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安事变50周年，张学良将军当年发动西安事变那种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精神，仍有其现实意义。为了发扬这种精神，我把先父高崇民和我所了解的情况作些片断回忆，以示对张将军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任人唯贤 张作霖被炸时，我正在中学读书，在思想上认为张学良继承乃父张作霖而接管东北是理所当然之事。他接管东北之后，在对内对外政策上所采取的方针及其果断措施，如“东北易帜”、“杨常事件”之解决等，都符合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客观实际要求。历史证明，从此东北军内部矛盾(实质是领导权斗争)已基本解决，使东北有了近三年时间实施革新，并取得一定效果。 张学良将军革新的措施，首先是培养人才和广纳人才。在地方上他创办同泽中学、东北大学，自兼校长。九一八事变后，在关内又成立东北中学。在军事教育方面，1924年起他主办东北讲武堂和东北军官教育班，对其中优秀者还送往日本军官学校深造；为了提高东北军军官文化素质，又招收中学毕业生成立学生队。他把培养人才，重用贤才之事放于首要地位。为了把东北讲武堂军事教育搞好，他还多方搜集人才。仅以录用王以哲为例，以说明之。王是黑龙江宾县人，1922年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他满怀爱国之志，拟投效东北军，在沈阳奔走多日，毫无头绪。王以哲则写封自荐信给当时的少帅张学良：“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住皆成问题。望钧座量力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标新立异”，对他的严格要求竟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相，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以哲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1933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1937年王以哲被害，将军闻之失声痛哭，给于学忠的信中写道：“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向何处流。” 张将军对军官的任用，十分重视年轻、有学历(军校)、有知识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东北军炮六旅十一团一营担任战炮排和指挥排长时，两个连连长都是高中毕业后，考入讲武堂学生队炮科的。 九—八事变前，在东北边防长官司令部，张就任用不少留日的人才，委以秘书职务。将军在工作上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如1929年，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卢乃赓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以国民的名义对日交涉，将军在暗中支持。日方总领事小笠原找他，他就推说他们是国民的组织，以不能硬性干涉为由而推脱。在一次时事报告会上，共产党员杜兰亭正在作报告，军、警、宪联合稽查处长雷恒成指挥部下上台逮捕了杜兰亭，接着一系列大逮捕，捕去共产党嫌疑犯19人，计有李禄申、王纯一(心斋)、刘丹岩、赵尚志、郭民任、宋未波、赵子和等人。审讯之后，国民党政府来电命将军把这些共产党嫌疑犯解送南京。这时将军的幕僚王化一和丁惟汾都向他建议，不能把这些青年解送南京，那样他们都是雨花台上的鬼了。他考虑之后，对王化一说：“我太忙，一时照顾不到，你去通知军法处处长顾文海，传达我的意见，不许用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批人解走，尽量拖下去。”因此，这些人终于得以幸免。 九一八事变后，张将军的幕僚绝大部分都不甘心做亡国奴，进入关内，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将军在暗中给予许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同时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像高崇民、阎宝航、卢乃赓、王化一、杜重远等，张将军都曾和他们思谋过救国大计，有时也与霍郁文、赵雨时、孙一民、韩奠邦、王卓然商讨。有不少重大问题，如对东北义勇军之支持，重要人事的任免，对国联调查团的接待等等，都与他们探讨过。1932年，共产党人张德厚(希尧)与黄宇宙，因印发共产党宣传材料被捕，他们都是“东北民众救国会”成员，大家向张力保，张通知了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关了两天即予以释放。 九一八事变之后，高崇民等人没有固定职业，生活无着落，救亡工作也缺乏活动费，张将军以发放车马费之名义予以解决。1933年张将军被迫出游西欧之前，对此还专门做了安排，一直延续到西安事变后，张将军亲送蒋介石回返南京被扣押才停止，由此亦可以看出张将军对幕僚之重视与关怀。
