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8号，我们撤军从友谊关回到了广西。做了短暂修整后，我们转乘了军车走了约三个多小时，天黑时分我们到了距南宁不远民祥公社，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战后修整。这仿佛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这里的条件比边境地区好了很多，我被分配的住户家中是砖瓦房，还有自行车。

我们住下的当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地方慰问队还是烧好了一桶又一桶的热水，残破的军装上都是泥水，汗水，鲜血的混合物，硬的像牛皮一样，军装里的背心，早就被撕做急救包的止血带了。我穿在脚上的袜子，脚趾头和脚后跟早已是个破洞，已经牢牢的粘在了脚上，没办法，我只有拿着剪刀把它剪开后慢慢的剥掉，脚上满是血污，脚趾甲长得老长，趾甲缝里都是漆黑的泥，我这才觉得自己浑身都散发着恶臭。我们痛痛快快的洗了个热水澡。从内到外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换下来的衣服我们想自己去洗，可早就被守在门外的大姑娘小媳妇抢了过去，我们赶紧上去拦截，因为衣服实在是太脏了，上面还有虱子。

可她们却说:你们保家卫国，出生入死，衣服脏算什么,有虱子也不怕，我们早就烧好了开水，把衣服往里一烫就好了。你们只管好好休息，这是公社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只好表示再三感谢。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集合在村打谷场上和老乡们一起痛痛快快的喝了一场庆功酒。那晚战友们笑完了哭，哭完了又笑，很多人都喝醉了。那段时间，我们看到了艺术家郭兰英慰问演出，领到很多慰问品，我们走在大街上总会有人热情的打招呼。去发电报，寄邮件都是解放军优先，军人的荣誉感油然而生，这让我感觉从战斗的生死边缘回来更像一场梦。

可接连几天，我总觉得我的右侧耳朵间歇性的嗡嗡作响，就算你坐在我对面说话，我都听不清。在战场上可能因为高度紧张，再加上周边总在爆炸，我不曾发现有这样的问题。我问过医生，医生说，可能是在大小石山搜索残敌时，遭遇过越军炮击时磕伤了脑袋，修养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转。我也想起，我在大小石山的战斗中负伤，卫生员给我包扎伤口后，那几天我总不明理由的干呕，后来穿插到谅山后又好了些，但总伴随着一些头晕头痛。修整期间我去了后方医院去看望我在朔江战斗中的班长，他的右眼近乎失明，一激动就会昏迷，情况不是很好。在医院的病房里我曾看到一个17岁双腿高位截肢的战友在病床上哭诉:护士姐姐，我才17岁啊！俺娘说俺家里刚分了责任田，盼着俺打完仗退伍后回家种田呢！可我连腿都没有了，怎么种田呢？

我看见护士边安抚他，自己也留下了泪水。我的头又痛起来，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战争综合症吧。一个月后，我们回到了部队驻地，我在正常训练中突然晕倒，这让指导员和战友们很担心。部队把我送到医院去做详细的体检。医生说:我是因为剧烈脑部外伤引发的后遗症，颅内压偏高，脑干有受伤迹象，这个伤可以评定伤残等级了。那我不是变残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