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均引用权威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文献来源,请知悉。
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前言初唐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退位,夺得皇权。
这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但众所周知,正史往往是重塑加工后的结果。
尤其当书写历史的权力属于唐太宗李世民时,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就变得扑朔迷离。
各种说法错综复杂,争议不休。
直到千年之后,收藏于巴黎的一份碑文,终于揭开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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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李渊登基后,便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然而自晋阳起兵到唐朝统一,李世民南征北战,一直是家族的中流砥柱。
这位“天策上将军”的功绩和声望,早已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弟弟心生猜疑与嫉妒,与李元吉联手,多次加害李世民。
而李世民也非等闲之辈,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以应对兄弟间越发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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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长安城内风云突变。
李世民率一众将领,在玄武门内设伏,准备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政变。
依据唐朝的制度,太子能够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直属亲兵。
李建成自恃东宫六率兵力强盛,因而与四弟李元吉一道,自信满满地策马驰往太极宫。
却未料到,前方已是危机四伏。
当他们行至临湖殿,察觉到异动,就立刻调转马头企图逃离。
可惜为时已晚,李世民手下的将领们已经冲出玄武门。
一时间箭如雨下,李建成中箭坠马,当场丧命,而李元吉在逃亡中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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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东宫,太子的亲信薛万彻率领精兵两千,向玄武门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玄武门守军众多,秦王府将领寡不敌众,渐渐陷入困境。
关键时刻,尉迟恭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高高举起,东宫的士兵见状纷纷溃散。
政变过后不久,李渊便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更是直接退位,将皇位传给了他。
唐太宗李世民,就此登上了帝位。
而这场血腥的政变,牵涉到众多皇室成员,震惊朝野,史称“玄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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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史书中所记载的玄武门之变。
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自然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唐太宗文治武功,堪称千古一帝。
可即便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也仍然无法洗清玄武门前弑兄杀弟的鲜血与阴影。
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一段历史屡遭修订。
以至于今日所见文献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叙述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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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取得了成功?
毕竟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相比,实在是处于劣势。
李建成身为储君,掌握着东宫的禁军,实力可观。
他手里没有实际兵权,又要提防李世民,因此也一直很注重加强兵力。
再加上他与李元吉联手合势,兵力更是不容小觑。
尽管李世民的麾下汇集了众多精兵悍将,但他们本质上仍属国家军队,并非秦王府的私兵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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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武德九年李元吉受命征讨突厥,调走了李世民身边大量的精兵强将。
这样一来,秦王府就更是势单力薄了。
退一步来说,纵使李世民在玄武门一举除掉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可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尚存,该如何应对反击?
禁卫军是听命于李渊的,李世民这样赤裸裸地发动政变,即使有信心对抗两位兄弟的势力,又该如何抵挡禁卫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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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玄武门伏兵之计本身也是疑点重重。
彼时,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间的嫌隙和矛盾,基本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氛围下,李世民竟然能将自己全副武装的八百亲兵调入宫中。
更是在事变当天,亲率心腹将领埋伏在玄武门这一宫廷要地。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这些关键信息,史书只是一带而过,甚至根本没有提及。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这样的官方史书,还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均未详加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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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穿过历史迷雾还原事情全貌,单凭这些文字记录,实在是困难重重。
可喜的是,一千多年后,在莫高窟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写的《常何墓碑》。
这份编号为P.2640的《常何墓碑》残卷,在20世纪初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掠走,如今仍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它不仅为我们研究隋末唐初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揭露了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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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辈出的隋唐,常何只是一个小人物。
隋末烽火遍地,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历经数年战火洗礼,最终汇聚成三大势力。
窦建德在河北竖起反旗,翟让与李密则在瓦岗寨聚义,杜伏威与辅公祏则在江淮流域掀起了浪潮。
这三股力量,分别以华北平原,特别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以及长江、淮水流域为活动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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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何出身于汴州浚仪,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开封,恰好处在隋末农民运动的核心地带。
常何性格豁达,仗义疏财,这份乱世中的侠骨丹心,使他在群雄逐鹿各领风骚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当地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名领袖。
常何不仅豪迈侠义,更有敏锐的政治眼光。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大一统已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洞察到形势的常何,积极劝说李密顺应潮流,归顺新生的唐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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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密的犹豫,常何凭借其政治见解,多次劝谏,力促李密下定决心投奔唐廷。
