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历史真相已不可考。
“公孙病已立”是在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距离汉昭帝死亡还有四年。汉昭帝没有子嗣，一旦死去。只能从汉文帝例，从皇室近亲中挑选继承人，就是在汉武帝直系子嗣、非武帝子嗣诸侯王中挑选。有资格的皇室近亲中，从汉文帝例，汉武帝子嗣广陵王刘胥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但刘胥已成年，又是诸侯王多年，有班底，史载他体格壮健，若是继承皇位，霍光的权力势必让出。这是霍光必然不同意的。其次是其余诸侯王，汉昭帝死后，霍光立昌邑王刘贺，刘贺在位27日，与霍光争权激烈。最后刘贺失败被废。废立大权掌握在霍光手中，在朝中没有根基的一个庶人刘病已，是霍光最优选择。
刘病已养在民间，奇货可居，戾太子势力逐渐接近中枢，也是摸准了形势在制造出这个事件，提前为刘病已造势。
“公孙病已立”的诸多细节已经不可考，但是这一事件构成了西汉中期两条重要线索的交汇。
第一条线索是昭宣之际的政治变动，尤其是卫太子残存的政治影响；第二条线索是儒学意识形态的兴起后与汉室的冲突。
在讨论公孙病已立事件时，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就是在后武帝时代，卫太子残留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需要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
第一，在昭宣时代，民间的确依然广泛残留着卫太子的影响。
第二，即使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卫太子势力”，这一势力的范围也十分有限，仅仅限于丙吉、张贺等几个人。
第三，同样被牵扯进这一事件的眭弘等儒生并不属于这一势力，正如开头所说，公孙病已立是昭宣时代两条线索的交集，但是他们终究是两条不同的线索。
在公孙病已立事件之前，便曾发生过一件与卫太子密切相关的事。始元五年，长安有人冒充卫太子，公卿大臣“莫敢发言”，直到京兆尹隽不疑赶来将其缉拿：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霍光对于隽不疑大为赞赏，并强调“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然而从这一事件本身，以及“丞相、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的反应来看，巫蛊之祸对西汉造成的重大创伤仍未愈合。直到彼时，卫太子依然是西汉政治的一大敏感话题，依然有投机者尝试用卫太子的名号铤而走险。
就此而言，公孙病已立与此事共同归属于相同的背景：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
此事是否出于所谓卫太子势力之手并无依据，甚至即使对于张贺、张安世等人而言，如何看待刘病已的未来并不存在共识：贺弟安世为右将军，与霍将军同心辅政，闻贺称誉皇曾孙，欲妻以女，安世怒曰： “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矣，勿复言予女事。”于是贺止。
站在昭帝富于春秋的背景下，如果说张贺等人意图拥立刘病已，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而张安世刻意疏远皇曾孙的态度，再一次印证了彼时卫太子依然是朝堂上的敏感话题。
更加可能的情形是，与其说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如说和此前的伪装卫太子一样，反应了彼时的政治风气：卫太子依然残存着他的影响，而朝堂之上对此仍然讳莫如深。
然而正在朝堂对这一事件对此事小心翼翼时，却有一个人打破了沉默：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眭弘推春秋之义，认为所谓“公孙病已立”意在要求汉室退位让贤，引起了霍光的极大不满，最终诛杀眭弘。
今人在解读这一事件时，有观点认为眭弘的解读是与卫太子势力联系在一起，即卫太子势力制造了“公孙病已立”的异象，再由经学大师眭弘出面，要求刘病已即位。
然而这种解读难以成立，无论公孙病已立是否由卫太子势力制造，眭弘都与这一势力无关。在要求汉室禅让之前，眭弘提出：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
眭弘在此并未将“公孙”解释为皇曾孙，而是将其作为姓氏来解读，而《汉书·五行志》的表达则更为清晰：眭孟以为，木阴类，下民象，当有故废之家公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
由此可见，眭弘对于公孙的解读完全是基于字面意义，而没有刻意指向皇曾孙刘病已。实际上，对于睢弘而言，公孙病已究竟是谁并不要求，他的要求十分清晰，就是“求索贤人，禅以帝位”，只要汉室退位，贤人究竟是谁对他并不重要。
基于这一视角，进一步回溯眭弘的行为，可以发现他之所以对公孙病已立做出上述解读，并最终引来杀身之祸，其根源不在于后武帝时代政治上的变化，而在于盐铁之议后儒生与汉室的决裂。
在武帝时代，汉室一方面以儒术缘饰霸道，另一方面却压制儒生的政策要求，这最终在武帝去世后引发了盐铁之议的大讨论。在盐铁议中，贤良文学“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对桑弘羊及其背后的武帝朝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然而霍光本身无意支持儒生的政策要求，更多只是希望借此攻击政敌桑弘羊，因而最终盐铁议的结果只是废除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经济体制并无根本性的变革。
