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吴敬中绝不像我们在电视剧中看到的那样只知道捞钱，也不大可能是峨眉峰余则成的潜伏上线，他就是一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叛徒——当还有至少九个吴敬中的同学也当了叛徒，其中还包括沈醉的姐夫余乐醒。

吴敬中是1925年国共双方都选派精英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方派去的人员名单很长，其中有几位惊天动地人物，名字不可以在这里写出来。

因为当年老蒋跟苏联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也把长子蒋建丰派去跟吴敬中（原名吴景中）做了同班同学，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也得到老蒋批准前往，这也是对小蒋的暗中保护——郑介民在黄埔的时候，就搞了一个效忠老蒋的小团体，他为老蒋提供情报的时间，比戴笠还早。

吴敬中和余乐醒、郑介民、小蒋都是同届同学，有这样的人脉关系，老吴在军统（保密局）混得如鱼得水，哪里更安全、油水更大他就往哪里跑，这肯定都是“同学提携”的结果：军统办“特务黄埔”，吴敬中当了高级教官；中苏共建情报所，郑介民为中方所长，吴敬中当了掌管一切财物的总务科长；中苏情报结束，吴敬中先后调任军统局西北区区长、东北区区长。

老蒋丢了西北和东北，大批特务落网，漏网的特务也纷纷失业，吴敬中却在小蒋的帮助下，跑到天津当了站长——当时蒋家父子对属于“傅系”的陈长捷不放心，就把“太子党”杜建时派去当市长，让吴敬中当了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兼保密局天津站站长。

吴敬中到天津掌管公开和秘密特务系统的时候，戴笠早已坠机，所以电视剧《潜伏》中戴笠到天津查贪吓得吴敬中坐立不安，应该是虚构的——那时候戴笠还在东北，与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搭档”：文强是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

陈诚和杜聿明在东北一败再败，跟文强关系不大，因为文强在戴笠坠机后就通过关系调往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吴敬中成了东北特务机构一把手，却没有为“司令长官”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按理说应该被追究责任，但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吴敬中不但没受处分，反而到当时油水极大的天津当了特务头子。

据沈醉回忆，吴敬中很受戴笠器重，所以吴敬中并不是十分畏惧戴笠，即使办砸了事情，戴笠气得在饭桌上大骂，吴敬中依然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吴敬中虽然不是十分畏惧戴笠，但他也有三怕，这三怕是什么，我们还是用电视剧《潜伏》中的故事来解读更为形象——《潜伏》中的别人可能有历史原型，吴敬中则是“本色出演”，我们甚至可以说吴敬中就是吴景中，吴景中就是吴敬中，那不过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而已，本质上还是一个人。

吴敬中第一怕，当然是手下有“峨眉峰余则成”那样的人暴露，因为不管是戴笠还是毛人凤，对外勤站长都怀有戒心，比如与吴敬中先后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程一鸣（也是吴敬中的同学，真正的潜伏者），就一直被戴笠和毛人凤打压，担任军统局行动处处长期间，说话可能还不如副处长徐远举好使。

程一鸣因为是卧底身份，所以他不管是在西北区还是在局本部，他几乎都是“一事无成”，徐远举好不容易在四川一个县发现有地下党活动，程一鸣却好巧不巧地“病”了，徐找不到程签字就不能行动，徐等了半天只好越权签字，但是等特务赶去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徐远举和程一鸣大吵一架，事情也只能不了了之。

军统内部每次发现潜伏者，老蒋都会把戴笠喊过去骂一顿，有时候骂得戴笠死的心都有了：“张蔚林打入军统无线电总台的事，蒋为这事把戴骂得狗血喷头，差一点被撤职查办。蒋在跳着脚骂他时，咬牙切齿……蒋的这番话，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对一些亲信骨干讲了又讲，自己也感到这是他一生的奇耻大辱，并承认是他失败最惨的一次。他为此几乎有一两个月都没有笑过，整天愁眉苦脸，遇事就大发脾气，动辄对部下拳打脚踢。”

如果在天津站发现余则成那样高级别的潜伏者，即使有小蒋说情，吴敬中也只能保住脑袋而保不住帽子，能留下半条命去岛上砍甘蔗，那已经是戴笠格外开恩了。

不管怎么说，“余则成就是峨眉峰”这种事情，吴敬中都绝不会捅到局本部去，到了他那个级别，知道发现余则成和掩护余则成哪个损失最小。

余则成被抓，吴敬中也跑不了，这是吴敬中的第一怕：卧底暴露，站长丢官，玉座金佛和斯蒂庞克也得易主。

吴敬中丢了官，也就丢了钱。吴敬中能赚钱，但有命赚还得有命花，于是吴敬中的第二怕也就出现了——毛人凤会笑眯眯地告诉他：吴站长为情报专家，留下潜伏再合适不过了！

毛人凤笑眯眯地把高级特务摔掉，并美其名曰“就地潜伏”，不但吴敬中害怕，沈醉看见笑面虎之笑也肝颤：“毛人凤临上飞机前，我问他：‘情况万一发生突变（指卢汉起义），我怎么办？’他笑笑说：‘你可以学学王佐，诈降嘛！不过可以不断臂，留着它还有大用场呢！’这句话说得我透心凉。我未置他于死地，他却想置我于死地！”

像沈醉那样的“老军统”，尚且被毛人凤笑眯眯地置于绝地，吴敬中那样的“叛徒”，想跟着毛人凤逃走，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台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他认为把叛徒留下来好处是多得数不清，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大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干了多年的老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

沈醉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和吴敬中是多年好友，估计毛人凤的打算，沈醉是会告诉吴敬中的，所以按正常程序吴敬中走不掉，就只能抢着上了飞机先离开天津再说——吴敬中当然知道陈长捷守不住，自己留下来也藏不住，只能像李俊才一样到军官会自首。

李俊才不是叛徒出身，所以在1966年获得特赦，吴敬中被抓后，就只能跟他的“老搭档”文强，等着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了。

吴敬中一怕“余则成”暴露，二怕毛人凤笑着命令他潜伏，他的第三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沈醉对王耀武的惋惜中猜测出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中就有他，他过去做生意赚的钱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他妻子带去香港，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有人说沈醉的回忆录不十分准确，王夫人并没有卷款而逃，那位副官也只是保护她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吴敬中都不能不怕“辛辛苦苦”捞到的好东西而自己无福享受——可能所有“成功并失败的男人”都有这一怕，比如踢足球吹头发的那位，好像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吴敬中这最后一怕，乍听起来有些好笑，但仔细一琢磨，就会发现那还真不是杞人忧天：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即使是“伉俪情深”如沈醉，也能有过“爱妻别抱，五内俱焚”的悲叹。

吴敬中有此三怕也是人之常情，他看透事情常有隽语，自然活得比其他特务通透，熟悉那段历史和军统内幕的读者诸君，对吴敬中这个人肯定会有更精准的研判：在您看来，吴敬中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如果吴敬中在马奎和李涯的调查中暴露，吴敬中又会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