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闵中智

一地鸡毛

晚清人王照有诗曰：

当年炀灶坏长城，

曾赖东朝恤老成。

岂有臣心蓄恩怨，

到头因果自分明。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八日，起了大早的翁同龢急忙赶到紫禁城东安门——深知光绪皇帝要从颐和园返回的他，此刻双膝跪在刚下过雨的京城湿地上。

乘坐着步辇回城的皇帝，也看见老师的白发在晨风中分外醒目。翁同龢后来回忆说此时“上回顾无语，臣亦黯然如梦”。师生一场，直到六年后翁同龢去世，二人也再未见面。

至于罪状，叫做“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回答问题时“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由此断定“难胜枢机之任”。茅海建先生引用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话，即“对皇帝大放怨词”；“诸事凡不和其意者，恼怒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載湉

在老家最后的六年，翁同龢不是回家颐养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动受到朝廷的监视与限制，还要定期到县衙“听训”。他随时等待老太太清算旧账下旨令其自裁或抄家问罪。他在家做了两件事：一是买一口快刀，二是在屋旁挖一口井，准备随时用刀自杀或投井自尽。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翁同龢去世，庆亲王奕劻请奏为其举办恤典——光绪的反应居然是“盛怒”。

他是被光绪亲自罢免的——同治、光绪深受其影响的两代帝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他跟老太太小皇帝究竟多大仇多大怨？

司农常熟世间荒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出生地也就是《沙家浜》故事的发生地。其祖父翁咸封是乾隆年间的举人；其父翁心存也是宰相，王闓运《论道咸以来事》说，“李少荃平生服事翁二铭”，即翁心存深得李鸿章敬佩——李鸿章和沈葆桢入京参加会试时的房师是孙锵鸣，孙锵鸣的坐师则就是这位翁心存。李鸿章该叫翁心存一口“老太师”，老李对其表示任何尊重，亦在情理之中。

一家书香门第，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亦中进士后来做了安徽巡抚，次兄翁同爵官至湖北巡抚。翁同龢则是与李鸿藻齐名的清流领袖，他的官也是做到家了。从做学问和会考试这个角度来讲，整个清朝或许只有刘墉父子与张英父子可以与其家族相提并论了。

|翁同龢像

我们从小被教育说，慈禧是守旧派而翁同龢是维新派，这本身是一个极大的误解。若慈禧守旧，那么洋务运动又是如何进行的？光绪皇帝又是如何在她眼皮子底下发布《明定国是诏》？

李鸿章评价翁同龢“目不观西籍”——对西洋玩意一窍不通，且还不待见西医和洋人——这倒十分符合倭仁们心中“传统士大夫”的标准。事实上，翁同龢张之洞这类首鼠两端的“巧人”是极其务实的，他们能在洋务派与守旧派甚至维新派之间随意切换且从来不怕自我打脸——张之洞那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又是如此滑头而且我基本可以确定，这与翁同龢对待变法的政见大致吻合。

在我有限的见识里，认识其人且可以读对这三个字的朋友似乎对他印象不错。中学时似乎学过，他留住康有为并将其推荐给光绪皇帝一事被誉为现代版的“月下追韩信”——只是后来读史料方知举荐人叫做张荫桓；且翁同龢对康有为并无多少好感（“此人居心叵测”）。

除此之外，刚才讲的“师生一别”更是博取了无数眼泪且多数情况下一切真相也随着这眼泪烟消云散——这是非常不客观的。近几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已经撕开了这位精通晚清官场显规则和潜规则的山羊胡老头的伪装——“司农常熟世间荒”至少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晚清民生与民声——洋务运动后种下的所有祸根，似乎都和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师有关。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电视剧中的翁同龢形象

爱国盾牌

就在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初十，也就是翁同龢被朝廷勒令卷铺盖滚蛋的头半个月，奕訢撒手人寰。根据“天津采访友人”所报道，戊戌年的《申报》（1898年6月27日）有过详细记载的是他卧病修养期间曾经将光绪皇帝叫至榻前——后者问道：“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 答曰：“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

恭亲王奕訢是谁？鬼子六；洋务先驱，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签订现场受尽洋人颐气指使的他从那天起奋发图强学习西方技术，是真正的爱国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临死前居然给予翁同龢如此严厉的评价，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如此说来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奕訢死前还有过“泣奏翁居心叵测”的经历——尽管来源《四朝轶闻》里多是没头没眼的传说，但至少此事说明了恭亲王反感翁同龢的态度并非空穴来风。

|恭亲王奕訢

没有证据表明二者有过“正面冲突”——那是因为老六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翁同龢自然得罪不起。只是其个人能力与品行，当政者是不会不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其人既好名又喜权。戊戌六君子之一、也是张之洞“坐京”的杨锐评价其“一生尚巧”；在樊燮案中营救左宗棠的潘祖荫，更是称他“专以巧妙用事”，即好耍小聪明。

