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广西休整后回到部队驻地，在连队日常训练时突然晕倒，指导员和战友们赶紧把我送到了医院，检查后，说我有因外力撞击，脑干有受伤的迹象。我又被送到团卫生队治疗，又休养了一个月，这期间部队还对我的伤情进行了鉴定。当时指导员把我的名字层层上报到了师部教导队，我听说在团长那儿卡了一下，但最终还是报了上去，我知道这是连队有意培养我。

可在师部教导队训练中，我头晕耳鸣的毛病没有缓解，教导队的五公里越野，我跑几步就觉得天旋地转，呕吐不止，在训练中我晕倒了两次，文化课我又经常听不清，但教导队考虑到我在作战时表现英勇，连队也上交几份关于我的作战时的证明材料，因此给我的答复是暂时留在教导队，观察伤情变化。我明白，这是部队怕我伤心，给我留了些情面呢，但我不想要同情！再说，师部教导队里都是全师的尖子，为培养部队基层干部作准备的，我在这儿的确有些碍眼。此时家里又寄信过来说，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天天都在担心。我思考了好几天，又私下问了军医，答复脑干受伤是不可逆的。于是下定决心:办理退伍。我办完手续离开了师部教导队，回到了连队。指导员陪我抽了一晚上的烟，让我再三慎重考虑。

我说了自己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我不想成为部队的累赘，比起那些牺牲的烈士，自己捡回一条命我已经很知足了。为国家尽忠我做到了，接下来该为父母尽孝了。指导员望着窗外的黑夜，抽着烟说，如果你想好了，那就只能这样了，立功授奖报告都报上去了，等结果吧！我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后天我会上报退伍名单。很快我被评定为二等功，同时下来的还有个五等伤残证。我当时很气愤，因为我当年才19岁，被定为残疾人，我如何找工作找老婆呢？我去找指导员，连长，最后找到团参谋，要求领导把我的伤残证明从档案中撤销。团参谋诚恳的对我说:不给你定伤残，怕有拥军优属政策时你享受不到，给你伤残级别定高了，又怕你将来找对象时有困难，你要理解部队的一片苦心啊！部队会找当地政府协调你工作的问题。

到了1979年11月，伤残军人办理退伍了。团里派了一名政委，送我到了当地的民政局，他们在军人安置办公室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后来民政局的局长也来了，当着团政委的面向我表态，说:我钦佩军人，更钦佩英雄，你的工作安排我会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请部队放心，请英雄放心。英雄这个词让我听得不好意思起来。团政委见地方领导表了态，就将我的档案交给了当地民政局，和我握手道别，看着团政委离去的身影，我明白，我彻底离开了我曾抛洒热血的绿色军营，眼眶一热，流下了眼泪。我拎着包裹回到了家，身上内衣口袋装着部队给我的退伍费135元，我用别针将内衣口袋封好。

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了。然而炎凉的世态又是我人生中的另一个战场，这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