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汉族男人流行将长发扎起来，再用头巾绑住固定。而满族人的头发大都是基本剃光，只留脑后一两束。这是因为满人的祖先（女真族）以前是靠狩猎为生的山民，为了追逐或逃跑方便，他们的发型都只是意思一下。因为从小就跟狗啊马呀一起玩，加上食肉饮奶营养好，所以这个民族的人大多身体结实，体力过人。
所谓剃发易服，指的是清入关之后对所征服地区的百姓一律要求改剃满族发型，穿满族服饰，其中又以“剃发”一项最为重要。这是清朝非常具有特点的一项政策。在此以前，无论是汉族征服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没有实行过强制要求被征服一方改易发型服饰的政策。但清军入关以后，满族对自己以数十万民众统治中国缺乏信心，因此要求被征服者一律剃发以示服从。这实质上是一种民族压迫和民族同化政策。
在历史上，剃发令曾先后推行过两次。早在入关之前，清统治者对于投降或被征服的外族一律要求剃发，以作为其归顺满洲的仪式。入关之后，这一政策被延续下来。但清军入关之初，人心未稳，剃发令颁布后许多汉人便护发南逃，直隶三河县等地的百姓也纷纷起来反抗，多尔衮被迫把强令改为倡议了。其实多尔衮跟努尔哈赤想的一样，要统治地大人多历史久的汉族，就用“髡刑”来给汉人集体判刑，让汉人陷入不忠不孝的绝望。人绝望，就会麻木，从而屈服。
但是到1645年六月，清军仅用一年就攻占南京。多尔衮因而对局势做出了错误判断，认为统一指日可待，再次下令剃发易服，违抗者一律杀头，时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谈到第二次剃发令的推行，就不能不提及一个名叫孙之獬（xiè）的汉人。
《清史稿·孙之獬传》介绍非常简略，大约是清史编撰比较粗糙，且都为前清遗老辫子党们所编撰，刻意回避了那段剪辫子的痛史：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天启进士，授检讨，迁侍读。以争毁《三朝要典》入逆案，削籍。顺治元年，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土寇攻淄川，之獬斥家财守城。山东巡抚方大酞上其事，召诣京师，授礼部侍郎。二年，师克九江，之獬奏请往任招抚，从之，加兵部尚书衔以行。三年召还。总兵金声桓劾之獬擅加副将高进库、刘一鹏总兵衔，市恩构衅；之獬议抚诸将怀观望，不力攻赣州。之獬疏辨，下兵部议，夺之獬官。四年，土寇复攻淄川，之獬佐城守，城破，死之，诸孙从死者七人，下吏部议恤，。侍郎陈名夏、金之骏议复之獬官，予恤，马光辉及启心朗宁古里议之獬已削籍，不当予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
从上述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孙之獬也是明末清初很有意思也很另类的人物。在天启朝阉党魏忠贤集团和东林党人斗得你死我活时，作为儒林中人他选择坚决和阉党分子站在一起，这当然和他在官场的既得利益有相当关系。
入清后，孙之獬迅速投靠了新主子。后孙之獬全家被义军所抓，而后被杀。但是朝野士大夫们却津津乐道地看他的笑话，可见其人心丧尽，死有余辜。
《明史》记载，孙之獬为人阴险，心术不正。为官不久。就投靠阉党魏忠贤。天启七年，孙为顺天乡试正考官，阉党工部尚书崔呈秀之子为白丁，孙之獬受崔呈秀之托，录取其子为举人。孙某如此讨好九千岁及其同党，满心以为会步步高升，不料，天启皇帝因纵欲过度当年就死了，阉党倒台。在崇祯皇帝下旨焚毁阉逆歪曲历史攻击东林党人所编纂的《三朝要典》时，孙之獬力主不可毁弃这部伪造的历史著作。竭力上书东阁，力争不可毁，继以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声彻内外。于是他被打入逆案，削去官籍，被打发回老家，永不叙用。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满清派遣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孙之獬立刻投降。他为了赢得满清的宠幸，散家财，组织军队，镇压了明永镇的抗清义军，得到山东巡抚方大猷的赏识，旋即招入北京，擢为礼部右侍郎。
作为阉党余孽老孙在明朝得不到重用，怀恨在心，想当官发财的心一直不死。贼心加上对于明朝君臣的怀恨，使得他在改朝换代之际后仿佛是冬眠的老蛇开始苏醒，对明帝国反咬一口。带领全家率先剃发易服，俯首乞降，表示对明帝国的无比决绝和对清帝国的无限效忠。摄政王多尔衮接纳了他的忠心，让他当上了礼部侍郎，多尔衮因天下未定，允许明朝的降臣上朝时仍穿明朝衣冠，汉人也是长袖圆领，网巾璞头降清的汉族官员，也仅将头发束起，盘在顶上，用敬贤冠之类帽子罩住，所穿官服一如过去，没有任何变换，上朝的时候满、汉大臣各站一班。谁也没有想到会叫汉人剃头发、编辫子，穿满服。因为司空见惯，大家习以为常，相安无事。
天下本无事，自有生事人。清军攻下山东后，孙之獬投降了清廷，也许是出于对明朝的复仇心态，竟然别出心裁，生出花样玩弄天下臣民，铸成一场民族大祸。这厮把四周的头发剃去一圈，仿照清初满族人的习俗在头顶心编成了一条辫子，这种发型被称为“金钱鼠尾”老鼠尾巴似的从头顶中央拖在脑后。这还不算，这厮脱下明朝服装，换上窄小的马蹄袖外褂，将自己从头到脚进行了满族式重新包装。
