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札不出名，但他爹的名字几乎无人不晓，他就是“周处除三害”的主人公周处。王敦发动叛乱时，负责镇守石头城的周札居然投降了仇人王敦，导致建康沦陷。
周札的投降行为很难用“贪生怕死”，或者“政治献金”来解释，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就得从耳熟能详的“周处除三害”谈起。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见于《世说新语》：
周处少年时期“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与长桥蛟龙、南山猛虎并称“三害”。有人游说周处，希望他能为民除害，周处欣然答应。他首先上山刺杀了猛虎，又跳入水中搏杀蛟龙。双方在水中游行数十里，恶斗三天三夜后都不见了。
当周处杀死蛟龙，一身疲惫地回到镇子里时，发现全体老百姓都在街上庆贺“三害”已除。现实给了周处当头一棒，也让他反思自己的过去，于是他决定向吴兴名士陆机、陆云兄弟求教。
经过陆云的点拨，周处幡然悔悟，从此他洗心革面，并走上了仕途，成为晋朝忠烈悍勇的将军。
元康七年（297年），周处奉命率军平定氐人齐万年的叛乱，在明知遭到奸臣陷害的情况下，他依然飞蛾扑火，血战而死，壮烈殉国。
不知道大家读完这个故事有没有“开个小差”，问几个“跑题”的疑问：周处凭什么能横行乡里？他有什么资格可以跟陆机、陆云这样的名家交流？幡然悔悟的恶少年转身就能进入官场，而且成为名士，他哪来这么大的能量？
事实上，周处绝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个“出身低微”的恶霸少年，而是豪门子弟。他的父亲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周鲂，他的家族就是“江南强宗义兴周氏”。
跟北方士族集团一样，江南也有地产高门，最出名的当属吴郡四姓张氏、朱氏、陆氏、顾氏，以及会稽四姓孔氏、魏氏、虞氏、贺氏。
这些家族具有鲜明的传统士族阶级特色，即以读书进阶为目标，而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他们以“武功”为主，被世人称为“江东之豪，莫强周沈”。
用通俗的话讲就是，陆氏、顾氏等家族叫“文宗”，周氏、沈氏却是“武宗”、“强宗”。
武功世家出身的周处自幼好勇斗狠，咱们是不是找到根源了？事实上，周、沈两大家族的立足之根就是带有一定“黑色”标记的家族势力。
周处有三个儿子，十几个孙子，大多数都是武将，其中长子周玘名气最大。周玘一生“三定江南”，为西晋王朝在江南的统治立下赫赫战功。
周札也不遑多让，早年他曾经追随哥哥参加过“三定江南”的战斗。
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族“衣冠南渡”，周札积极配合司马睿，平定了由侄子周勰策划的叛乱，为司马政权建立东晋朝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因此，他被晋元帝加封为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
不久，晋元帝与王导、王敦兄弟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王导被废黜，王敦一怒之下在江陵举兵。王敦大军势如破竹，月余就抵达建康附近。
叛军将攻击点放在了周札所镇守的石头城。石头城地处秦淮河和长江的交叉口，它“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号称“第一军事要塞”。
然而，王敦还没撸起袖子，周札就宣布投降了。周札的不战而降使得建康门户大开。
晋元帝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他立刻派人前去攻打石头城，可惜被王敦击溃了，于是晋元帝败退台城。
不久，晋元帝被迫杀了亲信刁协，并将他的人头送给王敦，试图向王敦求和。但王敦并不满足，继续以武力威胁台城。最终晋元帝被迫低头，成了王敦的傀儡。
战后，王敦加封周札为光禄勋、尚书，不久又改任他为右将军、会稽内史。
周札不是晋元帝的“忠臣”吗？怎么会不放一枪一弹就投降王敦了呢？
史书的说法是周札“少恩，兵不为用”，因此没有战斗力，这就是王敦没有攻打金城，而是选择了石头城的原因。
为了佐证这个说法，《晋书》补充说：
“札性贪财好色，惟以业产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弊者给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为之用。”
原来周札贪婪，就想着将每一分钱往家里搂，库房里明明有精良的装备他也舍不得用，而是给士兵们配备劣质产品，导致士兵们很鄙视他。