拥蒋合作 1933年3月4日，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大哗，蒋介石却逼将军下野出游意大利。将军走后，何应钦接替他为北平军分会主任。何上任后，于7月10日解散了张将军支持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乃赓、王化一、王卓然等救国会的负责人，又于1933年9月18日，在北平秘密成立了“复东会”，坚持抗日救亡，支持东北义勇军。 1934年1月8日，张将军游欧回国。1月22日，去南京见蒋，谈了他旅欧感想。 张回到上海，王化一报告了“复东会”成立的经过。张学良于1月30日去杭州参加航空学校开学典礼，就便与蒋谈了“复东会”是东北一些旧属，为收复东北而搞的救亡活动。蒋当即表示，只要能合作，“复东会”可以存在，也可以发展。张认为“复东会”已得蒋谅解。但是，蒋介石对“复东会”仍有疑虑，2月中旬派刘健群到天津、北平了解情况。王化一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张考虑到蒋既然对“复东会”不放心，不如把它取消，另和蒋的亲信共同成立一个统一组织。3月18日，张密召王卓然和王化一去武汉，谈了他取消“复东会”与蒋共同成立另外的组织之想法。二王应允，并于3月28日去南昌，4月1日谒蒋，蒋对张的主张表示满意，命与戴笠、刘健群、邓文仪等人商量，提出具体意见，呈候核示。4月2日，他们五人开会，决定了四项原则：(一)彻底融合蒋张二公之干部，拥护惟一领袖，以肩起复兴民族之重任；(二)继续东北工作，以做大战时之准备；(三)对外守秘密，组织名称定为“四维学会”，地点定汉口或南昌，干部由委座指定；(四)“复东会”由张公负责改组，一切请委座指示。蒋介石很快即批准了这些意见。4月10日，二王向张汇报南昌谒蒋经过及蒋的指示：“四维学会的领袖为事实上之领袖(即蒋介石)，不拘名义，形式上由理事会负责，就近请张公指导，”张认为取得蒋之如此信任，也很满意，决定当晚即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张立即让王化一回北平，向“复东会”理事们传达。王化一4月14日到北平，15日晚即于高崇民家召阎玉衡、卢乃赓、韩立如等人，讨论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讨论五个小时，大家意见不一致。主要是高崇民和阎玉衡反对，他们意见：四维是礼、义、廉、耻，一点抗日的意义也没有。王化一一再解释，这是张副司令主动为使国家统一，蒋、张二公干部共同合作，为国努力。高崇民说：“合作也可以，但不一定取消‘复东会’。”4月26日，王回波由汉到平，经过二王给高、阎二人做工作，认为这是张副司令主动求团结而提议的，既已向蒋公允诺取消“复东会”，再改口不好办。高崇民考虑不能为此事得罪蒋又得罪张，被迫同意取消“复东会”。5月5日，“复东会”的全体理事从北平到汉口，住中央旅社。5月7日晚，张副司令接见崇民、玉衡、乃赓、佩恒等，张说：“此次请你们来是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咱们东北人的目的，要回老家，若中国不统一，无法回家，所以只有努力统一，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来的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介石有资格做领袖，咱们须拥护他做惟一之领袖，蒋公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且让我们继续进行东北工作。我们应该忠诚地和他合作，取得抗日工作的合法。”他认为这是使国家真正统一的步骤，从中亦流露出对蒋介石寄予的希望。 5月9日，在汉口银行公会开成立大会，拥护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名誉理事长，贺衷寒为理事长，王卓然为副理事长，刘健群为秘书长，另外设15名理事，蒋介石方面为其十三太保，如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曾扩情、邱开基。张学良方面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乃赓、关佩恒、吴涤愆、黎天才等。又确定候补理事五人。开会时，刘健群为主席，王回波报告筹备经过，张副司令训话，内容要打破自私，服从领袖，团结御侮。蒋介石派贺衷寒为代表，到会训示，贺大讲：“蒋委员长是中国惟一的领袖，要绝对拥护，绝对服从，‘四维学会’的事也要一切听从委座指示。”高崇民听了贺的讲话，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独裁，哪有一点抗日味道。加上这个组织机构的阵容就是要以蒋氏为主，吃掉“复东会”，他满脸怒气退出会场。以后经吉林同乡吴涤愆和杜重远的劝解，让他不要使张副司令太为难，还要从团结大局出发，他终于参加了“四维学会”。 5月13日，蒋召“四维学会”理事去南昌训话。“四维学会”理事与候补理事17人，5月15日到南昌，16日蒋即接见训话，谓“四维学会”成立之始即声气过大，为胡汉民所反对。为此，要把“四维学会”绝对秘密起来，以后不准用“四维学会”的名义作任何活动，并且训示要严格入会手续，反对分子不许随便加入云云。他这一番训示就把刚刚成立的“四维学会”取消了。实质上蒋之目的在于取消“复东会”，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团体。蒋虽然口头上说尊重副司令的意见，实质上是他独裁。不少人都怏怏不快，高由此即离开南昌回北平。 王化一、阎玉衡等回汉口向张副司令汇报，张对蒋的企图也有察觉，但还希望与蒋合作，他指示他们八个字：“做事认真，处人和气。”意思是，既组织了“四维学会”，就要认真去做，还要跟蒋的干部搞好关系。张决定：大事请示南昌蒋公，次要的由他负责，小事常务理事会解决。 张将军在南京开五全大会之时，虽决定在12月16日召开“四维学会”理事会，高崇民觉得“四维学会”抗日是幌子，现在连幌子也不打了，参加之，实际毫无意义，他决心不参加会。张将军闻之则函电交驰，让高崇民赴汉。1935年3月8日，张副司令接见了高崇民，征求高的意见，研究东北军的出路问题。做记录的是张的秘书郭维城。高对张说：“这次你召我来武汉，不能富贵我，也不能贫贱我，我是来和你商量救国大计的。”高提出来：“东北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他们要以收复东北为己任，不应随人摆布消耗在内战之中。”张副司令十分诚恳地说：“我也如是想法，只是目前国内不统一，无法抗战，我们区区几十万军队，是不能单独对日本作战的，我若脱离蒋，东北军不出三个月就得饿饭。国内不统一，无法对外。我主张成立‘四维学会’，也是想运用这个形式使抗日合法化。你说他不抗日还为时过早，应该走着瞧。”张挽留高崇民在武汉为“四维学会”多出点力。由于张的至诚，说服了高崇民留在武汉。 这时候张虽与蒋各有心事，但对蒋抱有幻想，认为只有“拥蒋抗日”，统一中国，国家才能得救。
