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九年正月初四，山东曲阜有一户人家被北洋政府的士兵包围，山东巡抚曲英光十分焦急，在院子里踱步，因为院子里的女子王女士难产，还没有生产。

焦急万分的不只是曲应光，远在北京的曲阜百姓和北洋政府也同样焦急万分，之所以调集这么大的力量，是因为王氏腹中的胎儿正是孔子第七十七代孙、第三十一代衍圣公，也就是孔子，被天下文人尊为“小圣人”。

但这位“小圣人”显然不想轻易来到这个世界，虽然燕、曾、蒙三国的祭祀官员早已守在门外，虽然请了一位曲阜的老太太坐镇，但孔府内外只听得见王氏痛苦的呻吟声，却听不到新生婴儿的哭声。

直到有人打开曲阜的南门（只有皇帝巡游或祭祀孔子时才能打开），在一片哭喊声中，“小圣人”才诞生了。紧接着，孔府下令四处敲锣打鼓十三声，曲阜全城也燃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了十三响礼炮。某种程度上，孔子第77代孙的诞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这位出生于民国九年正月初四的“小圣人”就是孔德成。按照宋朝传承下来的爵位，孔德成出生时是衍圣公，享受着北洋政府的经济补助。从此，他开始了注定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

孔德成出生后第十七天，其母王氏不幸患产褥热而死。此后，孔德成由继母陶氏抚养长大。至于孔德成的父亲，衍圣三十代孔令仪，在孔德成出生前三个月就因病去世。因此，孔德成不仅是遗腹子，还失去了父母，实在是太悲惨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孔令义的死，王氏腹中的孩子孔德成才备受外界关注。孔令义早年虽然曾生过一个儿子，但儿子未成年就夭折了。此后孔令义再无子嗣，直到民国八年，王氏第三次怀孕。

此时孔令逸时日不多了，如果王世充不能生下孩子，就意味着孔子嫡系将断绝。因此，孔令逸临终前，曾写信给当时的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和已经退位的溥仪，请求政府照顾他。

要知道当时正值动乱时期，无论是退位的溥仪，还是新上任的大总统徐世昌，都需要传承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支撑，所以政府才如此重视孔德成的出生。

孔德成逝世百日后，徐世昌亲自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孔德成继承第三十一代延城郡王爵位。说来好笑，世袭爵位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国民政府也延续了这一传统，足见当时思想的混乱。

出生于民国时期的孔德成自然也要与时俱进，从五岁起，孔德成便随山东莱芜著名教育家吴伯绍学习英语，后又随诸城古琴派第四代传人詹承球学习古琴。

没错，作为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当时各界名流都以能与这位“小圣人”结下师生情谊而倍感荣幸。因此，孔德成从小可以说是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资源。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德成从小就生长在贵族环境中，衣着讲究，食物美味。相反，孔家几代人都秉承着严谨的家风，尤其教导年轻一代要朴素节俭。毕竟，有无数双眼睛在注视着他们。

据孔德成自己回忆，他小时候很少有机会吃肉和鱼，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煎饼、咸菜、红薯等食物，至于衣着，他一年到头，除了祭孔时，都是穿布衣黑鞋。

作为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是每年祭孔大典上无可争议的主角。孔德成回忆说，祭孔大典仪式繁多，年轻时的他多少有些压力。但随着对仪式的深入研究，孔德成逐渐领悟到先祖孔子所传的诗文和礼仪的深刻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即将成年的孔德成觉得“衍圣公”这一世袭爵位已不符合中华民国现有制度，于是主动向中华民国政府请求撤销这一爵位。

要知道“衍圣公”这个封号从宋代二年就已经流传了一千年，从未间断过。孔德成的这个要求很大胆，当时国民政府认为道教正统还是需要传承的，所以就把“衍圣公”改为“奉大圣师官”，依然是世袭的。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孔德成与孙其芳结婚。孙其芳的曾祖父是清咸丰年间状元孙家鼐，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学部尚书。值得一提的是，孙家鼐还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官职的学部尚书。由此可见，孔德成作为孔子后裔，社会地位之高。

抗日战争前夕，日寇曾多次派特使到曲阜邀请孔德成去日本，但均遭拒绝，由此可见孔德成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

曲阜沦陷前夕，蒋介石安排孙统宣连夜保护孔德成夫妇，不让他们离开家乡。不久，孔德成路过汉口时，发表了《抗日宣言》 ，号召全球孔子学子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后孔德成定居重庆，多次举办讲学活动，弘扬孔子的学术思想和民族精神，后来又拜著名学者王凤生为弟子，在学术上逐渐进步。

日本投降后，孔德成随国民政府移居南京，后居上海，后以中华民国代表赴美考察， 1949年随国民党移居台湾，此后一直在台湾大学任教，直至2008年逝世。

孔德成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回到家乡，因为自从1949年来台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曲阜。

回顾孔德成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但孔德成本人不仅十分低调，还保持着家族严谨的治学传统。

尤其是在后半段的教学生涯中，他可以说践行了孔子教书育人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