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引擎，把着方向盘，车向前驶动，滑入夜色中的城市，道路不断向前延伸，万家灯火在眼前闪过，黑桃感觉好极了。

他想，如果再有一点音乐，就更妙了。

一位美国脱口秀演员讲过一个段子：“以前大家都喜欢嘲笑我，我想，去他们的，干脆收他们点儿钱。” 黑桃深表认同。

他想，“既然我喜欢开车，为什么不天天开车，顺便赚一些钱？” 于是，黑桃来到上海，立志做全上海最阳光、最可爱、最有趣的出租车司机。

《我在上海开出租》

黑桃 | 著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3月

“师傅，去不去青浦‘照相’？”一位女孩问。

“照相？”黑桃心里嘀咕，年轻人不都用手机自拍吗？难道郊区有一家照相馆，技术好得不得了，值得大老远跑一趟？他浮想联翩。

“姓赵的赵，小巷的巷，赵巷。”女孩看出了他的疑惑，无奈地说。

黑桃恍然大悟，有些羞愧地低下了头。

那是他第一天在上海开出租，后来没少去“照相”。

大多数时候，黑桃默默开车，为乘客提供安静的乘车环境。

但有时，他也需要置身其中，接过属于自己的剧本。

那是个周末，在周浦镇，一个远离主城区的人口大镇，黑桃正愁空车返程，看见一名小伙子焦急地朝他招手。小伙子一张口，黑桃听出他是河南人。

老乡见老乡，两人关系近了些。在路边，小伙子等了十几分钟，打了两个电话，满脸焦急。

原来，他和女友感情好，但是女方家里不同意，至少要30万彩礼，他家拿不出。情急之下，两人只能私奔，计划先去新密老家，再一起去成都赚钱。

“师傅，咱们走周邓公路，直接上沪奉高架，转外环，一直到虹桥火车站。”男子提前来过两三回踩点，算好了最佳“撤离”路线。

几分钟后，女主角登场，她背着双肩包，娉婷袅娜地坐上车。男友满脸激动，同时惊恐万分地四下张望——一旦被发现，他免不了遭一顿毒打。

“接下来，就是我的戏份了。” 黑桃打火起步，节奏沉稳，感觉轮胎开始发烫。他脑海中闪过无数电影中惊险的飙车情节，车技不佳的“反派”翻车，一头撞上绿化带起火爆炸。

几十分钟后，这对恋人到了火车站——惊险桥段并未发生，黑桃始终遵守交通法。

“爱情本子”细分也有多种，有烈火烹油，也有黯然神伤。

一个周六的晚上，在赤峰路附近，一位女孩子招手上车。她花了两三秒钟，想了想目的地：“师傅，前面上内环，在内环兜一圈。”

“可能是想兜风吧？在上海这个地方，有什么想法都不奇怪。” 黑桃盘算，内环一圈是48公里，高架路上基本没红绿灯，开着省力，是个好单子。

他看到，她眉间有一丝阴郁。女子望着窗外发呆，忽然说，下桥转到内环线上这两圈有1100米——以前她和男友开车经常经过这里，因为无聊，测量过多次。准确地说，是前男友，两年前分的手。

两人就职于同一家公司，因为一起学车，接触多起来，爱情发生了。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男友主动换了工作，“地下恋情”得以见光。

两家公司离得不远，这对恋人同居了，像寻常夫妻一样买菜做饭，抽空在上海周边旅游。虽然知道，也许永远买不起上海的房子，但一起看灯火明灭，总觉时光短暂。

没有出轨，没有父母阻挠，没有买房和彩礼的经济压力，崩溃从琐碎小事开始——两个人像中魔了一样，互不相让，耗尽了耐心。

女子用沙哑的嗓音问：“师傅，你说，人跟人相处就那么难吗？”黑桃叹了一口气，说：“不是有首歌里说过吗？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35岁这一年，黑桃从杭州辗转来到上海。按照初中同学提供的联系方式，他来投奔春阳和立广——两人是那个同学在上海开出租时的伙伴。

刚到上海，黑桃匆忙在郊外的小村唐家圈落脚，找了间月租300元的房间。同学提醒他，春阳一对儿女来上海过寒假，最好别空手去。他欣然照做，拎着一提牛奶、一大包零食登门。

