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治了九年之后，领导层已经极度腐化，甚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也不肯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为了扬威，他们全都需要豪门广厦、狩猎小屋、地产宫殿、前呼后拥的扈从、摆满山珍海味的餐桌、储藏高档葡萄酒的酒窖。”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在其回忆录中如此描绘纳粹领导层的生活方式。

不仅是在回忆录中，早在1945年接受盟军审讯时，施佩尔就将纳粹领导层的很大一部分描述为“腐化堕落”。这位军备部长，同时也是希特勒最钟爱的建筑师，他在1932年的全年收入仅1660马克，到1943年申报时就达到了211933马克。

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也积攒了一笔可观的财富。1932年，戈培尔还是柏林省部书记，根据他自己的申报，年收入仅有619马克。到1943年，他的总收入便高达424317马克，其中约30万马克是他给《帝国》报纸撰写每周社论所得的稿酬，是从埃尔出版社（纳粹党的机关出版社）领取的。他作为部长的年薪仅有3.8万马克，与之相比，稿酬高得实在离谱。这当然不是他写社论得到的报酬，而是埃尔出版社及其社长马克斯·阿曼巧立名目，给戈培尔的献金。得到的回报就是到1944年时已经控制了全国报业市场的将近80%。

对魏玛共和国所谓的“官僚腐化统治”最严厉的批评者很快也成了事实上的腐败统治者，且腐化程度是史上从未有过的。纳粹领导人用来居住和炫耀的宅邸，比如希特勒的贝格霍夫别墅和赫尔曼·戈林（纳粹德国的空军司令，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的位于绍夫海德的狩猎庄园，在第三帝国初期还只是一般规模，后来就发展成了气势恢宏的豪宅。戈林光是将“卡琳堂”狩猎庄园改建为“帝国元帅”，就花了1500多万马克。“卡琳堂”的年度管理费用高达47.5万马克，其中四分之三由德国政府承担，四分之一由普鲁士州政府买单。

另外，戈林在东普鲁士的罗敏腾还有一座“帝国狩猎庄园”，在柏林的帝国航空部庄园有一座别墅，在上萨尔茨堡有一座“阿尔卑斯别墅”，在佩格尼茨的诺伊豪斯拥有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还有五座狩猎庄园，分别在波美拉尼亚、达斯、尼登、东普鲁士的派特河畔和国王湖。

帝国元帅在旅行时可以动用一列豪华专列，专列长期运载着十辆汽车和一个面包房。车厢内部装潢使用的是最昂贵的高级木料。仅戈林居住的两节车厢就花了国家财政132万马克，这还不算布置和陈设的开销。1937年，德意志全国汽车工业联合会赠送给时任普鲁士州总理的赫尔曼·戈林一艘游艇“卡琳2号”，其建造成本为75万马克。戈林收藏的艺术品有的是别人赠送的，有的是买来的，但很大一部分是掠夺来的，包括1375幅画作、250座雕塑和168幅壁毯，总价值达到数亿马克。

东普鲁士省部书记埃里希·科赫在这方面也显得特别突出。他在1940年将过去的波兰地产克拉斯内扩建为豪华庄园，仅内部装潢（其中的瑞典大理石是要用外汇购买的）就花了150万马克。为了布置宴会大厅，科赫从赫尔曼·戈林那里购买了一块价值60万马克的地毯。结果后来发现，地毯的尺寸比大厅要大，于是科赫命令将大厅全部拆除，按照地毯的尺寸重建。庄园的各个房间装点着大量艺术品，都是科赫以乌克兰事务帝国专员的身份从基辅、哈尔卡夫、波尔塔瓦和兰贝格的博物馆“借”来的。

对纳粹党的很多全国领袖和省部书记来说，装饰奢华的庄园和豪宅是自恋式自我装扮的核心标志，德意志劳工阵线的全国领袖罗伯特·莱伊的罗特兰庄园就是明证。

1935年，莱伊购得了罗特兰庄园，随后命令将建筑物全部拆除，以更宏大的规模重建，并用珍贵的画作装点房间。他的庄园经理提出的改建方案还比较适中，却遭到了莱伊的全盘否定：“您的建议还不错，如果我还是当年那个小小的莱伊的话，就会同意。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我在这儿必须要有美丽的东西、美丽的建筑。有一天元首会亲自来庄园，看看我的私人产业。如果我在这儿搞得小家子气、缩手缩脚，如果我不把这次重建弄成国家社会主义繁荣昌盛的象征，他会怎么说？”

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还包括如痴似狂的艺术品收藏活动。希特勒自视为命运不济的艺术家，他的收藏热情也是上行下效。很多纳粹党人大量收购画作、壁毯和雕塑，以便对自己的官邸和私宅进行豪华的装点。不少艺术品是没收来的犹太人或者“敌人”财产。在占领区活跃着“全国领袖罗森堡行动参谋部”“君斯贝格特别指挥部”这样专业的艺术品掠夺组织，它们的战利品通过复杂的途径进入纳粹党人的收藏。仅戈林一个人就通过这种手段侵吞了数百幅画作。到1949年3月，盟军的被掠夺艺术品收集中央办公室就已经记录了249683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