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体制争议与派系冲突重现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党内派系的分合受军事因素影响至深。1928年8月，北伐战争结束，国民党四个军事集团基本瓜分了长城以内的各省区，成为影响全国统一大局的关键力量。其中，蒋系占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及南京、上海两市；冯系占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山东一部；阎系占有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北和北平、天津两市；桂系占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此外，张学良占据东北地区，已经宣布易帜，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俨然成为另一个强势的军事集团。
就在瓜分北洋军阀的地盘时，国民党各军事实力派已经发生矛盾。“李宗仁对自己没有分到海口表示不满；而冯玉祥提出要重要海口青岛也遭蒋介石的婉辞拒绝”。及至二届五中全会，蒋氏以孙中山遗教为旗帜，宣称将结束军政、转入训政时期，欲对地方军事力量实行“编遣”，实质上，乃借军事胜利之机，在解决北洋军阀割据之后转向整合国民党内的各军事实力派，从而真正实现中国的统一。当然，统一大业应由蒋介石主导，其他实力派都得交出军队，自废武功，任由蒋氏安置。因此，编遺遭到普遍抵制，成了纸上作业。而且，各大军事巨头对蒋氏的并吞行径早已心怀不满，暗中积极准备应对方略。作为军人，发动反蒋战争则是他们的首选方略。
三大后，蒋介石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损毁了党内脆弱的民主集权制，并导致蒋系与其他派系尖锐对立，党内派系纷争愈演愈烈。各派为捍卫自身利益，不惜与蒋介石动武。仅1929年一年，就先后发生了蒋桂、蒋冯、蒋张（发奎）、蒋唐（生智）等多次局部冲突。曾几何时，原来国民党各派系联合对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演变为党内派系相继反蒋的军事冲突。随着军事冲突不断升级，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最终演绎为大规模的军事对决——中原大战。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另一种手段，当冲突双方已经不能用和平的手段化解冲突，战争遂成了最后的选择。面对蒋介石的强势整合，各大反蒋派系迅速沟通联合，决定对蒋系中央动用武力，以遏制蒋系扩张，并保持自身的割据利益。于是，反蒋派系联盟遂以反对蒋氏个人集权为借口，宣称倒蒋之后将把党内权力分配重新纳入民主集权的制度轨道，主张在维护与兼顾各派系利益的前提下，共同分享国家权力资源。
不同于以前历次军事反蒋，这次反蒋联盟选择以另立中央的形式，否定三大及其中央的合法性。这正是改组派一直追求的目标。但改组派缺乏军队，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能停留在文宣造势阶段。因此，改组派深知自身的弱势，便积极串联反蒋实力派加盟。于是，派系冲突在党内领导体制之争的包装下，逐渐由前期局部反蒋军事冲突演变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全国性内战。
反蒋联盟反整合斗争的失败
反蒋派系联手倒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酝酿阶段（1930年2月至6月）
本来，在军事实力派中，桂、冯二系已经先后与蒋系交手，阎系暂时持观望态度。蒋系讨伐桂、冯获胜，气焰颇为嚣张，对阎系构成威胁，迫使阎系难以置身事外，否则将被蒋系各个击破。于是，阎系决定发难。1930年2月9日，阎锡山发表蒸电称：“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并规劝蒋介石“礼让为国”，表示愿与蒋共同下野。因此，蒋、阎交恶，党内派系生态再度变化。
此时，改组派在南方联络粤（张发奎）、桂倒蒋失败后，转而在北方寻求与阎、冯结盟反蒋。于是，属于粤系的原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没有被蒋系收编），改组派核心人物陈公博、王法勤先后北上，寻求联阎反蒋。他们表态支持蒸电称，“皆与党之主义原则、国之利益要求相适合”。自此以后，反蒋派系啸聚北方，商讨联手倒蒋大计。当时，由改组派出面倡议召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图谋联合所有反蒋派系，彻底否定三大的合法性，铲除蒋介石集权的政治平台。但是，反蒋派系内部又起冲突。起初，陈公博坚持二届法统，遭到邹鲁、谢持反对。后经汪精卫同意，让步至一、二、三届中央委员均有资格参加扩大会议。不过，究竟由改组派，还是西山会议派出面召集扩大会议再生龃龉。改组派认为，既然反对蒋介石的三大，则二届中央就是合法的领导，“扩大会议应由二届中央召集”。西山会议派则认为，上海二届中央因反共而被广州二大开除党籍，现在合作反蒋，扩大会议“就应由两个二届中央联合召集”。
