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志存高远，胸怀天下，在这段极富激情的峥嵘岁月里，他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政局的风云变幻，世界潮流的波涛汹涌。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韶山冲是一个比较闭塞的村落，少年毛泽东在这里生活了17年，他在这里读了6年的旧式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直到他走出韶山冲求学，才接触近代先进思想。

毛泽东最早接触近代先进思想，是从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开始的。

1910年秋天，17岁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附近东台山下的东山小学堂求学，在此期间，他研读了《新民丛报》的合订本。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窑洞，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这位借《新民丛报》给毛泽东的表兄，是舅父的儿子文运昌，当时他们同在东山学堂念书，一张还书便条现在还留存在韶山纪念馆。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梁启超痛定思痛，认为中国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是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于是，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于是他于1902年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早在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以极强的震撼力，启迪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思考未来。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在如今的韶山纪念馆里，保存着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的梁启超《新民说》之第六节“论国家思想”中说：“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一段批语：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毛泽东关于政治、历史主张的最早文字记录。尽管其观点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见识，实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后来他毅然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谈到自己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于此可见《新民丛报》和梁启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坐轮船抵达省城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其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激烈的斗争局势，使毛泽东对政治更加关切。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创办的著名报刊《民立报》，成为其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思想。从这份报纸上，他认识了同盟会。当他在《民立报》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后，激动万分，挥毫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对斯诺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此时，年近18岁的毛泽东怀抱革命理想，立即投入长沙革命军，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当时，新军每月发给士兵七个银元的军饷，毛泽东除了每月伙食所用二三元外，其余全部用来订报纸，以了解时事政治，读报培养了他注意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

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和袁世凯订立了协定，南北“统一”，南京政府解散，清王朝宣布退位。1912年春，已经当过半年兵士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在如何报考学校的问题上，他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各类报纸，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但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入学六个多月后，毛泽东认为“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于是他毅然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眼界更为开阔。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但因为费用与住所问题，已难以为继。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了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

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银元，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

他对斯诺回忆说：

“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当时的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个人同时看报的阅览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据他的同学周士钊回忆说：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点多钟；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及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反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之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列强开始互相厮杀。毛泽东由于勤于阅读报纸，掌握了大量的相关情报，因而对时局的发展往往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

1916年，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基础动摇，当时，国内报刊传出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臭名昭著的侵略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然而，毛泽东却在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目光如炬，断言道：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

21年后的1937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印证了这位当时年仅23岁的师范生的预言是多么的精准！

1918年8月15日，为帮助新民学会会员做好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经恩师杨昌济引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期间，他利用良好的学习条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北大图书馆内各种新书报。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带着许多从北京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新经验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创办了小型的四开四版的报纸《湘江评论》。时年25岁的毛泽东全力投入《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湘江评论》别具风格，在全国影响极大。创刊号印2000份，当天销售一空，后加印2000份，从第二期改印5000份，深受读者欢迎。读者把它比作“湘江的怒吼”。

在酷暑时节，一个多月内，毛泽东亲笔为《湘江评论》写了40篇文章，而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是长篇政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该文中，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

1919年8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给查封了。

毛泽东曾说：“报纸是一部活历史，是一本百科全书，从这上面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东西。”青年毛泽东通过认真读报，深入分析，汲取了先进思想，对中国时局和世界形势了然于胸，增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加深了他对民族危艰的深广忧虑。毫无疑问，报纸在青年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读书结合游历、理论联系实际。他常对同学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擅长读“有字之书”，而且要擅长读“无字之书”。这“活”的书，这“无字之书”，便是老百姓的现实生活，是社会实际和社会实践。他曾在《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青少年毛泽东的这种思想，一方面是深受恩师杨昌济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受了明清时期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大学者的影响；后来则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在他树立了宏伟的“改造中国”大志。他已经预计到自己的将来，好比一艘远征的航船，定将遇到无数险恶的风浪，而仅凭书本知识，是无法破风斩浪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经常利用假期，采用“游学”方式，游历乡土，考察民间疾苦，了解各处风俗习惯，体察社会人心。

据后来发现的史料记载，毛泽东的第一次游学应该是1916年5月，他步行数百里，从长沙到娄底市茶园山（今娄星区茶园镇东冲村）拜访同班同学刘且侯。刘且侯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富户。毛泽东在刘家住了四、五天，并走访了许多贫苦人家。在刘家，毛泽东不住好房间，不睡好床铺，坚持和长工王海文在侧屋睡一个床，屋里放在一个桐油灯，两人抵足而眠，无所不谈，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毛泽东白天有时到外面调查，有时在房里看书，书是他自己带来的。离开苍山局时正逢大雨，刘且侯因病重，就没去送毛泽东了。后来毛泽东曾去信邀刘相见，才知道他早已去世。

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制定的度假计划十分奇特的：去当“叫化子”，身上一文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

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作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作“打秋风”。毛泽东与萧子升在“乞讨式”的游学生活中，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

回到长沙后，为了纪念这次旅行，毛泽东和萧子升还换上游学时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

这次“游学”，收获颇丰，使毛泽东获得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据一师老同学的回忆，他曾将此次游历中一些有意义而有兴趣之事，写成文章寄湖南通俗报发表。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这八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独特称谓。

1918年早春，毛泽东利用寒假期间，到好友陈昌、陈绍休、罗章龙的家乡浏阳南乡、西乡游学考察。毛泽东在陈昌家里一住就是49天。陈昌夫人叫毛秉琴，与毛泽东同姓，故二人以兄妹相称，其时陈昌四岁大女儿称呼毛泽东为“舅舅”。

1918年夏，毛泽东与挚友蔡和森徒步前往洞庭湖地区，进行游学式的旅行调查。他们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的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走遍了大街小巷、穷乡僻壤，观察市井喧嚣、农村凋敝，深深体察了民间疾苦，坚定了彻底改造中国的志向。

1920年，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出：要改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还要了解中国的现状；不仅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思想文化，还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政治经济制度。他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况，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游学”历程，为革命家毛泽东日后养成调查研究作风，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正是青少年时期的一次次“游学”考察，耳濡目染，手写心记，才使得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实际情形有了初步的重要的认识，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的关于中国社会现状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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