改装第二天，在上朝站班时，他喜滋滋地往满族大臣的班列中钻，这个假冒伪劣的“满人”，被愤怒的满族大臣拒绝，将他推推搡搡地驱逐出班列。这厮只好舔着脸在站回到汉班大臣行列来。而汉人看他那剃发易服不伦不类的模样，掩着嘴偷偷地笑他那副满人打扮，又将他驱逐出汉人大臣行列。
这样两边推来推去，使他非常尴尬难堪。恼羞成怒的他，在下朝后，竟然挖空心思起草了一封奏疏，大意是说，中原已定，凡事都应除旧布新，然官民的发式和装束仍沿汉习，这是陛下服从中国，不是中国服从陛下。接着这厮建议：“既建新朝，当立新制。大清德化所及，汉民衣冠发式，亟宜易俗从满。”孙之獬谬论一出，奏上九重，连摄政王多尔衮都未想到竟然在投降的汉大臣中有此奇葩能发出此种言论，乃下薙发令。而东南士庶无不锥心饮泣，挺螳臂以挡车，皆因孙之獬这厮这些言论而酿造了千古奇祸。
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他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从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就类似“阉割”之痛。而且，以上种形象活着，死后都有愧于祖先，没有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在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庭发布《剃发诏书》，严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发，全村斩”。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儒家训导，使人们视剃发、易服为奇耻大辱。
清军令全国人民十天之内一律“剃发易服”。此道法令野蛮、短促、株连无辜，剃发令下，嘉定城内起义顿时爆发，最后虽遭三次屠城，却无一人投降，史称“嘉定三屠”。同年，江阴已经归顺清朝的百姓接到“剃发易服令”后，在陈明遇、阎应元的率领下，揭竿而起，拼死反抗，造成17万人死难。此时，江阴城内几乎没有正规军，都是不愿剃发的老百姓。清兵二十四万大军携二百多门大炮围城，一共损失的士兵有七万五千余人，江阴方面，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伤七万五千余人。上演了“江阴八十一日”的历史传奇。
多尔衮代表满洲贵族对不执行剃发令的城市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定、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等等，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短短三十余年间，使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净减三分之二！除了明末李自成与明军的残杀、李自成与清军的对杀，汉人反薙发令而带来的大屠杀规模也是异常惨烈的，不包括后来的“三藩之乱”导致的生灵涂炭，整个中国已经“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所以后来祖籍高邮的吴三桂兴兵反叛时，汉人精华已丧失殆尽，难以成事了。
不过灾难也很快降临到孙之獬的头上。清顺治四年(1647年)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布衣谢迁起义，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谢迁为了给天下人解恨，说：“贪得一官，编天下人之发。我现在给你种上头发。”这些并不懂头发是不能种的。农民们在他的脑袋上凿了个洞，插了几根头发，孙之獬忍不住疼痛，昏死过去。农民们还不解气，又把他给活剐了。大概就是朝廷所谓的凌迟。在这次事件中，孙之獬家有八人殉难。其中孙之獬大儿子孙珀龄的3个儿子、二儿子孙琰龄的1个儿子被义军砍死。孙琰龄的妻子和2个女儿被掳后，怕遭受凌辱，相继跳井而死。《淄川县志》对此事件有详细记录。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更可怜的是，他死之后，清廷以“之獬已削籍”，而“不当予恤”。
我们今天看这段历史，虽然是孙之獬提出了剃发主张，但真正把它落到实处的却是顺治。小人物做坏事，虽然与大人物做的坏事相比，只是鸿毛与泰山之比。但他的下场肯定要比大人物悲惨得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个人，居然用了“之獬”这样的官讳。“獬”，是一种名“獬豸”的兽。《异物志》说它“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其不直者，闻人论则咋其不正者。”不知孙之獬自己当初起名的本意是否如此，可看他在两朝的所为，的确是名实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