2月21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谓：“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实现民主政治。”“弟（阎锡山）对党是主张由全体党员投票解决，亦正欲免除纠纷，实现民主集权耳。”23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46名将领联名发表漾电，请由“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以息党争，以定国是”。汪精卫对漾电极表“赞同”。并“望公（阎锡山）提倡进行，化扰乱为祥和”。“如和平无望，则以武力制裁，实为最后不得已之手段”。汪缺乏军事实力，力挺阎氏出面召集，并由三位军事巨头在前台表演反蒋闹剧，改组派则可从中渔利。
不过，改组派推阎主导反蒋并不顺利。3月31日，陈公博、王法勤与阎锡山代表在山西继续“商党务问题”。4月初，陈、王两人携扩大会议共同宣言赴太原晤阎，细商“阎主政”、“汪主党”事宜。结果，阎锡山对改组派所有主张“均不采纳”。太原会谈破裂后，陈公博等负气返回北平，联阎反蒋图谋暂时受挫。于是，“反阎联冯空气弥漫平津”。
不久情况就有了变化。6月1日，汪精卫发表东电，提出召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中央党部确立党的重心，以扩大会议集中党的人才”。之后，6月19日，汪精卫再撰文《中央党部扩大之必要》,重申“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的主张，是与各方面妥协”。“扩大会议之召集，原因于多找些相当的人，来共同负起责任”。7月13日，汪精卫、王法勤、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谢持等30人联名发表党务宣言，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正式在北平成立。于是，反蒋派系联合“以树立中枢”。7月24日，汪精卫接见《大公报》记者称：“对于政治及党务之主张，与阎、冯两君已趋一致”。随后，汪精卫、陈公博与邹鲁、谢持会谈党政问题，结果，“理论与主张，确已趋于一致”。至此，反蒋派系联盟正式形成。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1930年7月至10月）
扩大会议成立后，进行组织分工。8月7日，汪精卫主持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宣布《扩大会议组织大纲》称：
第一条，本会议以全体扩大会议委员组织之，每星期开会一次，出席人数以当地委员之过半数为法定人数；第二条，本会议设常务委员会，以全体扩大会议委员推选常务委员五至七人组织之；第三条，本会议于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甲）组织部、（乙）宣传部、（丙）民众训练委员会；第四条，,宣传、组织两部各设委员七至九人；民众训练委员会设委员九至十一人。
可见，扩大会议的组织架构与蒋系操控的三大中央相似，是由改组派策动的反蒋势力在北方筹设的另一个国民党中央机关。不过，以扩大会议命名，以区别于蒋系的中执会。但是，《组织大纲》是反蒋派系共同的政治纲领，它的诞生只是为了容纳各方反蒋力量，对扩大会议的宗旨、组织原则、扩大会议委员的资格等均无明确规定，文本内容相当单薄，也无新鲜之处。其实，《组织大纲》只是改组派临时兜售的反蒋文件，目的在于将各方置于改组派的政治领导之下。可是，扩大会议既没有自己依恃的军事力量，也没有向下延伸的组织基础，因此，会议决策缺乏权威性和号召力，也无法得到社会认同，更无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依据《组织条例》，会议选出常务委员7人：汪精卫、赵戴文、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组织部委员6人：汪精卫、邹鲁、陈公博、赵丕廉、朱霁青、经亨颐；宣传部委员经调整后为5人：顾孟余、张知本、薛笃弼、傅汝霖、何世桢；民众训练委员会调整后为4人：覃振、郭春涛、陈嘉祐、商震；8月13日，扩大会议增加国内民族部，白云梯、李烈钧、刘守中3人为委员；增加海外部，邓泽如、陈璧君、黄复生、陈树人4人为委员。就人事安排观察，扩大会议以改组派为主角，其核心机构为常务委员会，由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阎系人士为主体。组织部和宣传部则为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占据。但扩大会议存时短暂，常务会议等机构只是象征性地存在，不久，便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了，并未发挥明显的政治整合功能。
