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东野战军中，叶飞、陶勇、王必成，并称为“叶王陶”。不了解的人，还以为这是一个人的名字，实际上是华野三大战将。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当中叶飞被评为正兵团级，授予上将；陶勇、王必成分别评为副兵团级，授予中将。对于王必成“闹军衔”，事实果真如此吗？

叶飞、陶勇、王必成在抗战时期，就直接在粟裕的直接领导下打仗，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1947年1月，山东山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后，叶飞继续担任1纵司令，陶勇担任4纵司令，王必成担任6纵司令。

在抗战结束到华野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叶飞指挥纵队隶属于山东野战军，而陶勇、王必成属于华中野战军。原本叶飞纵队要北上东北作战，抵达山东后，因为形势变化而留在山东，编入山东野战军。

相比在华中打仗，叶飞纵队在山东打得不顺手，第一部队都是南方人，饮食习惯有差异，作战方面虽然陈老总一直是自己老领导，实际上他更多在粟裕直接领导下打仗更多，南方部队与山东部队在一起打仗还因为生活习惯不同，闹过不团结。

不过，得知山东老百姓把最好的粮食给纵队后，大家在思想上也是有不小转变，而且增加更多了解，从不团结走向团结。作战方面，打消耗战、击溃战多，歼灭战少，而且有伤亡补充不及时。因此华野成立后，从中原突围出来的皮定均部一直配属1纵作战。

说到王必成在华中打仗很硬，尤其在抗战胜利后，多次与国民党军精锐较量，参加淮阴保卫战、涟水保卫战等。由于打了很多硬仗，部队损失不小，在后来的战争中补充了不少俘虏兵。像在莱芜战役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战绩，6纵俘虏的敌人最多，

俘虏成为解放战士，虽然有战斗经验，但纪律性差，打红了眼就不太讲究战术。为此，陈粟首长将鲁南军区副司令郭化若调去担任副司令，在纪律方面和战术训练方面多下功夫。当时纵队已经有副司令，他就是皮定均。一个纵队安排两位副司令，在当时所有纵队中也是少见的现象。

尽管纪律差一点，这并非主官能力不行，一支部队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解放战士，就是放到哪支部队也需时间来改造和整训。责任并不能怪在王必成身上，军事干部负责打仗，政治纪律工作等都是政委来负责。当时的政委额是江渭清，在军队时间不长，上级调郭化若更多负责军政工作。

6纵在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中发挥的作用很大。

1949年，部队改编后，他被提拔为兵团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两次进军事学院学习，担任志愿军兵团副司令、代司令等职。1955年，接替郭化若担任上级警备区司令。1960年调任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再次接替郭化若负责军事训练工作。

1952年，他被评为副兵团级，根据他的资历和战绩，丝毫不逊色其他将领。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有人说他闹军衔，甚至找老首长谭震林等。对于事情真伪，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就是，王必成是一个少言寡语的将领。

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了解这一点。他心里有战友，但表面不热情。叶飞曾经说过一件事，他邀请粟裕、叶飞、陶勇合影，而且把相片洗出来，弄上相框给大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叶飞说他居功不自傲，打仗不太理想，反而有些抑郁，如涟水保卫战。

这样一位能征惯战的将领，怎么也不可能与“闹军衔”沾边。

军衔的评定，不仅仅考虑资历、职务、军功、品德，还有“山头”。追根溯源，王必成、陶勇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考虑到“山头”平衡，上将名额有限。10位红四方面军的将领被授予上将，如许世友、王宏坤、陈再道、王建安、洪学智、谢富治、王新亭、傅钟、周全纯、陈锡联。

他们10位中，只有陈锡联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师职，其他都是军级，如军政治部主任、军长等。陈锡联之所以被授予上将，人家在二野担任兵团司令，战绩斐然，而且各方面条件也是达标的。

如果说王必成符合上将标准，陶勇也不差，二野王近山的战绩更突出了，他们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不得不说四方面军战将太多，如果只按职务、战功来授予军衔，相信上将里都是红1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将领。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职务也是出类拔萃的，1971年担任昆明军区司令，1979年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后因身体因为退居担任军科院副院长，到八十年代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