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县城医院看了病，药费就花掉了将近4块钱，我身上一共就带了5块钱，原本是用来买盐，蜡烛还有小妹的作业本的。

我买完了东西已身无分文，看着天色渐晚，我拎着小包，向乡里的方向走了回去。从县城到乡里还有三十多里路，等我走到家时，已经是深更半夜了。爹娘都没有睡，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回来。我去县城，就早上吃了点红薯，一天都没吃东西，回到家饿得已是前胸贴后背。母亲赶紧给我做饭，父亲坐在我跟前，搓着双手，我知道他想问我县里民政局的工作安排情况，但又怕得不到好消息。为了让他们少担心，我也是报喜不报忧。俺爹听到我讲到民政局的李局长是转业干部时，拍着大腿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俺爹说:公社现在要落实拥军优属政策，部队下来的军人可以多记一些工分，多分一点口粮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个好消息。我脑干受伤，干重活真的撑不住，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月，我记得在上工时，我还晕倒过一次。

当时就把我送到卫生院去了，后来在县医院买药回来在乡卫生院里打针。带回来的退伍费，早就折腾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我又得跑县里民政局去问，当时已是1980年，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蜂涌返城找工作，工作岗位十分稀缺。民政局的答复是:在安排，等通知，我去找民政局的李局长和其他领导，下面人说，都不在。我记得那天下午，我收工回来，俺爹买了些肉，还杀了鸡，桌上还摆了两瓶白酒，这是有什么喜事吗？我问。俺娘在灶台边忙碌着，用围裙擦着手说:你爹约了公社的书记来家里坐坐。晚饭时分，公社书记和会计都来了我家，公社书记姓孙，约摸四十来岁，平日里和俺爹关系还不错。

俺爹让我陪着书记和会计喝酒，我不想多喝，一是喝酒了头痛，二来，酒本来就不多，要省酒待客，都仅着孙书记和会计喝。孙书记问了我战场受伤的经历，煞有介事的分析了国际形势，还看了我的二等功勋章。大家都在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俺爹看到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小心翼翼的问:孙书记啊，存富回来也有差不多半年了，就为治这个头痛这个伤，共花了73块五角六分，孙书记看能不能在公社里先报一下哩？孙书记没说话，我看到会计夹了一坨鸡肉放进嘴里，酒精涨红的脸伴随着嘴角咀嚼抽动着说:政策是这样，可眼下公社也没有钱，挑水利的口粮都还不够分呐，我看存富为国负伤啊，将来肯定是吃国家粮的，等工作落实好以后啊，去单位一并就报了。存富啊！将来吃上了国家粮，不要忘了你叔哟！哎呀，我这个公社会计，就记工分这点活，老董你看，我是不是每回都给你家存富记得满工分呐？有些社员还在说小话，说孙书记偏心，说存富出工不出力，抬又抬不动，挑又挑不起，是不是装病，还要分口粮，这还是孙书记出面，才把他们给压下去呢……

孙书记点燃一支烟后对着会计说:都别说了，明早，你去打个报告，问问民政局的政策，如果账上还能行，就悄摸着给存富先报了。天也不早了，明早还得上工，我们先走了，老董你也早点歇了吧。……俺爹把孙书记他们送出门，俺娘收拾着桌子，两个酒瓶早已见底。我躺在床上，听到俺爹进门后的一声叹息。我决定明早就去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