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治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癌症的治疗，但这一最先进癌症治疗方法的效果，却要看小小肠道菌的脸色，这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益生菌在癌症治疗中的作用。
而在免疫治疗之外，传统的放疗和化疗依然是现在肿瘤治疗的基石，这两种癌症疗法也和益生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对于副作用相对较大的放化疗，益生菌的作用除了直接提升治疗效果外，还可以用于减少治疗的副作用。
增强化疗效果大家都知道，益生菌可以提高免疫治疗的效果，这一作用在部分化疗中也存在。这是因为，有些化疗药除了通过细胞毒性作用杀死癌细胞外，还可以诱导免疫原性的细胞死亡，比如蒽环类和铂类[1]。换句话说，这些化疗药也具有免疫治疗的作用。
癌细胞被部分化疗药杀死后会释放钙网蛋白（CRT）、ATP和HMGB1，这些分子可以募集树突状细胞，促进抗肿瘤免疫反应
环磷酰胺是一种蒽环类的化疗药，常用于治疗各种血液肿瘤。法国古斯塔夫鲁西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就发现，使用环磷酰胺治疗肥大细胞瘤和纤维肉瘤小鼠时，肠道中的革兰氏阳性菌会迁移到次级淋巴器官中，激活Th17细胞，促进环磷酰胺的免疫治疗作用[2]。而使用无菌小鼠或预先用抗生素治疗，都会导致肿瘤对环磷酰胺耐药。
类似的现象还发生在铂类化疗药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项研究中，预先使用复方抗生素治疗大幅降低了奥沙利铂和顺铂对肠癌和淋巴瘤小鼠的治疗效果，50天生存率从70%以上降低到了不足30%[3]。
复方抗生素（ABX，包含万古霉素、亚胺培南和新霉素）大幅降低了奥沙利铂对淋巴瘤小鼠的治疗效果
减少腹泻放化疗是癌症治疗的重要方法，但副作用也不少，比如骨髓抑制、毛发脱落等等。其中，跟肠道菌关系最密切的当属腹泻。
腹泻是化疗和腹部放疗常见的副作用，发生率很高。如使用伊立替康化疗的患者，60%~87%都会发生迟发性腹泻，20%~39%会出现3~4级较为严重的腹泻[4]。放化疗引起腹泻的原因有很多[5]：
● 放化疗造成肠粘膜损伤，影响营养吸收，造成腹泻；
● 肠道黏膜屏障被破坏，引起肠道感染，造成腹泻；
● 预防性使用广谱抗生素，引起菌群紊乱，造成腹泻；
……
而要改善这些问题，核心依然是肠道菌群。一个合适的肠道菌群，不仅能减少放化疗对肠黏膜的损伤，还能竞争性抑制有害致病菌，在黏膜屏障因治疗副作用变弱时减少肠道感染。
使用抗生素后，补充适当的益生菌也能帮助恢复菌群，避免菌群紊乱造成的腹泻。目前，不少补充益生菌预防或治疗放化疗相关腹泻的临床研究都取得了积极的结果。
2007年芬兰一项研究中，150名接受5-氟尿嘧啶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鼠李糖乳杆菌GG或安慰剂治疗[6]。鼠李糖乳杆菌GG组患者3~4级腹泻的发生率从39%降低到了22%，而且报告的腹部不适较少，因肠道毒性不得不减少化疗剂量的情况也较少。
补充鼠李糖乳杆菌GG显著减少腹泻和腹部不适
同年意大利的一项研究测试了益生菌补充剂VSL#3（含有8种益生菌）预防放射性腹泻的效果，共有590位乙状结肠癌、直肠癌或宫颈癌术后准备接受辅助放疗的患者参与了试验[7]。结果显示，VSL#3的使用让：
放射性腹泻的发生率从51.8%降低到31.6%；
3~4级腹泻的发生率从55.4%降低到1.4%；
每日平均排便次数从14.7次减少到5.1次；
止泻药洛哌丁胺的平均使用时间从122小时缩短到86小时。
预防口腔黏膜炎腹部的放疗会影响肠道黏膜，造成腹泻。而在消化道的另一端，头颈部的放疗也会影响口腔的黏膜。尤其是鼻咽癌等头颈癌患者，治疗过程中经常会用到头颈部的放疗，也经常发生口腔黏膜炎的副作用。
放疗造成的口腔黏膜炎，可以引起剧烈的疼痛，让患者只能吃流食，甚至无法进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进食困难还会让患者缺乏营养，影响治疗的效果。不少患者会因为严重的疼痛和无法进食，不得不提前终止治疗。
口腔黏膜炎的发展过程
而在我们的口腔中，同样有着丰富的共生微生物，其中一些有助于缓解放疗引起的口腔黏膜炎。比如短乳杆菌CD2，就可以分泌鞘磷脂酶，降解掉与口腔黏膜炎的发生密切相关的血小板激活因子。
一项II期研究中，188位接受放疗的头颈癌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短乳杆菌CD2含片或安慰剂治疗[8]：
短乳杆菌CD2组患者有28%未发生口腔黏膜炎，52%发生3~4级口腔黏膜炎，92%完成治疗；
安慰剂组患者有7%未发生口腔黏膜炎，77%发生3~4级口腔黏膜炎，70%完成治疗。
治疗完成率的差距最终也反映到了患者的生存率上。研究中，安慰剂组的中位总生存期是42个月，而数据截止时短乳杆菌CD2组患者的总生存率仍在80%以上。
短乳杆菌CD2组患者生存率更高
无论是腹泻还是口腔黏膜炎，都是放化疗中癌症患者经常出现又十分痛苦的不良反应。优护益生菌针对放化疗期间容易出现的各类不良反应，精心挑选了8株有助于缓解治疗副作用的益生菌，适用于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
希望有了益生菌的帮助，每一位癌症患者都能平安度过化疗关和放疗关。
参考文献：
[1]. Kroemer G, Galluzzi L, Kepp O, et al. Immunogenic cell death in cancer therapy[J]. Annual review of immunology, 2013, 31: 51-72.
[2]. Viaud S, Saccheri F, Mignot G, et al. 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modulates the anticancer immune effects of cyclophosphamide[J]. science, 2013, 342(6161): 971-976.
[3]. Iida N, Dzutsev A, Stewart C A, et al. Commensal bacteria control cancer response to therapy by modula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J]. science, 2013, 342(6161): 967-970.
[4]. Mego M, Holec V, Drgona L, et al. Probiotic bacteria in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chemotherapy and radiation therapy[J].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 2013, 21(6): 712-723.
[5]. Michael M, Brittain M A, Nagai J, et al. Phase II study of activated charcoal to prevent irinotecan-induced diarrhea[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04, 22(21): 4410-4417.
[6]. Österlund P, Ruotsalainen T, Korpela R, et al. Lactobacillus supplementation for diarrhoea related to chemotherapy of colorectal cancer: a randomised study[J]. British journal of cancer, 2007, 97(8): 1028-1034.
[7]. Delia P, Sansotta G, Donato V, et al. Use of probiotics for prevention of radiation-induced diarrhea[J].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WJG, 2007, 13(6): 912.
[8]. Sharma A, Rath G K, Chaudhary S P, et al. Lactobacillus brevis CD2 lozenges reduce radiation-and chemotherapy-induced mucositis in patients with head and neck cancer: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2012, 48(6): 875-8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