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强势阶级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无法如孙武在《形篇》提出的“修道而保法”那样从容地建设军队。于是在政治制胜、人民战争和边地战略的实践中，毛泽东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以政治建设为核心，通过发动兵民、依靠群众的战时扩军和治军的道路。这套战时扩军和治军的思想，通常称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并认为，一切侵略战争、民族压迫战争、落后阶级对先进阶级发动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反之则是正义战争。然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争指导者都以正义者自居。不论是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吊民伐罪，还是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抑或战国时期各诸侯以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为名的相互攻伐，更有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民起义，以及后代的各种战争，都概莫如此。
如果从军队兵员组成的角度看，任何军队的兵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底层社会的普通民众。传统军队都是王侯将相等征集普通民众组成军队，为了王侯将相少数人的利益而战。少数普通将士通过血腥厮杀建立功勋逐步变为新的王侯将相，而绝大多数将士只能默默埋骨战场。因此，传统军队总体上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战的。普通民众所组成的军队都是统治阶级获取或保持利益的工具。这样的军队，通常靠严刑和重利来维持，有利则聚，无利则散；严刑则惧而拢，轻刑则肆而散，一般很难形成持久而强大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建军初始就强调要建设一支不同于以往的革命军队，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军队。这就是建军宗旨问题。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确要求党组织对红军士兵进行政治教育，“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也就是说，毛泽东军队的士兵再也不是为了王侯将相和地主等阶层服务，而是为了自己打仗，为自己所处的普通民众打仗。这一点与传统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到1929年，在解决军队建设根本方向问题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红军的性质与宗旨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就明确了红军是为着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武装集团的建军宗旨。
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庄严宣告，“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根本目的，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属性，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军队的根本标志，是建军中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全军团结战斗的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保证了共产党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自古以来，都高度重视对军队的掌控。对正常的国家而言，通常以道义来束缚将领。然而到了战时，在缺乏道义的情况下，培植亲信就成为重要的措施。特别是靠农民起家的王朝，统帅都高度重视培植亲信，使之担任重要职位，确保部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如刘邦的沛县老乡、刘秀的南阳老乡、朱元璋的凤阳老乡。蒋介石以黄埔军校为根基，逐步培植起自己的中央军。陈胜吴广起义，声势不可谓不大。由于陈胜不注重培植亲信，他派出来征讨各方的将领，只要稍有成就就会各存异心，争相称王，不再听陈胜的号令。如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周市拥立魏咎为魏王、自任魏相。最终导致陈胜吴广均死于非命。
共产党人在建军的过程中，以大无私的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别是毛泽东，他在建军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实行班、排设党小组，连队设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的制度，并向连、营、团三级派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总结红军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创立，使新型人民军队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性质，使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成为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在同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得到巩固和完善。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严厉批评了“司令部对外”和极端民主化等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党委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各级党组织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并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及时批判了“两党论”和“军党论”的错误，进一步强调：人民的武装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领导之下，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中。我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三、三结合的力量体制
自国家出来以来，强制性的征兵制是扩充军队的普遍方式。《孙子兵法·形篇》中的“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是国家型发展经济、征兵扩军的重要措施。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开启乱世争雄格局，召集流民、招募乡勇、招降纳叛成为战时扩充军队的重要方式。然而，普遍的征兵制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撑；召集流民扩军需要乱世的环境；招募乡勇建军需要财团支持。这些都是中国革命战争所不具备的。
为了扩充队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挥自身的政治优势，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探索，找到了“三结合的力量体制”的扩军方式。所谓“三结合的力量体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学说的基本原理，创造了一套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一体制从创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环境的变迁，根据斗争的需要，不断发展演变。
从1927年秋至1929年末，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一百多起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实行武装革命的实践活动。这些起义虽然大都失败了，但保留了一批武装，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正规红军。他们成为革命武装的中坚力量。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边地战略建军道路的探索。他和朱德把正规的红军分散开来发动群众，帮助工农暴动和建立工农武装，逐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及时总结推广相关经验教训。各地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先后深入广大乡村，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推动了群众武装的迅速发展。
至1929年末，各个根据地都普遍建立了赤卫队、暴动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组织。在群众武装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改编或抽调部分群众武装组建地方红军，主要担负保卫地方的任务。根据地方红军发展情况及斗争形势的需要，地方红军又直接转变为主力红军。这就逐步走开了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这一道路与中国传统的招兵买马、招降纳叛具有根本性的差别。
到1930年初，全国红军已达10多万人，既有正规化程度较高的主力红军，又有正规化程度较低的地方红军，还有广大的群众武装，初步形成了党统一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组织的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随后，根据新的战争形势的要求，红军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武装力量建设的重心也相应发生转移，着重发展主力军，加强正规化建设。主力红军统一编制，集中指挥，向完全超地方化发展；地方设置军区机构，使地方武装的组织与发展开始走上正常轨道，标志着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完整形成。
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建设，始终坚持了这一体制，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不断表现出适合战争需要的新特点。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军相结合；解放战争时期，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
从群众武装到地方军，再到主力军的武装力量建设过程，使得“人民的军队，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自愿来的”“是志愿兵制”“它的兵源永不枯竭”。这是以往招募流民和国家强拉壮丁、贿赂公行的强制兵役制度所不能比拟的。
四、政治与军事并重
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强调通过明礼义、结恩情、严法令、重赏赐、强训练等措施建设精锐部队。明礼义要求官兵懂得君臣伦理关系以服从命令，结恩情要求将领爱护士兵以团结向前，严法令就是严明法纪以规范秩序，重赏赐就是有功必赏以激励勇敢，强训练就是加强训练以提高能力。
毛泽东针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色，汲取中国传统治军思想之精华而去其糟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同时，探索形成了以部队军政整训、学校集中培训相结合的，融思想教育、纪律教育和战技训练于一体的，政治与军事相并重的新型治军模式。