力主抗日 1934年春，我在南京军校第十期学习。十期的学生中东北籍的三百二十余人，约占总数的20％。张去军校看望他的四弟张学思，在军校大礼堂为全校师生讲了话，介绍其出国考察的体会。又召集我们东北籍学生讲话，着重介绍他应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的邀请，对意大利进行了考察，齐亚诺介绍了意大利国内情况，齐亚诺说：“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这话给张之影响很大，他回国后，极力主张要效法德、意国家，实行一个领袖，集中领导。他认为，“中国要抗日，走向强盛，就得像德、意等国那样，绝对拥护一个领袖，中国的领袖只能是蒋介石。”他同时也讲了德、意两国的民众，都是一心一意在一个领袖领导之下，为国家富强而工作，他盼我国的民众，都要励精图治，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家强盛贡献力量”。他鼓励大家学好军事本领，毕业后到东北军去，共同为收复失地而战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1936年7月中旬，我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学习班学习，王以哲将军任教育长，因张将军不在西安，不能亲来报告，他印发了张将军在第一期训练班上的讲话稿《中国出路唯有抗日》。从其内容来看，他接受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见，再不提中国要走独裁的道路。他提出“拥护统一，也唯有对日抗战”。他说：“我们决不再蹈九一八事变的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这说明他强调了抗日而不赞成“先安内”的政策；他在怎样实践抗日问题上，提出“拥护领袖，集中国力，长期抗战”。这时候把拥护领袖的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他说：“我们拥护领袖，是把意见贡献给领袖，把力量交给领袖，向领袖有所诤谏，甚至如古之为臣者以尸谏，亦所不辞。”张将军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他向共产党建议，要逼蒋抗日，他自己也向蒋介石一再苦谏、诤谏、哭谏“停止内战”，均遭蒋的拒绝，甚至要惩处他的部下王以哲，他若不“剿共”，就把东北军调往豫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兵谏”。在西安事变后的五六天，张在西安南苑门总部的大厅内就讲过：只要蒋先生答应我们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张学良一定亲自陪蒋先生回南京。在蒋答应了六项条件之后，他亲自送蒋到南京，足见张将军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他这种为国为民的一片赤诚，公而忘私的崇高精神，为国人所赞许。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全民抗战局面形成，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先父称赞张将军“咤起风云留正气”，“乾坤扭转话凌烟”。
泪洒席间 1961年12月12日晚，北京饭店一楼大厅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邀来参加纪念会的同志们，相继步入大厅。他们是高崇民夫妇、张学思夫妇、张学铭夫妇、李维汉、林枫、南汉宸、杨明轩、杨拯民、赵寿山、吴德、刘鼎、薛子正、申伯纯、冯仲云、强晓初、邹大鹏、王一夫、阎宝航、王化一、赵毅等二十多人。一会儿周总理和邓大姐莅临，他们和蔼可亲地和大家亲切握手，招呼大家入座。并由总理首先致词，他说：“双十二事变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它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转变关键。从此建立了两党合作的必要的前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杨两将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个人都做出了重大牺牲，成为千古不朽的功臣。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席间，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真意切，含义深远。 同时我父亲高崇民也热泪潸然而下，当场赋诗一首： 兵谏功成廿五年，乾坤扭转话凌烟； 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 饭后周总理对我父亲说：“你的诗中‘憔悴’二字太消极，不如改为‘奋斗’二字为好。”古人有“一字师”之称，周总理堪称“二字师”了。不过，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此，而是表明周总理对张将军的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宴罢归来，我父亲仍然思绪万千，回到家中久久不能入睡，又提笔赋诗二首： 其一 深谋远虑系台湾，炮击金门非等闲； 海隅终当还祖国，将军归卜在何年。 其二 轩辕黄帝好儿孙，举义英雄宇宙存； 咤起风云留正气，白山黑水忆将军。 “将军归卜在何年?”这是我父亲的心声，也是张将军的老部下、亲属、幕僚、故人、学生以及千万人的共同心愿! (1986年) *作者1936年至1937年任东北军炮六旅排长、副连长，1938年参加八路军。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