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内有国民的困苦，外有列强的侵夺，可谓内忧外患深重。虽然内忧并没有达到古代中国王朝覆灭时那么严重，但西方先进文明给中国带来的外患远超过古代中国任何时期，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由于内忧并不是严重到无以复加，因此国内强势的地主阶级都期望和支持清王朝能够奋起改革、抵御外侮。这就导致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战争在国内很难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也无法获得西方列强的支持。他只能不停地寻求国外华侨和国内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较弱、政治态度分散，无法形成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强大力量。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让孙中山认识到了工农的强大伟力，促使其推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期望依靠资产阶级和农工阶级的力量达成国民革命的目标。

孙中山逝世后，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被蒋介石所抛弃。蒋介石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适合中国实际，也不需要借助农工的力量。于是他转向寻求业已壮大的国内资产阶级、大地主，甚至是美英列强的支持，走上了中国古代依靠强势阶级进行战争立国的传统道路，并展开对中国共产党的屠杀。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无产阶级政党的身份独立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具时代超前性。这决定了战争立国之路在依靠力量上比孙中山更具特殊性，别说得到强势阶级的支持，甚至难以找到坚定的依靠力量。

首先，无产阶级尚弱小。按理说，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依靠无产阶级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民族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产业工人队伍不够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难以独立担负起革命的任务。从历史实际情况看，除了大革命之前和北伐期间广东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等省的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到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时，工人运动已经处于低潮。李立三曾过高估计工人阶级的力量，提出在武汉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全国暴动的详细计划，但最终失败。以后，工人运动就基本上是一蹶不振，再也没有成为立国战争的主要力量。到1928年，红军第四军中，“全军1324 名党员中，…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摘自《给林彪的信》）。

其次，资产阶级无法靠。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依靠资产阶级也是应该的。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下，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较小。他们既有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的革命要求，又害怕工农运动深入发展会祸及己身。这种两面性，使得他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依靠力量。蒋介石、汪精卫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代表。

同时，共产党的终极目标是共产主义，这是真正彻底革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命的政党。这对所有可能的和可以联合的各类资产阶级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此也难以团结。这才有毛泽东在1928年10月《井冈山的斗争》中所说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第三，农民阶级需发动。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都难以依靠时，就只剩下广大的农民阶级了。实践说明，共产党的建国战争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然而中国农民自给自足和组织性差的特点，决定了全面依靠农民阶级的艰难性。中国农民的受压迫的坚忍性，使得他们不到实在活不下去了是不会自觉造反的。土地革命时期，所有有影响的农民起义，都是在共产党发动下的起义。“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摘自《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没有共产党动员发动的地方，几乎没有农民自觉起义的响应。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发动，共产党一走，农民又迅速被转为“良民”，再难自发“响应”革命。如中央红军退出赣南，蒋经国将赣南建成国民党的模范区，再也没有重新建起大规模队伍，共产党的革命影响基本被消除。中共六大虽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各根据地并没有恰当地贯彻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在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一些“左”倾过激的行为“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推到敌人一边”，一些地方甚至强迫工人罢工，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大大缩小了自己可依靠阶层的范围，自己将自己孤立起来。

第四，军事外援基本无。中国共产党作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方面，一直得到苏联的政治、经济支援。但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共产党的军事援助是较少的。在国民革命时期，苏联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协助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并以军械和资金支援国民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为指导的中共六大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城市工人运动的兴起看作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

因此，中国共产党自己摸索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很难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肯定，而且地处偏僻地域的革命根据地，由于交通闭塞，也很难接收得到苏联的实物支援。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出于“保卫苏联”的目的，大力支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蒋介石政府以拖住日本。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甚至少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从冷战需要出发，以及为了在中国培养制衡力量，对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武装，对共产党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支援，以至于蒋介石因苏联不遵守不得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条款而取消与苏联签订的协议。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