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江苏的老干部曾回忆:

我是1945年出生在安徽的大别山区，父亲死的早，从小吃了很多苦。

1964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华东政法的法律本科（恢复招生后第一批）。

第一学期是理论课，第二学期本计划是政法专业知识，但秩序乱了，我们去上海参加“社教”工作队，后面所有的课都停了。

1968年7月算是毕业，分到江苏一个县插队当农民。

1971年，我进了团县委工作，1975年进县委组织部。

1975年先是恢复公安局和法院，1978年下半年，检察院开始重建。

1979年下半年，组织跟我谈话，考虑到我法律本科，又年轻，让我去市检察院。

我觉得从小就苦日子过来的，去检察院还能有多艰苦。

我去了之后，才发现我想简单了。

检察院分院前身是从公安局预审科划过来的，法院调过来几个，我去时也就20来人。

当时设刑检，经检，监所检察这几个科室，没有控申科呢。一个科室都摊不到一个房间办公。

我是7个检察员之一。

一般一个检察员带一个书记员办一个案子，重大，疑难案件向市委常委或者政法委汇报。

办公电话和打字机都和公安合用，那个公安的科室跟我们在一层。

有几支手枪，几副手铐，一只旧照相机。

去城区办案都是骑自行车，就几辆，轮着骑，下乡办案一律坐公共汽车。院里有一辆吉普车，轻易不舍得用，那是宝贝疙瘩。

有一次我去比较远的县，坐了4个多小时，到那食堂过了点，饭馆吃不起，转了半天才随便买了点垫垫。

还有一次夏天，我跟一个书记员，出了车站离山里头的现场还有十几里路程，走到那，晒到脱皮，衬衫被汗水染花了！

还有去临场监督法院执行死刑，没有车，我们曾几次和犯人挤在囚车车厢里，心里要说不怪怪的那是假话。

去还好说，回来旁边就是躺着的尸体，车不通气，回来几乎都要呕吐。

1983年，我当了检察长，带头不搞特殊化。家里没电话，上班打电话是靠市政府总机接转，下班后市领导临时有事找不到我，耽误过事。

到了第二个任期，我家里才装上电话。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检察院的工作条件才有了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