依《组织条例》，扩大会议也设立中央政治会议（中政会）。采用委员制，“受扩大会议委托，讨论或建议一切政治问题及设计”。“凡讨论或建议等项决议后，呈候中央党部核定，交国民政府执行之”。“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由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推定之”。“中央政治会议互推常务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处理会务”。可见，中政会规则中的党政关系沿袭了蒋系中央的游戏规则，并无新颖之处。由于存续时间短暂，其人员无从查考，其运作也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扩大会议宣言，为显示与蒋系中央集权体制的区别，扩大会议主张根据建国大纲，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以“唤起民众，行使政权”，并“准备实施地方自治”。看来，扩大会议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反蒋的政治宣言，带有强烈宣传色彩，并无实施条件。
扩大会议成立后，试图构建与蒋系中央类似的党治政权。9月1日，扩大会议举行第3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同日，推定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谢持为国府委员，阎锡山为国府主席。这样，扩大会议建立的另一个中央政府基本上容纳了除蒋系以外各地方实力派和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政客，企图党军并举，以反蒋派系大联合反抗蒋系中央。不过，扩大会议及国府却是两张虎皮，汪精卫和阎锡山等各自拉虎皮作大旗，互为利用，但作为党政权力运作，不仅缺少法理权威，也没有党内普遍认同，缺乏制度性保障和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总之，扩大会议是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基于自身派系利益的政治联合。它与蒋系中央的对抗并无是非之分，只有利益得失之别。因此，这是党内派系斗争的产物，再次暴露了国民党自身组织的窳败和地方割据危机。由于脆弱的组织体系和分散的军事实力，扩大会议另立的中央不久便为蒋介石分化瓦解。
反蒋派系策划的扩大会议粉墨登场之际，正当中原大战双方胶着之时，一直处于观望的张学良在东北拥有数十万大军，成了鏖战双方极力争取的盟友。张学良一直待价而沽，盘算如何选边参战，可以攫取最大的派系利益。经过与双方反复的讨价还价，结果，蒋介石驻东北代表张群、吴铁城与张学良“过从密切”，开出更加利多的价码。张学良遂决意武装调停战事，率20万东北军入关助蒋，导致战争形势急转直下。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面对蒋、张结盟，反蒋联盟腹背受敌，只得接受张氏调停，中止反蒋的军事、政治行动。
10月12日，阎、冯被迫赞同张学良和平主张，饬令前线各军一律退回黄河北岸，实行停战，以俟和平解决。并与汪精卫联名通电，转而拥蒋。随后，阎、冯辞职下野。各反蒋派系纷纷作鸟兽散。于是，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军事胜利告终，反蒋派系联盟挑战蒋介石个人集权、标榜回归民主集权领导体制的最后一搏遂归于失败。
平心而论，反蒋联盟内部组合复杂，各派系的联合只是为通过倒蒋，自保图利。即使联盟取得倒蒋胜利，并取代蒋氏执掌国民党及其政权，也不会出现所谓民主集权的领导体制。事实证明，这些派系首领与蒋介石没有根本区别，他们或者是类似蒋氏的军阀，或者是追求个人集权的政客，根本没有一位真正的民主政治家。而且，在实行一党专政体制方面，全党具有高度共识。因此，不管中原大战的结局如何，都不会给党内带来所谓民主集权（集体）领导体制，更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政治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