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势阶级的支持下，中国古代将帅们都崇尚孙武“造势”制胜的筹略思想，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战争要素，平时治军形成对敌强大的“形势”，战时灵活运用力量形成对敌强大的“战势”。即平时遵循功能优胜律和力量优胜律，增强作战力量；战时，立足现有力量，创造作战效能优于敌，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立国战争是具有历史超越性的革命战争，既缺乏强势阶级的支持，也缺乏社会大动乱的条件，不具备孙武“造势”的传统“天时”，没法走孙武依靠强势阶级的战争立国道路，只能艰难地依靠弱势的农民阶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这种依靠弱势阶级的特殊情况的战争进行了概括，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二是强大的敌人，三是弱小的红军，四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二个、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第一、第四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
从毛泽东总结的四个特点以及对四个特点对战争的影响来看，第二、第三个特点，强大的敌人和弱小的红军是缺乏强势阶级支持的结果，决定了不可能走传统的衢地战略；同时也决定了早期的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根本不可能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硬碰硬的对抗，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乞丐”不“要跟龙王比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只能在持续加强军队建设中不断积累力量以缩小与国民党军队实力差距的同时，主要通过在战场上创造有利战势，即特别是形成相对优势的控势，以赢得胜利。
第一个特点，经过一次大革命的半殖民地大国是时代的条件，是有利的天时。这个天时虽然不像传统的社会大动乱对立国战争有利，但一次大革命的洗礼为中国革命战争种下了政治基因，具有了社会运动或说社会动乱的政治基础。第四个特点，共产党的领导，之所以成为一个特点，最本质的就是其坚定的政治性，是“人谋”的中坚条件。因此，第一、第四特点的政治性，促使毛泽东坚定相信，二者“规定了中国红军可以战胜敌人”。也就是说，毛泽东对立国战争必胜的信心，就在于战争的政治性。
毛泽东正是凭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优势，围绕着“作战人员”素质要素这一核心，遵循战争规律，不断增强八大作战行动的功能优势，突出政治建设以持续增强力量优势，巧妙创造各种战场以增强效能优势。
一、增强作战功能优势
利用政治因素来增强功能优势上，主要表现在对八种作战行动的作战功能上。
杀伤胜方面。缺乏强势阶级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没有钱购置武器装备，只能靠战场缴获来提升武器装备水平。由于无法通过生产武器装备来提高杀伤效能，因此为了切实提升部队的杀伤效能，只能在参加人员上下功夫。于是，毛泽东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通过加强官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官兵们的不怕牺牲、勇于献身、英勇顽强的革命主义精神，从而增强了杀伤效能。正是由于有了众多理想崇高、思想坚定的革命军人，共产党军队才有可能成为坚强的集体；正是由于有了无数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牺牲，才度过了一个个艰难险阻，一步步走向胜利。
心战胜方面。早期共产党军队是非常缺乏人员的，希望通过招降纳叛来扩充队伍。为了破除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伎俩，红军对敌军宣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有效分化了敌人。以后，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成了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中的重要内容，并在战争实践中成功地瓦解国民党军的战斗意志。
情报胜方面。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孙子兵法·用间篇》称“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而汉高祖刘邦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让他在楚军中进行间谍工作。可以说这是有史记载最大笔间谍经费。因此，“间谍”是用钱“堆”出来的观念深入人心。以李克农、钱壮飞、熊向晖、杨登瀛为代表的中共顶尖级间谍情报人才，大多出身于良好的家庭背景，以精湛的业务技能，受到敌营“上级”的高度器重，享受很好的待遇。从周恩来摒弃了情报工作中金钱美女诱惑的做法可知，他们在共产党中的经济回报是无法与敌营的丰厚待遇相提并论的。这些人之所以甘于冒着杀头的危险，在敌人的内部搞核心情报，为共产党军队从容歼敌提供精准情报保障作出巨大贡献，就是因为有共产主义的政治理念。
指挥胜方面。最典型就是毛泽东通过“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边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战时指挥顺畅。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有效破除了千年以来只要手里有军权就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拥兵自重，独立称王的问题。另外，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吸引和团结了一批军事精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青年，自身的家庭条件都是不错的。而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叶挺等都是旧军队中的高级将领，是社会一时的精英，都已经有很好的生活条件。然而因为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舍弃优厚的条件，聚到一起，不计私利地与普通农民一起闹革命。这是陈胜所带一帮“苟富贵，毋相忘”的利益之徒，以及李自成、洪秀全图享受之辈所不能做到的。
保障胜方面。土地革命时期，红军筹款主要是没收大资产阶级的财产和打土豪来实现，还有是部分税收。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指出“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这种状况虽然很艰难，但还是部分解决了物资补给问题。而到了抗日战争，边区军队屯垦（大生产运动）和解放区农民的自发支援，有效地解决了后勤保障问题。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民的大力支持对前期作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二、增强作战能力优势
相对于国家或诸侯平时可以从容建设军队，毛泽东的军队基本上都是在战争中逐步壮大起来的。这种战时的发展壮大，核心还在于发挥了政治优势。
编组胜方面。在革命初期，红军力量十分薄弱。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红军采取了灵活的编组形式。需要发动群众时就编为游击队，需要打破敌“围剿”时就集中编组与分散编组结合，集中以歼灭敌人，分散以袭扰敌人。这种能开能合的力量编组，本质上就在于大家具有强大的共同政治理想。通过政治理想，真正做到“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就形成了部队的强大凝聚力。
训管胜方面。1929年红四军组织了新泉整训，为古田会议作准备。整训中，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毛泽东广泛展开调查会，在红军战士和干部中进行深刻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教育。通过政治整顿，有力地肃清了旧式军队的影响，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确立了高度自觉的严格纪律。以后又开展了整风运动、新式整军等行动，使官兵自觉参战、勇敢顽强的意识不断增强。在政治民主营造的良好氛围下，红军还广泛开展军事民主，组织群众性大练兵活动，部队的训练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数量胜方面。没有强势阶级支持的中国革命，需要解决发展壮大力量的问题。为此，共产党响应贫下中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挥自身的政治坚定性，采取游击战的形式，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和支持革命战争活动。并采取群众武装、地方部队、主力部队三结合的体制，以群众武装为基础，适应抽组形成地方部队，再适时将地方部队转为主力部队，逐步发展壮大军队力量，形成了与敌进行全面战争的基础。
三、增强作战效能优势
战时，毛泽东更注重运用政治因素来增强作战效能。在民情胜方面。利用政治发动所创造的良好环境，实施坚壁清野行动，使进入根据地的敌人成为瞎子，得不到民众的丝毫帮助，处处碰壁，处处挨打。在空间胜方向，利用部队政治坚定、服从命令、服务大局的特点，大胆地实施高度分散性的作战部署，相互配合形成对己有利的作战效能优势。在时间胜方向，发挥政治动员的优势，广泛实施近战、夜战、连续作战、出其不意等行动，不断增强作战效能。
总的来讲，诚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天才的毛泽东遵循了战争的制胜规律，紧紧抓住了战争的政治本质属性，以战争的政治要素为核心，能动地壮大军事力量和创造作战效能优势。这种以政治要素为核心壮大军事力量和创造战场作战效能优势的筹略思想，就是“政治制胜”。朱德称之为“政治战”。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