在他们西行前往长安的路上,遭遇了许多将领的反对和质疑。
唯独常何立场坚定,始终是支持并协助李密实现归唐的关键人物。
由这一点,便可见常何在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
正因如此,常何赢得了唐高祖的赏识。
李渊不仅保留了李密先前赐予常何的“上柱国、雷泽公”官爵,更任命他为“清义府骠骑将军”。
授予他实质性的军职,使其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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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唐之后,常何便投身于唐朝统一大业的征战中,忠诚侠义,勇武非凡。
战事平息后,常何便在外镇守。
到了武德七年,他被调遣至都城,任中郎将,负责玄武门的守卫。
官职虽然不大,却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常何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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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战况来看,秦王府是处于劣势的。
一边要对抗东宫精兵与齐王府卫士的强强联手,一边又要面对玄武门的守卫禁军。
而最终得以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常何及其率领的玄武门宿卫部队的“倒戈相向”。
正因如此,秦王府八百甲士才能够在这剑拔弩张的局势下,悄无声息地潜入皇宫。
李世民也可以无视禁军,在玄武门这一要地设下埋伏。
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早就投身秦王李世民麾下——这是伏兵之计得以实现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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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何墓碑》中记录了常何归唐之后的履历。
而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常何担任玄武门禁军守将,是李世民一手安排的。
在此之后,他更是私下接见常何,以重金相赠,令常何在暗中培植亲信,逐步在玄武门建立起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常何正是李世民在宫墙深处埋下的一颗棋子,等待时机,助自己夺取皇位。
《墓碑》所载“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指得正是这一点。
因此可以推断,李世民从武德七年开始就在策划这一次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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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太子的亲信杨文干举兵,以及李世民洛阳金宝树私案之后。
当时的唐高祖虽然知晓了这些纷争,却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废黜李建成,对改立李世民的想法也犹豫不决。
面对这样的僵局,李世民及其亲信意识到,想要逼迫李渊做出抉择,唯有采取更为决绝的手段——直接除去李建成。
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内心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充满矛盾与挣扎,但这不妨碍他早已在暗中绸缪,精心布局。
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最好是由李建成先动手,以求名正言顺,不落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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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变发生之前,秦王府的谋士们多番劝进,李世民仍反复犹豫不决。
直至武德九年六月,建成和元吉,以及他们在后宫的同盟者,到高祖面前诬告陷害李世民,高祖听信了这些谗言。
虽因官员力谏,高祖没有责罚李世民,但此事之后,秦王府的僚属们忧虑不已,认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李世民亦感到退无可退,最终下定决心,要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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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从碑文中的记载亦可发现,常何曾随李建成讨平河北,是太子麾下的旧臣。
常何人品能力都不俗,又得高祖赏识。
李建成素以“仁厚”著称,待下不薄,按理来说,他必然会十分重视并厚待常何的。
而常何也并非轻易背主之人。
归唐之后,李密反叛,常何极力反对,流涕极谏,最终也并未追随。
从这件事上便可见其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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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常何为什么会选择背弃这位储君旧主,转而投向李世民的阵营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首先,常何本人性格豪迈勇猛,与李世民的英勇果敢、豪迈之气是非常契合的。
而相比之下,李建成仁厚儒雅,若论魄力与决断,或许不如李世民。
常何虽是武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却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大概是在认识到李世民的政治才能与领导能力后,相信李世民终将赢得天下。
这种基于个人魅力的吸引与政治判断,是常何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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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常何与李世民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偶然,其间存在关键人物的牵线搭桥。
常何与李勣是乡党,又同为李密旧部,早有交情。
武德六年,李勣任河南道大总管,常何随其征讨徐圆朗。
在这期间,常何目睹李勣等多位同乡及李密旧部纷纷投入李世民麾下。
李勣颇有影响力,在他的支持与劝说下,常何最终决定秘密转投李世民的阵营,也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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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何转投李世民一事,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佐证。
但从玄武门之变后常何的官职变化,亦可看出他与李世民的关系,以及他在此次政变中的功劳。
根据《常何墓碑》的记载,玄武门事变之后两个月,匈奴来犯,常何被任命为马军副总管。
逼退了匈奴军队后,他又被授予真化府折冲都尉的职务,并特别允许其长期担任此职,享受特殊待遇。
此外,他还被封为武水县开国男,赐予三百户食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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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何出身并不显赫,既非出自政治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也非山东或关陇地区武装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再加上早年的降叛经历,即使遭到冷遇也属正常。
然而唐太宗却持续给予常何升迁机会,虽然速度不快,却也是按部就班地一路晋升。
个人的升迁或许只因能力与表现,但对其家人的优待,却无法用这一理由来解释。
据《常何墓碑》 记载,常何的父亲在应该得到封赏的时候,还身陷在贫穷困顿的街巷里。
因此常何斗胆请求太宗,让父亲也能参与朝廷官班。
太宗当即答应,并将常何的父亲从平民身份提升至朝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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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这样的恩宠,显然已经超过了常何原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
出身寒微,地位不高,又无姻亲相助,没有什么理由能得此优待。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在政变中的立场与贡献。
无论升迁还是对其亲属的厚待,显然是李世民即位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的一部分。
无疑显示了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的重要性,以及新政权对他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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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乐贤.常何墓碑校释拾遗[J].敦煌研究,2014(06):75-81.
[2]刘进宝.常何与隋末农民起义——从敦煌遗书《常何墓碑》谈起[J].敦煌研究,1990(01):78-82.
[3]劉嘯.“玄武門事變”新考——以“事變”時李世民的職權爲中心[J].中华文史论丛,2010(02):161-177+39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