是当我想看心爱的马儿时不太方便。”
上校大笑：“这还不容易，我给你办一张通行证就行了。”
恐怕连诺茨也没想到，他就这样轻松进入了敌人内部。每次诺茨到军营看马，军官们热情地招待他，甚至还带他参观军营。埃军的秘密也被一一传到以色列。
诺茨获取情报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家庭酒会，他常常在自己家招待俱乐部的军官，并通过他们逐渐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
诺茨通过酒会认识了老牌纳粹分子冯·雷斯。当时冯·雷斯的境遇不佳，没有任何职务。他年事已高，又不是技术人员，在埃及也只是虚度余生。但诺茨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冯·雷斯有丰富的人脉，可以以他为跳板，接触其他德国专家。
果然在冯·雷斯的家庭酒会上，诺茨认识了纳粹医生埃泽勒、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等人。这些人毕竟是过街老鼠，对过往讳莫如深，对陌生人有很强戒备，一开始诺茨的工作比较困难。
在一次酒会上，冯·雷斯借着酒劲对诺茨说：“在战争末期的一次会议上我见过你。”随后还详细讲述了会议的情况。
诺茨难以判断他是在试探自己还是认错人了，极力否认。不过冯·雷斯的语气却更加肯定，还有些得意地说：“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
对于诺茨来说，如果自己成了纳粹军官，更容易接触纳粹专家的圈子。他表面上极力否认，但内心非常希望冯·雷斯尽快把他的身份透露出去，为此他还专门演了一出“苦肉计”。
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诺茨弄到了冯·雷斯所说的纳粹军官的信息，并装入一个信封内，故意放在显眼的地方。等他骑马回来后，故意将仆人训斥了一顿，责怪她将如此重要的东西随意摆放，还警告她不准再动这个信封。
诺茨悄悄做了一些记号后，将信封放到抽屉里。果然几天后，诺茨发现信封有被动过的迹象，显然是埃及情报机关偷阅了里面的信息。
就这样，诺茨的身份成了一名隐藏的纳粹军官。不仅埃及当局对他更加欢迎，在埃及的纳粹专家也降低了对他的戒备。诺茨渐渐弄清了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人事安排。对于这些专家，以色列采取了三种手段：
其一，通过国际舆论谴责埃及收留纳粹成员，要求将他们遣离开。
其二，写恐吓信，以专家家人的安全威胁他们离开埃及。
其三，对于不听劝阻的人，摩萨德的特工便进行暗杀。
为埃及研究导弹的纳粹专家海因茨·克鲁戈突然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主持的研究项目也只能停工。另一名主持导弹设计的专家沃尔福冈·皮尔兹收到一封信件，他的秘书拆信时被炸成重伤。
专家接二连三的出事，显然是有人刻意为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诺茨参与了暗杀，但后来外界纷纷猜测，他提供的情报为暗杀行动提供了很大帮助。
纳粹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