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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刘启的故事是从下棋开始的，当初，还是太子的他在与吴国世子刘贤下棋时，因棋路问题发生分歧，刘启竟直接拿棋盘砸死了吴世子刘贤。
从这次因下棋而引发的血案中，我们能够一窥景帝刘启的基本性格：睚眦必报，且做事极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性格只能隐藏而不能改变，多年以后继承皇位的景帝已经从父亲文帝身上学到了不少权谋手段，但是他终究与父亲不是同一类人，他的统治方式与父亲不同，景帝的统治方式虽然同样符合皇权的行为逻辑并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它的底色却是：无情。
在这局以天下为局的权力大棋中，功臣、名将、娘家人甚至兄弟，都不过是棋子。
与文帝做任何事都要留几分余地不同，景帝做事时喜欢走极端，需要的时候极限拉拢，不需要的果断抛弃，名将周亚夫之死的根源便来自于此，周亚夫与景帝的故事从一次心照不宣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开始，而那个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棋子，就是汉景帝刘启唯一的弟弟：梁王刘武。
兄终弟及？汉景帝三年，在一次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景帝刘启当着母亲窦太后、弟弟梁王刘武和诸多窦氏家族重要成员的面宣布了一件事，一件天大的事：
景帝说自己死后，皇位传给梁王刘武。
请注意：当时汉景帝继位仅仅三年，没人让他说继承人问题，是他自己主动说要传位给梁王刘武。
皇帝是天下至尊，关于皇位的事就没有小事，汉景帝刘启却在喝醉之后如此轻率地宣布一件不合礼法的大事，这件事绝没有那么简单。
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景帝这种对权力如此执着之人，又怎么会在继承人这样的重大问题上真正喝醉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汉景帝此言是说给别人听的。
说给谁听呢？第一是梁王刘武本人，第二是窦太后。
窦太后代表的是当时朝堂上仍有不小势力的外戚集团，而梁王刘武则有外戚集团和诸侯王的双重身份。
当时汉景帝刘启刚刚继位三年，培植的自己势力还不算牢靠，所以他要干一些大事，就得借助现有集团的政治能量，因此他得根据需求对这些这些集团进行拉拢。
这次酒后“真言”，足见汉景帝对于弟弟刘武情谊之“真”，着实把梁王刘武和窦太后说得心花怒放，汉景帝以皇位这个天下第一大诱惑作为空头支票，牢牢把梁王和窦太后代表的外戚集团拉到自己身边，奠定了母子三人一家亲的基调，日后再遇到任何问题时，母子三人都要拧成一股绳。
但景帝这个所谓“真言”妙就妙在它是酒后说的，酒后说的话可以说是真言，也可以说是戏言。
即便是窦氏家族成员也有明白事的人，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听到汉景帝传位给梁王的承诺后当即表示：按照祖宗礼法，还是得传给儿子。
但是此举却引发了窦太后的不满，之后一段时间里不给窦婴好脸色。
窦太后陪文帝多年，梁王刘武也是个有作为诸侯王，权力场的尔虞我诈他们又岂会不知，但是知道了也没用，因为汉景帝抛出的是天下第一号橄榄枝，那可是世间至高的皇权，哪怕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会有人愿意为此粉身碎骨。
梁王刘武已入局，接下来汉景帝可以下他的大棋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名将周亚夫一直以来被描述成一个军事能力很强，政治智慧很差的“低情商”形象，而支持周亚夫“低情商”形象的第一个论据就是七国之乱时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是周亚夫坚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真的只是因为低情商吗？
回到上文提到的那场让汉景帝“吐真言”的酒宴，它发生在汉景帝三年，这一年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大家都知道：七国之乱。
在承诺死后让梁王刘武继位酒宴之前，汉景帝刘启就在干一件事：削藩。
汉景帝继位这三年，已经有三个诸侯王因此倒霉：赵王刘遂有罪，削去其河间郡;胶西王刘昂因为售卖爵位时舞弊，削减其六个县；而后又以楚王刘戊在薄太皇太后丧礼期间淫乱为由，削减了他的东海郡。