或许正是对于盐铁议结局的失望，儒生们走上了更为激进的道路，即要求汉室禅让。眭弘是第一位提出这一要求的儒生，但绝不是最后一位，事实上，关于禅让的呼声，几乎延续了整个西汉后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眭弘与盐铁议中贤良文学在学术上的延续性。眭弘在要求汉室禅让刻意强调了“先师董仲舒有言”，而盐铁议中的贤良文学们同样深受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影响。
在《盐铁论》全书中，贤良文学21次引用《春秋》，其中15次为《公羊春秋》，并且多处涉及董仲舒的观点，比如“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就此而言，盐铁议后儒生的不满与眭弘的禅让要求属于相同的政治线索，而与卫太子势力无关。
综上所述，公孙病已立构成了一个交汇点，昭宣之际的两条重要政治线索在此相交，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仅仅是交汇而已，二者并无明确的联系，仍然属于不同的两条线索。
当然，在昭宣之际儒学兴起的大背景下，这显然不会是二者唯一的交汇，正如冒充卫太子事件后霍光刻意强调“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一样，经学已经成为彼时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如果说公孙病已立中我们无法清晰看到卫太子势力的身影，那么在丙吉请立刘病已为帝的上书中，二者的联系就更为清晰了：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参以蓍龟，岂宜褒显，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
丙吉刻意强调了刘病已“通经术”，体现了彼时的儒学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在最终册立宣帝的诏书中同样强调了：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
儒学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西汉中期政治文化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他一方面为汉室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另一方面也以禅让的方式对汉室的统治合法性提出挑战，从这个角度而言，眭弘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一千六百年后的朝鲜史料给出了答案：當初袞求交於趙光祖等, 光祖等不許。 袞積憾, 欲殺光祖等, 求得木葉上食甘之蟲, 以蜜多書走肖爲王四字於木葉上, 放蟲而使之食, 如漢 公孫病已之事, 有若天成者然。 袞家在白岳山下景福宮後, 自其家泛水, 而流送於闕內御溝, 使中廟見而大驚。 因告變以成其禍……——《朝鲜王朝实录》使景舟教其女煕嫔，以为一国人心，悉归赵氏，日夕闻达，以挠上志。且山虫好食木实之甘汁，故以其汁写“走肖为王”四字于禁园木叶上（或言桑木），山虫剥食成痕，有似谶文，令宮人采以上闻而恐动。——《己卯录续集》
简单来说，1519年，朝鲜有个儒臣赵光祖很得国王中宗信任，赵光祖提议削伪勋以打击既得利益的“勋旧”势力，“勋旧”势力便让人（一说南衮，一说熙嫔洪氏）用蜜汁在树叶上涂“走肖为王”四字，借助玄学的力量，让中宗相信赵（趙）光祖将取李氏而代之（本来朝鲜有谶“木子将军剑，走肖大夫笔”，中宗的老祖宗李成桂就出身武将）。于是赵光祖一派寄了，是为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己卯士祸”。
《朝鲜王朝实录》还特地提了“ 如漢公孫病已之事”，暗示西汉的“公孙病已立”的虫食文恐怕也是这么制造出来的。不过个人感觉这几个字要涂好并不容易……
汉宣帝编造出来的政治预言，以此来印证自己得位的合法性。
汉武帝死后的皇位继承是一个大问题。汉武帝逼杀太子选择汉昭帝为嗣，结果汉昭帝早死，执政的霍光力排众议选择刘贺为帝，可是刘贺居然想当真皇帝，霍光当机立断废除刘贺，改立汉宣帝为皇帝。
最大的问题是霍光为什么要立汉宣帝，当然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观察，但其实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汉宣帝没有任何政治势力，适合当傀儡皇帝。等到霍光死后，汉宣帝立马布置将霍光灭族，和霍光血缘关系最近的已经是同曾祖父的后代了。
昭宣时代一直有皇帝非刘姓子的说法，其实是非常符合人情的，汉昭帝十四月而生，汉武帝可能觉得这是祥瑞，大部分人应该都明白这不可能，完全违反生物学常识。汉宣帝更是从襁褓中关到了监狱里边，管理监狱的是霍光一党，谁知道会出什么神鬼把戏。所以群臣一直都是支持广陵王当皇帝，因为这才是无可争议的汉武帝亲子。
所以汉宣帝搞出这些神神叨叨的寓言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当世大儒董仲舒就是“以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其实就是用一些特异的现象对应具体的解决办法来治国。这些思想到汉末由刘向汇总再有班固摘抄进汉书，这就是五行志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