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自1974年因被气得吐血、查出有病的王近山，彻底病危倒下了。在生命的尽头，他只想见一个人，不见他死都不瞑目。王近山让家人去请，一定要把这人请来。这人到后，王近山用仅有的一点力气，跟此人谈了件非常小的小事。

此人名叫张立三，他与王近山具体是怎么结识，已无从考证。仅知他们在鄂豫皖苏区时就认识，在红四方面军一起同甘共苦，行军打仗。王近山素有“疯子”的外号，打起仗来不管不顾，不是敌人死，就是自己死。在他刚参加红军时，战斗风格就是这样。

王近山这样，不是傻子，更不是蠢蛋，也不是不怕死，而是在早期革命时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白天跟敌人血战，晚上活着还得小心被“肃”掉，一命呜呼。

那时王近山年仅16岁，参加革命不到1年，面对战友们突如其来的死亡，他感到非常不解。他向年纪更大的指导员詹才芳寻求答案：“他们打仗那么勇敢，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反革命’怎么可能打仗那么勇敢。”

詹才芳对这个复杂的问题，给不出一个合理答案，但他知道言多必失，于是让王近山不要多说，自己当心点就是。王近山的内心，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惊愕、恐惧、骇然，像一层层阴霾笼罩他心头。

他哭了，他不知道自己哭什么，反正就是哭。他渴望打仗，渴望战死沙场，战死了就是革命烈士，不用担惊受怕，突然变成“反革命”，被抓去枪毙。

从这之后，王近山发了疯似地冲锋在前。晚年他对儿子讲：“人怎么能不怕死？那当然是比死更可怕的时候，就不怕死了。我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被自己人莫名其妙当敌人。”

一场场近乎送死的殊死搏斗，哪能不受伤，哪能次次都不死？但王近山就是能，因为他有个好军医，张立三。张立三从不劝王近山不要这样战斗，他从来都是默默治伤。张立三救了王近山不止一次，他就像是王近山的保护神一样。

所以当王近山调离原部队，将去别的团做团长时，他大着胆子向军长王宏坤提要求：“我可不可以要个卫生队长。”王宏坤相当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张立三和王近山，朝夕相处，共同战斗了20余年时间。就是去朝鲜战场，王近山也没把张立三拉下。

据张立三讲，他们交朋友几十年，彼此从没红过脸，大声说过话。有时王近山发起脾气，要做什么错误决定，他身边人都会喊警卫员，说快去把张立三找来。张立三就是王近山的降火药，他一到、一说话，王近山的火就降下来，恢复冷静，不再发狂。

王近山是个特别重感情的人，他又把张立三看得比自己亲人还重。在他生病的最后几年时间里，有不少以前的老部下、老战友，来看望他，给他送补品。例如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知道王近山病得厉害后，立即安排秘书买点上好的红参，往南京送去。

例如聂凤智，来看望王近山时，回忆过去的战争岁月；即便王近山没有接话的力气，聂凤智只能一个人讲，聂还是乐此不疲地说不停。在即将去世的最后几天时间里，王近山不说其他，只问家人：“张立三来了吗？张立三还没来吗？我一定要见他一面啊。”

在王近山强打起精神，频频发问、不停催促下，张立三赶到了。双方一见面，就盯着彼此，久久不眨眼；手也是牢牢抓紧，不敢放。两人的眼泪，同时止不住地往外流。张立三也是从医多年的老专家了，知道不能让病危的人情绪起伏过大，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

在这样的生离死别之际，张立三一下找不到合适的话讲出口。静默良久，他拿出火机、香烟，准备抽烟缓解。

这时，王近山用他那十分微弱的声音，轻轻说道：“立三啊，你不要抽烟了。”张立三听到老司令的这句话，又哭起来，哭得更伤心了，他赌咒般地大声说：“我不抽了，我以后再也不抽了。你活着没看到我戒烟，今天我当着你面戒了！”

之前，王近山见张立三抽烟抽得厉害，就多次劝他戒烟，说吸多了有害健康。所以，张立三听到病危的王近山，还想着自己的健康，不要自己抽烟时，万般情绪涌上心头。

从这天起，1978年5月8日，张立三戒烟了，再也没抽了。这一天，是张立三到死也不会忘记的日子。张立三说，自己死后，还去给王司令做卫生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