削弱诸侯王这件事文帝时期就在干了，但是文帝做的比较稳，是把诸侯国越分越小，而且让诸侯王们的儿子们内部形成利益分歧，而景帝做事不像文帝那么稳，比较爱走极端，说要削藩就绝不废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你有罪你就有罪，你有罪就削你封地，景帝已经不是简单的分诸侯王的地了，而是直接下手明抢。
这种吃相难看的明抢行为彻底激怒了诸侯王们，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大诸侯王起兵造反，景帝的制衡游戏玩脱了。
当然，这里说的玩脱只是因为七国比景帝预估的时间更早反叛了，并不是说景帝削弱诸侯王的做法本身有问题。
诸侯国提早反了，景帝只能在准备还不算太充分的情况下武力镇压，但即便准备不充分，景帝手中的力量也已经明显超过叛军。
景帝把平叛主力的30万大军（可能有夸张）交到周亚夫手上，并且在出发前就与周亚夫定下战略：让梁王刘武扛住七国叛军，自己则率军切断叛军补给线，待叛军缺粮，再一举歼灭之。
《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许之”
后来叛军攻击梁国太猛，梁王刘武先是求助于周亚夫，而后直接求助于汉景帝，汉景帝也下令让周亚夫援助梁王，但周亚夫坚称梁王能扛住，拒不出兵。
这就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背景，如果联系上下文，大家可以发现，周亚夫并非是真的不听汉景帝的诏令，以梁王为诱饵拖住叛军也是君命。
对于梁王和周亚夫来说，这是一个局，一个汉景帝设的局，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梁王，但是如果这个局和削藩一样玩脱了，出来背锅的就是周亚夫。
三股势力现在让我们看看汉景帝这盘权力大棋的整体脉络吧。
汉景帝的核心诉求十分清洗：集权。
此时朝堂之上谁有权？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汉初就一直存在的军功集团，以及包括吴王刘濞和梁王刘武在内的诸侯王。
三者之中，前两者掌握的是中央权力，后者掌握的是地方权力。
汉景帝集权的整体思路是先集中中央权力去夺取诸侯王们掌握的地方权力，然后利用从诸侯国手中夺来的权力强化自己，再一步步收回外戚集团和军功集团手中的中央权力。
梁王刘武是个最重要的突破口，此时的梁国国力强盛，其站在景帝一方还是站在诸侯王一方对于整个局势的影响是巨大的。
而梁王刘武的身份又是窦太后的幼子，窦太后对于他的喜爱甚至超过了景帝刘启，所以拉拢了他就等于拉拢了最重要的诸侯王和整个外戚集团。
汉景帝做事喜欢走极端，这个习惯在多数情况下不好，但是在某些非常时刻却能把办事效率提到最高，景帝上来就拿出皇权这个天下第一个馅饼诱惑梁王，梁王即便半信半疑也一定会为若有若无的机会拼尽全力。
一旦把外戚集团和梁王这个最重要的诸侯王全部拉拢到自己身边，汉初军功集团也自然而然地会被拉拢。
经过汉文帝前期持续不断的打压，此时的军功集团相较于外戚集团已经是弱势的一方了，汉文帝后期发现外戚集团和军功集团之间的制衡有失衡的可能，于是重新重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景帝只需沿着文帝的路，在权力问题上稍稍向军功集团倾斜，军功集团便会坚定站在景帝一边。
以皇位为空头支票撬动的权力杠杆，让梁王、外戚集团和军功集团全部站在自己一边，此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汉景帝手中掌握的能量：中央力量的全部，加上地方力量的梁王部分。
汉廷中央掌握的能量本身就超过地方诸侯王手中能量的总和，而地方诸侯王势力中格外重要的梁王势力又站在了自己一边，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就算汉景帝操之过急，过早地逼反了吴王刘濞等七国叛军，但景帝强而叛军弱的大趋势不变，只要不犯大错误，叛军便没有任何机会。
翻脸不认人汉军平定七国之乱仅用了3个月，要问这3个月中最难熬的是谁，那毫无疑问是梁王刘武。
他在战争的前中期承受了七国叛军的大部分火力，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顶住了七国叛军的一次次猛攻。
随后发生的就是周亚夫“不懂事”的一幕，梁王一次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就是坐视不理，甚至汉景帝都下令了，周亚夫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理由拒不出兵。
绝望中的梁王只能拼上自己所有家底去跟叛军死磕。
理论上梁王刘武还有一条路，就是放弃梁国逃跑，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窦太后的幼子，即便他跑了，应该也不会被杀掉。
但梁王刘武一定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那张空头支票。