两人见面，相谈甚欢，春阳拿出珍藏的酒与黑桃分享。春阳大黑桃半岁，他讲上海路况复杂，入行要慎重。他提议黑桃先试试，正好他要送孩子回老家上学，可以先替他开几天。

春阳开双班，每天早上6点前加满油，把车停在搭档住处附近。春阳和搭档老王都住东沟，离黑桃住处有8公里。凌晨3点，黑桃把油加满，停在东沟后小睡一会，准备交车给老王。

虽然是第一次来上海，好在导航系统颇为精准，黑桃大致能应付。前两天平稳度过，直到第三天，一名胖胖的小伙子上车。

路上，小伙儿突然急切大喊：“进去！”黑桃没明白什么意思。小伙儿更大声地吼：“进去！”黑桃蒙了，他愣了一瞬，意识到是让他进左侧车道。但此时，虚线已变为实线，进不去了。也许导航提醒过，但黑桃没注意。

坐副驾驶的乘客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地吼：“怎么走？你告诉我怎么走？”黑桃在老家开过“网约车”，没遇过这种情况。他不得不忍耐，他是替班，不能给春阳添麻烦。导航重新规划路线，黑桃从转盘上去，驶入毗邻入口，从结果看，没耽误时间，也没绕路。这不妨碍乘客发脾气。送完这单，黑桃心情黯淡，“天天遇上这样的乘客，车还怎么开？”

就像在饭店吃到一只苍蝇便永远绝食，太不值得了些。黑桃事后回忆，这天载的“暴躁小伙”是他“出租车生涯”里最糟糕的乘客之一，好在这样的乘客并不多见。

替春阳开了5个班，流水分别是818元、898元、993元、1000元、1178元。黑桃算了算账，除去每日的租金和油费，赚了2500多元。如果每月开15或16天，月收入能到8000元。

确定入行后，黑桃找到了搭档“金钊哥”——同学村里的邻居，年近50，瘦瘦小小，听说开出租收入可观，便来上海试试。两人在出租车公司签了租车合同，每人交了15000元押金，领取制服和发票后取车——一辆大众途安，月租金8400元，每日租金280元。

黑桃很快适应了出车，对每天到来的乘客充满好奇。金钊哥开了十几天仍未进入状态，一个月后算账，除去租金和油费，再扣掉和女友两人的吃住开销，所剩无几。

接下来的日子，没怎么离开过家乡的金钊未能克服紧张心理，出车的恐惧愈甚，一到浦西晕头转向，心如擂鼓，对繁华路段避之不及。黑桃安慰了搭档几次，始终给他鼓劲，收效甚微。5月31日，金钊办完离职手续，很快和女友离开上海。黑桃成了开单班的出租车司机，日日出车，每天一睁眼就欠下280元租金，疲于奔命。于是，他边出车，边找搭档。

一个月后，春阳忽然找来，问黑桃：“要不我们两个搭班？”原来，春阳对老王颇有微词，怀疑他交车时没加满油。信任瓦解后，决裂只差时机。黑桃没意识到，他成了导火索。办手续时，需要核实车上的划痕赔付，春阳和老王都不承认是自己剐蹭，在人满为患的办事大厅厉声叫骂。黑桃哭笑不得，又在和老王对视后无端愧怍，仿若自己是插足的“第三者”。

经历几番波折，黑桃总归能倒班，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了。他搬到春阳家附近，租了一间宽不到2米，面积至多7平方米的隔断房，月租1250元，从村里搬进了城。

很早的时候，黑桃就知道自己喜欢开车。

1999年，家里添置了一辆洛阳牌拖拉机，簇新的红外壳，就像一架变形金刚披上了“红披风”。

见到这个大家伙，15岁的黑桃眼睛“刷”地亮了。启动拖拉机需用铁把手用力地摇几圈，一个善事农活的成年男性也要下力气。瘦弱的黑桃细压根转不动。黑桃招来了朋友——两个小他四五岁的邻居。三人一起摇把，果真启动了拖拉机。很快，黑桃掌握了驾驶技巧，他带着伙伴“招摇过市”，少年的笑声充斥在乡间小道。

时至今日，拖拉机仍健在，只是红外壳卸去了，也老旧了许多。它在漫长的岁月里，为家里出了大力气——耕地、打场、拉车、连接水泵灌溉，踏实可靠，毫无怨言，从不惜力。多年以后，黑桃帮家里干农活，还会时不时开一开它。“坐在驾驶位上，手握方向盘的感觉好极了。”黑桃觉着，这台拖拉机虽然旧了，但还能干好多年。