（一）部队军政整训。1929年1月朱德、毛泽东、陈毅等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为了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加强官兵军事素质，提高部队战斗力，1929年12月上旬，红四军在福建连城新泉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军政整训。毛泽东、陈毅负责政治整顿，朱德负责军事训练。整训中，朱德抓住培训基层军事指挥员这个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关键环节，与指战员们一起探讨战争中分兵与集中等战略战术问题，还制定各种条例、条令等。经过军事整训，部队指挥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军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主持召开各种调查会，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活动，积极探索政治建军的方法路子。
通过政治整顿，广大官兵认识到，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绝不是单纯地打仗，应该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建立地方革命政权的使命，必须克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各种错误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自觉遵守军队纪律，勇敢顽强战斗。12月下旬古田会议以决议的形式将新泉整训的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归纳，使政治建军上升为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从此之后，新泉整训所确定的军政并重模式成为共产党军队教育训练的最大特色。
抗日战争后期，八路军、新四军得到很大发展，为了跟上从山地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新形势，毛泽东发起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在全军推广了八路军三五八旅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群众性练兵运动经验，提出“练兵习武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乃是大勇。”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推广了诉苦“三查”运动，指导全军开展了大规模新式整军运动。通过练兵和整军，广大指战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组织部队进行全面军政整训的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军官的学校集中培训。早在 1927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就在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培训干部的机构，开始了我军对干部骨干进行军校系统教育的探索。1929年3月红四军组建了随营学校，1931年10月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32年2 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1933年10月红校分编为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和游击队学校。这些学校为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军政干部骨干，成为部队的中坚力量。抗日战争时期，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11所分校和少量专业学校。
这些学校贯彻毛泽东为“抗大”确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以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校训，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进行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培养了20余万干部。解放战争时期，各战略区先后成立了军政大学和后勤、卫生学校，有的还创办了通信、工兵、航空、炮兵学校，给部队输送了大批指挥和专业技术人才，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二）强有力的思想教育。注重在军队中建立和开展革命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工作，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共产党军队区别于旧军队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显著标志。毛泽东突出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他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抗战时期，毛泽东根据全面抗战的需要，继承古田会议的精神，确定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并进一步规定了八路军政治训练的基本内容：“进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中国革命史、统一战线问题、列宁主义、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时事、地理知识等教育。
其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战争胜利的教育尤为注意。”1937 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就是它的政治工作。”1944年，经毛泽东修改过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重申：“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无此则不是真的革命军队。”1954年，毛泽东在审批《政工条例》修订送审稿时，发现“生命线”的提法没有了，亲笔重新加上。
由此可见，毛泽东始终强调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将其作为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保证我军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此外，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军队中党组织建设，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党的作风就是政治工作的作风，等等，都是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扎实开展了政治训练，有效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增进了部队的团结、纯洁和巩固，军政素质空前提高，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严格自觉的纪律。纪律是军队集中统一和战斗力生成的决定因素。毛泽东从建军伊始就十分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为部队规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大纪律。1928年1月，毛泽东根据当时军民关系上出现的问题，又给红军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这六项注意。
此后，他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进行了不断调整和充实，将“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切缴获要归公”，并在六项注意基础上增加了两项注意，即“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从而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由于党在红军中建立了一整套铁的纪律，有效地克服了旧军队遗留下来的军阀主义作风以及纪律观念淡漠、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流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意识，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使红军能够经受各种严峻考验，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不断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军队的纪律是建立在自觉基础之上的革命纪律，并强调在纪律方面要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在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部队一度出现了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倾向，一些新加入革命队伍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也有自由散漫现象。为此，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适时地开展了“整军”运动，增强了广大官兵的组织纪律观念，从而使全党全军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高度的集中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革命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训令，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做了新的统—规定，要求全军“深入教育，严格执行”，从而提高了全军官兵执行纪律的自觉性，统一了思想和行动。1948年5月，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在全党全军深入开展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加强集中统一的斗争，大大加强了全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中统一，为夺取战争全面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时期的军队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以战养战和自力更生
有力的保障是成功作战行动的基础。毛泽东对如何组织军队后勤保障没有专门的论述。不过从《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由于得不到强势阶级的支持，毛泽东军队的保障来源主要是以战养战和军队的自力更生，以及根据地人民的自主援助。具体来讲，在粮食方面：主要是发展根据地经济，征收土地税，以及通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自力更生。在经费方面，主要靠打土豪和对外发展贸易。在被服方面，主要是购买和自己生产。装备方面，基本上全面来自战场缴获，极少部分由自己生产。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