这确实是个大问题，不过，士兵们是否“为之用”，是不是“有战斗力”，得通过实战才能检验，至少放两枪嘛，周札为何不做任何抵抗呢？难道他早已经与王敦沆瀣一气了？
后来的事实驳斥了这个观点，才过了一年，王敦指使庐江太守李恒诬告周札以及他的子侄们勾结道士、图谋不轨，并突然发兵围攻会稽。
周札猝不及防，仅带了一百多人垂死抵抗，结果兵败被杀，他的子侄们也遭遇杀害：
“敦使庐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诸兄子与脱谋图不轨。时筵为敦谘议参军，即营中杀筵及脱、弘，又遣参军贺鸾就沈充尽掩杀札兄弟子，既而进军会稽，袭札。札先不知，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距之，兵散见杀。”
可见，周札与王敦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他虽然为王敦打败晋元帝立下大功，却很快就被王敦排挤并杀害。
这就怪了，周札凭啥在关键时刻帮助敌人呢？
有人抛出了另一个观点：周札其实就是政治投机客，他预料到晋元帝不是王敦的对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选择了及时倒向王敦。
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似乎又缺了点什么。
晋元帝与王敦的矛盾不是一天爆发出来的，既然早就看出结果，他为什么不早点投靠呢？临阵倒戈虽然有功，肯定比不上同盟关系。
这个问题的根还是要从周札的出身找答案。
东晋时期的社会矛盾很复杂，既有皇权与南渡北方豪族的矛盾，又有北方士族集团内部的矛盾，还有北方士族集团与江南士族集团之间的矛盾。
王敦与晋元帝的矛盾其实就是前两个矛盾的总爆发，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士族集团是东晋建立的功臣，也是阻碍晋元帝皇权独揽的害虫。
晋元帝为了摆脱王氏兄弟的掣肘，不得不采取拉拢江南集团，排挤、打压王氏兄弟。那么，江南士族集团是什么态度呢？
中国的政治中心历来在北方，因此北方士族集团才是政治核心，江南士族始终就是个地方性的利益集团。
地域的差别，让江南士族集团相对封闭，并形成独特的生存方式，他们不愿意到北方做官，喜欢守着家乡的巨大庄园，豢养佃客家奴，甚至私家武装。当年周玘能“三定江南”，仰仗的就是强宗的个人实力。
但江南士族集团与朝廷之间有合作，他们需要朝廷的承认，并为江南的稳定奉献自己的力量。
周玘“三定江南”所征讨的对象既有农民起义，也有朝廷反叛的官员。用私家武装帮朝廷排忧解难，这就是一种合作，朝廷在不动用国家力量的情况下就能维持南方的稳定，而南方士族集团虽然没有官方身份，但却可以获得朝廷的认可，甚至超越法律层面的特权。
但这种稳定的结构随着“衣冠南渡”被打破了，大批的北士“侵入”江南，极大地伤害了南士的利益。
举个例子，北士来到江南就要有封地、建府衙、蓄私奴，从哪里来？不得从南士的口中夺食吗？
另一方面，朝廷中枢虽然被移到了江南，但南士却无法占据核心地位，依然像以前一样扮演北士的跟班角色。
也就是说，随着东晋政权的建立，南方士族集团的家园被侵占了，付出的也更多了，但实际收益却丝毫没增加，沦落为受害者。
“三定江南”的周玘就率先跳出来，他暗中联络镇东将军祭酒王恢，准备发动兵变诛杀北方士族，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
北士非常警觉，提前侦查到了这个动向，但又不敢跟周玘撕破脸，便用软刀子杀人，他们将周玘频繁调动，让他一直处于赴任的途中，又趁机诛杀跟他有关联的王恢等人。
周玘忧愤成疾，临终前叮嘱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对北方士族的蔑称），能复之，乃吾子也。"
周勰继承父志，再次联络各方势力准备诛杀王导等北士集团，却不料被叔叔周札发现，并被告密。周勰虽然功亏一篑，但晋元帝依然不敢对周氏下手。
问题来了，周札为何在本族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选择站在晋元帝一边呢？
其实也不复杂，朝廷的矛盾太复杂，不能仅仅以黑白论，比如晋元帝，他对南方士族总体上采取的是拉拢政策，但周氏跟一般的南士不同，他们是“强宗”，本质上跟王敦差不多。
也就是说，假如晋元帝扶植周氏，他们就是下一个王敦。
周札的立场大体上跟谢氏、顾氏、陆氏这些南士一致，即跟皇权合作对抗北士。只是周札因为“强宗”的身份，一直很难得到晋元帝的信任，所以显得很孤寂。
当王敦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如果你是周札会怎么抉择？拼死效忠晋元帝？周札连侄子都出卖了也没能获得晋元帝的信任，再尽一次忠就能改变吗？不可能的，除非周氏抛弃强宗的身份。要是那样的话，他周札不就相当于自宫了吗？
既然在晋元帝那里找不到希望，那就在王敦那里碰碰运气呗，至少没必要为晋元帝做无谓的牺牲，于是他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