早年，在小地方，汽车很少见。看着路上奔驰的汽车，幼时的黑桃心驰神往。2014年，黑桃顺利考下驾照后，一周内火速从郑州提了辆车。他终于能开着自己的车上路。2018年初，黑桃开了4个月网约车和顺风车，他感到有趣——和乘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恰好能观察人，又不至于冒犯，让彼此尴尬。他隐约觉得，也许还能写点什么。

在老家开网约车，只能算作一种消遣，无法成为营生——起步价5元，扣除佣金、保险之后只剩3.5元。打车的乘客以年轻人为主，订单量不多，里程短，不少是起步价。但在上海，黑桃开的车型起步价16元，超过3公里单价2.5元，晚上11点至早上5点夜间单价3.3元，超过15公里切换为长途单价3.8元，夜间且超过15公里每公里4.9元。

“只要熬得住（时间），总会有收入。” 黑桃在上海开了一年出租，除去每日租金和油费，收入在9000元-10500元之间。当中有两个月，他请了几天假，收入分别是6900元、8300元。一个月后，黑桃逐渐熟悉上海，有时不开导航也能精准完成订单。到了半夜，他不再盲目游荡，而是就近停在写字楼、KTV、海底捞门口——遇到一排出租车停在路边，排后面准没错。

如果停在KTV门口，乘客醉酒的概率猛增。在酒精麻痹下，有乘客会直接吐车里——呕吐物黏在车门、把手、座位、脚垫，甚至是玻璃缝隙。这是出租车司机的至暗时刻。按照上海出租车行业不成文的规定，乘客吐车里需要多付两三百元——实际上有时候拿不到这么多。洗车费花不了这么多，主要是误工费——不先去洗车，接不了别的活儿，洗车有时也要排队，以及精神损失费。

黑桃遇上过几次，有回乘客说吐车外了，最后多给了30元洗车钱。他想是同乡，就没多计较。等把车停路灯下看清“惨状”，黑桃后悔不迭：“别说30块，300块、3000块也不划算。”

开双班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

几个月后，春阳提出去另一家出租车公司开单班。他的心脏动过手术，熬不了夜，开双班车吃亏。新公司租金少一些，更适合他的身体条件。

黑桃有点失落。他想，如果春阳挣得比自己多，或是两个人挣得差不多，也许春阳不会“另起炉灶”。正好家中有事，黑桃决定和春阳一起办离职——这比他的计划提前了一些。

春阳不理解黑桃的行为。他认为，黑桃比自己更适合开出租。黑桃没有“赌气”，他没把这份工作看得多重——上海2000里外的那个小城镇，才有他的家，有他的家人。

让春阳更不解的是，离职后黑桃回老家待了几天，然后又回上海待了一阵。这段时间，他没有工作，而是整理出车间隙记录的内容，其余时间在上海闲逛，进入建筑内部详看。

黑桃在奶粉店开始整理、完善《出租车司机》（《我在上海开出租》原书名），写了有半年。笔记本放在柜台上，客人来了，他起身招待。没人的时候，他坐下改稿子。看着稿子越改越顺畅，即便没有别的读者，他也感到开心。

2021年夏天，黑桃的书稿以《我在上海开出租》为题在《读库2103》上节选刊发。同一期还有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黑桃因此与胡安焉相识。

在胡安焉的推荐下，黑桃有了出单行本的机会。

以下为黑桃跟江玉婷对谈。

Q：讲讲写作吧。

黑桃：2011年—2012年，我有了一个构思，想写一写我心中李白的故事。当时我还在杂志社上班，只是有一个想法，没有动手去写。从大学毕业那一年（2008年）算起到2017年，我有十年没写东西。我称之为写作意义上的“蹉跎十年”。当然，我也在认真工作、生活，我心里有故事在生长。

我没有写长篇的经验，2018年决定先写一个悬疑小长篇练手。我还专门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来写作。不到一年时间，我完成了这个故事，认为达到了自己期待的效果。2020年夏天，写完《我在上海开出租》后，我一头扑进“李白”的人生。一年后，初稿完成。书名原本叫《李白复仇记》，因为有些惊悚，我改成了《李白的秘密》。