翁同龢穆彰阿曹振镛“多磕头少说话”之辈，在皇帝关起大门做着天朝梦的时代或许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但如今门口是坐着坚船利炮来去如风“髭毛乍鬼”的洋人，那么祸国殃民的屎盆子自然就免不了往他头上跑了。

奕訢恨他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甲午战败，而翁同龢是要为此付极其重要的责任——因为他“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后面还有更狠的，就连其弟子文廷式也称“在其主政之下，国事一塌糊涂”且其师亦“难逃天下后世之责矣”。

|文廷式 光绪年进士 维新派政治家

像我在《甲午战争微观史》中写的，甲午战前清政府官员分为两派即主战鹰派与主和鸽派——后者以李鸿章和奕訢为首——跟夷人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搞了这么多年洋务，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但坏就坏在还有爱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主战派，是文廷式、珍妃瑾妃堂兄志锐（后被光绪皇帝流放至乌里雅苏台；1912年被革命党于伊犁枪杀）等形成的小团体，他们正以翁同龢为“最力者”。同样地，《马关条约》签订后，上奏对李鸿章展开最猛烈攻击的人也同样是他们。

没有自知之明不懂军事导致判断失误也就罢了，但问题不是这么回事。冯汝玠称“翁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败则可借此以倾合肥（即李鸿章，笔者注），故置国事之利害不问，力主战局以修夙怨”。也就是说，翁同龢非常明确地知道清政府打不过日本，但他主战的原因是与李鸿章有“夙怨”——所以我不管什么民族大义国家利害，北洋舰队一旦战败，自己便有机会参李鸿章一本令其下台解我心头之恨。不仅仅是为与李鸿章唱对台戏这么简单，而是他明知不能战而非要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翁同龢和李鸿章又有什么仇？冯汝玠又说，“徒以乃兄抚皖，发逆时因失守城池，皖人攻之，致获重谴。遂因此视皖人如仇”。也就是说，翁同龢的长兄翁同书做安徽巡抚时，城池被太平军攻破。清代传统是城在人在城破人亡，自己没骨气去自我了断却被后来收复失地的淮军嘲笑，因此兄弟二人记恨安徽人记恨淮军一辈子。

|翁同龢书法

但还有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同样背景，翁同书安徽巡抚任上城池定远与寿州先后被太平军攻破，他自己弃城逃跑。曾国藩的眼里岂容沙子？他下决心狠狠弹劾翁同书——而这份有名的《参翁同书片》奏稿正是由此时呆在曾国藩幕府里的李鸿章起草。最终被流放伊犁的翁同书受尽苦难，老父亲此前也因此事急火攻心一口气没上来，去世了。翁同龢也因此事恨了李鸿章一辈子。

几十年过去了，自己办洋务没有能力，影响力又不如早已成为旗帜的李鸿章。作为户部大员，两年之内没给北洋舰队拨过一个子。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得知了今日咄咄逼人国际态势的他，当然没有错过这个借日本人之手削弱李鸿章势力、削弱北洋舰队的好机会（《蜷庐随笔》）。

中国在南宋以来流行着一种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言论，就是主战是爱国，主和委曲求全就是卖国。因此每次主和都不得不沉诉厉害，要有充分理由；而主战则是永远有借口那个，和洋人蛮夷决战把中华大地上的野蛮人都杀光——某位大陆五十亿导演不是口口声声“爱国无罪”吗？

不管你是什么杂碎，只要喊着爱国口号还都变得有恃无恐了呵。

|翁同龢

同日本开战前期，北洋水师经历了平壤、黄海惨败，而翁同龢的误国脚步并没有停止。慈禧觉得战事进展不利，遂令其与李鸿章讨论联俄抗日，此时局势的确有很大挽回的余地——爱惜羽毛的翁同龢却拒绝了。谁都想不到，两代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朝廷大员，胸襟、人品、态度却是如此卑劣——有这样的“太平宰相”都称不上的庸才辅佐幼主，清政府岂有不败之理？

甲午战争一战，清政府与中华民族蒙受了多大损失，我们或多或少了解。读到先辈们遭受苦难的后人，有时会去幻想在历史上抹去某人来避免悲剧，只是历史不能假设。

想起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成为万人捶的破鼓，若不是恭亲王奕訢、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对其忠心的信任，这些骂人为业的御史也足以置他于死地。

官员们报效国家的能力与责任品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如此来看，翁同龢的被开缺是理所当然。两个甲子过去了，如今戊戌年也离我们远去。我不是戊戌变法的专家，但也许这就是一场看着《圣武记》对着假想敌比比画画的小皇帝与政治投机犯们上演的闹剧，也或许是不自量力的一群文武大员们的急病乱投医，这不重要。

我能做到的，只是用文字来警示所有人，一个喊着爱国口号的贼，究竟能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终给其自身，带来一种什么样程度的灾难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