希望是人类面对困境甚至绝境中最有力的武器，所有高明的政治家都善于给他人以希望，或者说画饼，但现在老板们给员工们画的饼跟当初汉景帝给梁王画的那张饼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
汉景帝给出的可是世间最大的饼，世上最高的权力诱惑足以让人舍生忘死，所以梁王绝不会跑，只能跟叛军死磕。
表面上看，这件事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七国叛乱被平定，汉军大获全胜，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梁王刘武也没被叛军干掉。
但此后事情发展的方向却显得格外有趣，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一年后，汉景帝立刻宣布立长子刘荣为太子。
这对梁王刘武来说几乎是晴天霹雳，自己刚刚在齐国之战中立下大功，兄长汉景帝怎么就反悔了呢？
其实这事一定都不会奇怪，就从汉景帝能与周亚夫定下让刘武所在的梁国为诱饵的总战略，就能看出他压根就没想过把皇位传给梁王刘武。
刚才我们已经充分展示了汉景帝是如何给梁王刘武设局的，下面让我们再以周亚夫的角度去看看汉景帝画的另外一张饼。
此消彼长汉景帝告诉周亚夫，可以拿梁王刘武作为诱饵去剿灭七国叛军。
周亚夫代表的汉初军功集团，而梁王刘武则是外戚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结合体，汉景帝明知二者不在一个集团，还把是否援助梁王的选择权交到周亚夫手中，这是在向周亚夫传递一个信号：我默认你周亚夫可以利用叛军之手去削弱梁王刘武。
这个信号如果继续延伸就是汉景帝打算重用军功集团，给他们更大权力去对付外戚集团。
此时的周亚夫代表的是整个军功集团，他的行动必然要以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所以坐视梁王被叛军消耗，是周亚夫必定会做出的选择，汉景帝同样希望看到这一点，但他又不能把话挑明，所以就采用了这种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方式，让与梁王存在利益冲突的周亚夫去决定是否救援梁王。
结果就是七国之乱被平定后，梁王的实力也大幅受损，汉景帝则图穷匕见，立自己的儿子刘荣为太子，此时那个已经被大战削弱过的梁王刘武只能哑巴吃黄连，谁让你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呢？你手上没筹码时，人家景帝当初的承诺就是酒后戏言。
过早将七个诸侯王逼反的确时汉景帝的失策之处，但是汉景帝却通过一系列操作，不但成功收回了地方诸侯王手中的权力，还完成了新的权力制衡，强势的外戚集团被削弱，弱势的军功集团被增强。
七国之乱被平定后，周亚夫成为丞相，他成为了像父亲周勃一样位极人臣的角色，但是别误会，此时汉景帝敢重用周亚夫，原因恰恰是他身后的军功集团已经被大幅虚弱，即便给一些权力倾斜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待汉景帝完成了集权的目标，名将周亚夫也即将迎来自己的结局。
父子相残汉景帝做事有个特点：目标明确，行事果决，但是似乎不太擅长找借口。
要削弱七国叛乱时，以楚王在薄太皇太后丧礼期间淫乱为由剥夺楚国封地，此后，汉景帝再次以两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罪名完成了他为继承人的权力铺路，而他太子和名将周亚夫也将死于这个最后的权力之局。
走入权力核心后，周亚夫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所有权臣的“送命题”：继承人之争。
汉景帝的皇后是祖母薄太皇太后一族的薄皇后，但是薄皇后无子，景帝在祖母死后废掉了薄皇后，而此时刘荣已经被立为太子了，但是景帝再次玩了一出政治行为艺术：刘荣已被为太子，但刘荣的母亲栗姬却并未为立为皇后。
皇帝的姐姐馆陶公主刘嫖想以联姻的方式拉拢未来的皇帝，于是向栗姬提出太子刘荣迎娶自家女儿。
但栗姬拒绝了馆陶公主邀请，后者于是联合整个窦氏外戚集团对付栗姬和太子刘荣，并拉拢景帝的另一个宠妃王夫人，王夫人就很上道，同意了儿子刘彻与窦家联姻，很快窦、王联盟形成，介于窦家外戚的恐怖能量，这个外戚集团手眼通天，而他们恰恰是利用了汉景帝对于权力失控的恐惧设局废掉了太子刘荣。
晚年的汉景帝已经是一个能够把权力制衡玩转的游刃有余的君主，但任何君主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死后，继承人能不能控制得住局面。
由于诸吕之乱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太深，汉景帝首先要考虑的便是继承人的娘家人是否安全。
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姬在儿子被立为太子后仍未必立未皇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景帝试其野心和胃口的政治手段。