市面上，关于李白的传记很多，但写李白的小说很少。其实想想，我写李白和我写《我在上海开出租》的形式有点相像——都是只能得到有限信息，还有很多可想象的空间。一有空闲，我就打开文档，随机打开一页，都能欢快、流畅地读下去——我就想，出不出版无所谓，我自己看着津津有味，已经很开心了。

Q：写作意味着什么？

黑桃：写《我在上海开出租》时，我知道肯定能出版，早一点晚一点而已。当时，我想的是先写出来。我能了解到，我写的东西的价值。

首先，我写的书它取悦到我了。我用读者的眼光来看，觉得挺好，挺独特。其他读者来看，也许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我喜欢写作，但我在写作上没那么狂热。我是一个比较懒散的人，缺乏规划，不是那种一想到必须马上写，不写出来不行的人。

我很早就想写李白，没有马上去写，放了好几年。我要先想明白，可能还会放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有机缘了，想写了，再写。我对写作没有特别看重——我没想过，通过写作去获得成功。在写作这件事上，我没有太大的功利心。

甚至，我有意识地与文学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如果坚持写作，它肯定能带给我一些什么，但我不想让它成为我唯一骄傲的事情。写作就像“河的第三条岸”，它固然重要，但河流的两岸——我的工作和生活，也得坚实牢靠，也要有风景。我希望文学对于我，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Q：您和上海开出租的“搭子”还有联系吗？

黑桃：我陪春阳去新公司办入职，他租了新车，但我预感他开不长。春阳很快结束了出租车生涯，疫情平缓时，他回老家待了两三个月，将驾驶证升级为B2，准备开大货车。

后来，春阳在上海每日优鲜上班，做终端送货员，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各个小区。这是一份过渡工作。他想等B2满两年后，再找驾校升级为A2照，那样半挂车也能开，择业范围更大。后来他也确实去开大货车了。

最初，我投奔立广，立广辞职更早。2020年5月，我和立广神奇地在我家正在装修的房子里相遇。立广跟老师傅学做水电。后来再联系，他去了浙江北部的工地做焊工。

金钊离开上海后，与女友分手，回了南阳老家。我在一个路口见过金钊，他开“黑车”——没有运营资质的载客车，把乘客从镇上拉到市里，要价不低。这里生意不好，我再没见过他。

2021年夏天，我和刘同学一起吃饭，听说金钊于一个月前离世，他也才50岁。同学有些忌讳谈到他的死，不愿意多说，隔天，我给立广（他们也是同村）打电话，他说了金钊的死因——酒喝多了，没醒过来。

Q：在政府机构工作那两年怎么样？

黑桃：我在两个乡镇做过临时工，第一个部门是党政办，撰写乡镇年鉴、发言稿，负责会议、文件上传下达，需要值班，值班频率挺高。后来去了扶贫办，那几年扶贫力度大，平时很忙。

我有三个孩子，单靠临时工的收入难以维持。我也没想一直待下去，写材料的日子一眼望得到头。在政府单位，基层工作量很大，压力大，紧急任务多，忙中不能出错。单就一份工作来说，它的性价比不高——把整个人绑在那里，没有其他可能了。从长远来看，它在退休后会给人一些保障。但日常工作很消磨人，我不喜欢。

当时同事有很多，我们待遇是一样的。现在他们还在做，这样的人不少。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他们不走？后来我意识到，他们的选择不多，继续干下去可能是比较好的。

Q：开车使人快乐。

黑桃：有一种说法——车是人身体的延伸。往深了说，一切工具的本质都是身体的延伸。汽车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可能就是这十几年间的事。当我坐在车里，开着车，心理上感到自己更强大。这也能解释，一些有“路怒症”的人，开车会愤怒，车增强了他们的掌控感，他们感到更有力。我很少“路怒”，我开车时游刃有余，会带来一种松弛，畅快。人总是要做事的，最好能乐在其中，归属感会强一些。

Q：您的工作跨度很大。

黑桃：充满了巧合。我不是“专精尖”那类人，性格比较随意，没什么规划，看到一个机会，或者自己比较感兴趣，就去做了。早期从杂志社离职，主要是想离家近一点。那时交通不方便，来回一趟要坐好几天火车。如果高铁像现在这么便捷，可能也不一定非要回老家。

