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首次涉足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时段，横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这部宏大的巨著的起始年份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正值中国历史上一场备受瞩目的事件——“三家分晋”，即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件被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分水岭，也是《资治通鉴》的开篇之始。这部巨著一直承袭记录至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为读者提供了对中国历史上众多重要事件和时期的全面了解。

历史上，尧舜禹时代被广泛认为是最为美好的时期，备受政治家和文人的高度赞誉。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时代被公认为道德高尚，实行推让让国；其次，文字记载简洁，几乎没有大奸大恶之徒，因为没有记录就等于不存在；第三，国家形态的一统天下将中央集权视为坚不可摧的基石。因此，在历朝历代，那些批评君主的臣子和谏官，在寻找最佳治理实践时，往往首先以三皇五帝为标杆。只要提及这个时期，君主也很难反驳，因为这被认为是不可挑战的真理。

然而，《资治通鉴》并没有选择从社会最美好的年代开始，而是从礼崩乐坏的颓废时期开始。在周威烈王死前的一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历史结束了春秋时代，进入了战国时代。由于历史久远，史书未能记录详细的细节，败家的君主度日艰难。比如崇祯皇帝，虽然怀有治国之心，却力不从心。周威烈王也同样如此，或许早已怀有“恨生在帝王家”的遗憾。

实际上，周威烈王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全然是他个人的责任。由于皇室日渐羸弱，而诸侯则日益强大，他的祖辈对国家治理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司马光在一开始论证“礼”的时候就指出，诸侯并非没有足够的力量，也并非没有篡位的意愿，只是还没有勇气胆大到敢于谋乱。在通鉴开篇，司马光提到礼的约束力，举了晋文公的例子。晋文公在王室有卓越的贡献，但请求襄王允许自己死后按隧礼（天子葬礼）下葬时，被襄王拒绝了。然而，晋文公出于敬畏礼制而不敢违背。

司马光的初衷是表达礼的存在可以使社会自我调节，让君主无需花费过多的精力。然而，他也感到无奈，因为他深知后来南北朝、五代的那些军阀和流氓，完全不顾礼制，随心所欲。即便包括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不顾礼制，夺取了孤儿寡母的天下。从礼出发，司马光对君子、小人和愚人进行了定义。君子既有德行又有才华，小人有才而无德，愚人既无德又无才。小人尤为可怕，因为他们具备才华，却没有道德约束，不受礼的规范限制，容易成为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