而窦家外戚集团要的就是要让汉景帝认为栗姬野心很大，馆陶公主让臣下向汉景帝建议：立太子的母亲栗姬为皇后，景帝听后大怒，立刻处死了这个大臣，并将太子刘荣降为临江王，改立王夫人的儿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后来的汉武帝）。
晚年的汉景帝刘启内心中最深刻的恐惧便是自己死后继承人像汉惠帝刘盈一样成为外戚集团的傀儡，栗姬被馆陶公主塑造的野心家形象让汉景帝的恐惧决堤，太子刘荣成为景帝内心恐惧的牺牲品。
汉景帝行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既然已经决定废太子，就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后来被废的太子临江王犯罪，罪名是侵占宗庙，这个罪名简直与当初对楚王在太皇太后服丧期间淫乱如出一辙，都是从孝这个私德入手，给对付一个难以反驳的罪名。
废太子刘荣被捕后，景帝并未把他交给负责刑事案件的廷尉，而是交给了著名的酷吏郅都，在司马迁笔下，酷吏并非一个褒义词，他是严刑峻法甚至滥杀无辜的代名词，酷吏的出现是皇帝集权后的必然产物，郅都和酷吏群体以后会拿出单独的章节细讲。
汉景帝把废太子刘荣交给郅都，就是要用郅都之手将其除掉，这是个很明确的政治信号。
刘荣的结局也是确实是死在郅都手上。
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周亚夫却选择站在废太子刘荣一边，究其原因，王夫人和他的儿子胶东王刘彻是以投奔窦氏外戚集团为才取得竞争继承人资格的，所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外戚集团的延续，而作为军功集团代表的周亚夫要试图避免外戚集团的做大。
死后造反表面上看，汉景帝关于继承人问题的制衡好似失败了，窦氏外戚集团拥立的刘彻登基，结果必然是外戚集团独大。
但事实上，汉景帝是换了一种制衡方式，让外戚集团之间进行内部制衡。
此时的外戚集团很强，但其内部实际上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窦氏外戚，一派则是王氏外戚。
随着刘彻成为太子，其母亲王夫人家族成员就自动成为新外戚，只不过这个新外戚此时实力尚弱，还得依附于窦家这个旧外戚，但是与皇帝的亲疏关系又注定了太子继位后会将能量向母亲这边势力倾斜，这就是汉景帝制衡的核心，两个外戚集团此时还是一个整体，强势一方未来会越来越弱，而弱势一方会越来越强，在两个外戚集团之间内耗的过程中，自己的儿子也就能逐步拿回所有的权力。
在这个过程中，汉景帝需要注意什么呢？王氏外戚集团不能太弱，否则在新帝尚弱小时，如果窦氏外戚直接动手，王氏外戚将无力与之对抗。
事实上，从决定了继承人问题上的制衡形势是外戚集团内部制衡后，军功集团的作用也就变成了边缘的角色。
但汉景帝仍想试一试周亚夫是否上道，此时汉景帝需要周亚夫的是什么呢？应该是站在实力较弱的王氏外戚一边，这样两边力量才能平衡。
于是他向周亚夫提出了那个问题：想封王夫人家族成员为侯。
周亚夫却以“高祖有令，非有重大军功者不能封侯”为由向汉景帝投出了反对票。
周亚夫当然是从自己军功派角度思考问题的，如果景帝随意封侯，军功集团手中的侯爵含金量就要大打折扣，但这也导致了周亚夫在景帝的测试中失败。
景帝认为这个周亚夫这个棋子不能在自己死后继续为他的继承人所用，且作为军功集团话事人的他还是个不稳定因素，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杀了。
汉景帝杀周亚夫的借口更让人啼笑皆非。
周亚夫的儿子购买铠甲，景帝就以谋反为名将周亚夫下狱，审讯人员问周亚夫为何要买铠甲，周亚夫说是为了死后作为陪葬品，没有谋反的意思。
这时，景帝派去的审讯人员说出了一句让人格外无语的话：卖铠甲作为陪葬品，这说明你即便活着时候不反，死后也会造反。
死后造反的罪名，真是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演绎得淋漓尽致，名将周亚夫最终以“死后欲反”的罪名被饿死。
皇权发展到这一步已经显得有些滑稽了。
每一年新君继位后几乎都要面对一个问题：自己不能马上继承父辈的全部权力，有一部分权力会被外戚、权臣等把持，于是收回所有权力会成为每一个继位新君的首要任务。
新君想要收回权力是为了不受他人限制，但是在这个收权的过程中，新君却又不得不与旧势力进行合纵连横，在这个过程的某些时刻，君王甚至要做出更大的妥协，于是作为君王们要学会隐忍和伪装，学会背信弃义和翻脸不认人。
当新君经历无数次血雨腥风终于拿回所有权力时，他们是否还是当初的自己呢？
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在帝王家早已司空见惯，这一切是入局权力游戏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