奶粉店开了整十年，从2013年正月十五开到2023年正月十五。开店对我和人打交道有一些帮助。有的顾客进门，会报一个很低的价格，为了压价。我知道，那个价格根本不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听，保持我的立场。最后会有共识，他可能会走掉，然后过一会再回来。也有可能走掉之后，再也不回来。

有顾客为了砍价，故意挑毛病——铁罐上有一点点凹进去，不影响食用，甚至算不上包装问题。但顾客为了要求优惠，拿它做文章。我会去想对方真正的诉求，而不是听他说了什么。

在工厂打工，更多是身体上的劳累。在办公室当职员，心理上的消耗可能更多。2022年，我在郑州一家数字科技公司做了大半年，这方面感受比较深。

Q：开出租自由一些。

黑桃：大部分人过得比较辛苦，众生皆苦，活得轻松的是少数。

像开出租车，只是比较熬时间。有的司机“疲劳驾驶”，为了赚钱，尽可能拉长载客时间。除了这点外，在对人的消耗上，开出租其实比坐办公室的人轻松。

乘客是随机的。像上海这类大城市，司机和乘客基本只见一面。我只载过两次“回头客”。这还是因为，到深夜我去常去的写字楼前排队，排到的。我也遇到过恶劣的乘客，但他下车后，事情就结束了，不会困扰我很久。我从业一年，那样的情况只遇过两三次，绝大多数乘客都很好。

但坐在办公室里，职工势必会长期接触固定人群，比如同事，特别是领导、客户。如果处理不好和他们的关系，对人是一种损耗。

与外卖员、快递员相比，开出租情况好一些。前者必须按时送达，订单那么多，时间限制又很苛刻。开出租也需要准时，只是相对来说，时间上没那么严格，非常着急的乘客很少。

现在，我在老家做回了编辑，不用坐班，可以多照顾家里一点。以前在太原工作时，我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在医院负责宣传工作的王戈多。

那时我们交集不多，只是彼此认识。后来，他根据从业15年经历进行创作。我看过稿子觉得可以做，就向出版社推荐。他的新书《医院是座动物园》刚刚上市，也在“万有引力”书系里。

我还会继续发现“素人写作者”。

Q：怎样看待“素人写作”？

黑桃：这可能和经济衰退有关。人们对于宏大叙事，对于完全虚构的小说、电影，没那么感兴趣了。就像美国电影，哪怕还保持以前的水准，还是那些套路，但在当下的中国市场行不通了。因为经济衰退，过去很多“奉为圭臬”的经验失灵了。人们遇到很多问题，于是开始关注身边的人，关注底层人的境遇。

“素人”并不是毫无基础。胡安焉、王计兵写了很多年，成名前都发表过作品。王戈多本硕都是新闻系，接受过科班训练，他的本职工作是媒体人，做的是医院的宣传。

这是“双向选择”。“素人写作”的兴起，既是市场的选择，也是写作者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写下自己的生活，写下人与人的关系。

Q：什么时候开始，您觉得自己是作家了？

黑桃：“作家”的身份，是怎么确立的？首先要有作品，而且不止一部，只有一部可能是昙花一现。我想，就我个人来说，起码要有四五部不错的作品，才可以说：“我的身份是个作家。”

我想把“三部曲”写出来，第一本是《我在上海开出租》，集中写了上海和乘客的故事。第二本，我想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经历完整写下来，包括开奶粉店、跑代驾、做临时工等等。

第三本，我想写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经历非常丰富——高中肄业，外出打工，做过多种体力劳动，从事办公室工作，开过店铺，现在成了省办事处的负责人。这当中有向上的状态。我想写的并不是奋斗。他似乎实现了“跃升”，但实际上也是危机重重。我想探索的是，作为一名在城市闯荡的农村人，他很难回到农村，但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处在一种漂浮的状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境。这一次，我想稍微往深处写一点。

Q：怎样看待，现在年轻人躺平、裸辞？

黑桃：“躺平”可能是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产生的一种保护机制。“裸辞”也不一定是反叛，有可能是被逼无奈，于是放弃抵抗。就看看，不工作到底会怎么样，还能怎么样？我觉得，也不妨尝试。尝试之后，他们会自己找到出路。可能安于“躺平”，可能去创业，也可能继续投身洪流。

...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江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