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遇到了一个难解的谜。主席让他给章士钊送去了两只鸡，对方收到后说：“我明白了，这是主席给我的回话。”

这可把田家英给弄蒙了，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不就是两只鸡吗？上面又没有写字，章士钊凭什么说是主席给他的回话？

田家英当时才三十出头，性格直率，好奇心强，为这事他开始冥思苦想，百思不得其解。越是这样，他越是难受。这时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到中南海去，看出了田家英的心事后，问明情由，便哈哈一笑说：“年轻人，你拿来陈寿老先生的《三国志》一看，就解开谜底了。”

田家英不解地问：“《三国志》那么厚，上哪儿去找答案？康老，您就告诉我吧，不然我心里憋得难受。”

康生又大笑道：“你啊，真是书呆子，去看看曹操与乔玄的交往那段。”

田家英听后，急忙到毛主席的书房，从那里拿出一本《三国志》，在那里认真阅读起来。

毛主席心中纳闷，问道：“小田啊，怎么突然对古籍感兴趣了？”

田家英确实是个诚实的年轻人，不会对主席隐藏任何事情，见伟人问自己，就实话实说。

毛主席一听，也哈哈大笑说：“这个康生啊，真是太鬼了，就像曹操的手下的杨修，没有他不知道的事。”

毛主席虽然只是师范学历，没上过大学出过国，但一点也不妨碍他自学成才，到满腹经纶。

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创党元老学历较高，还曾在日本留学，回国后凭着海归的金字招牌，先后担任了北大教授。

主席是师范学历，在北大想找个工作很不容易，那是个论资排辈的年代。

1918年8月中旬，毛主席率领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第一次来到北京。

经自己的老师、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和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毛主席认识了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历史系教授的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图书助理员，开启了自己的“北漂”之旅。

李大钊除了是北大教授，还曾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所以才有这个权力。当时主席在那里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图书，发放借书证，登记借书人借书还书的时间。

毛主席的工资每个月只有8元，这是个什么概念？鲁迅先生当时在北大做兼职讲师，月薪就有360元；陈独秀当时是系主任，他的月薪是400元。

曾经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的张金保回忆说，当时她从乡下来到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后来她成为正式工，一人可以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有30多块钱。

就是说，主席当时的月薪，还远不及一个纺织女工。很显然，这份工作薪水实在是太低了，但主席非但不嫌弃，而且还特别喜欢。因为在北大，可以看到在湖南看不到的书籍，能开阔视野，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更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不光如此，北大是顶级学府，这里人才济济，毛主席可以接触到那些闻名遐迩的教授和学霸，跟他们探讨一些问题。

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是北大却是个论资排辈的地方，当时毛主席还没有机会开始大展宏图，北大的教授都忙忙碌碌，根本就瞧不起他这个默默无闻的校工。

若干年后，毛主席曾对外国记者斯诺回忆这段经历：“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他们都不愿与我来往。”

“在那些来读书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曾试图与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去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一口南方土话。”——节选自《红星照耀中国》

从毛主席的这段话，我们不难体会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心中的无奈。

一个怀揣救国梦想的进步青年试图与文学大腕交流，但是对方往往是不屑一顾。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其中还是有人独具慧眼，从毛主席不俗的谈吐，看出了他的非凡。

他不是别人，正是章士钊。

对很多人来说，章士钊的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在民国初年，这个名字却是十分响亮，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早在1903年，他就和革命者章太炎、张继、邹容结为兄弟。他还首次将日本人的著作翻译过来，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向国人介绍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那时候名叫孙逸仙，别名“中山樵”，在这本书中，章士钊首次称“孙中山”，将这个的名字叫响。

1904年，章士钊还和黄兴等人携手，打算在长沙发动起义，因泄密而被捕，后被蔡锷等人营救出狱。

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当选国会众议员。

章士钊跟我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至交，1914年他们曾在日本合办《甲寅》杂志。

1917年，陈独秀到了北大担任校务，把好友章士钊邀请到了那里，担任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正是在章士钊的邀请下，李大钊和杨昌济才来到了北大任教。

也正是在此时，章士钊认识了毛泽东。

章士钊出生于1881年，比毛主席大了12岁，不是同一代人。而且章士钊也大名鼎鼎，而毛主席当时是默默无闻。二人的认识，得益于杨昌济。

杨昌济曾经在湖南师范任教，是毛主席的老师。对这个学生，杨昌济非常赏识，他常常在章士钊面前，有意无意谈起自己的这个得意学生。

起初，章士钊并不在意，对他这么一个“大鳄”来讲，一个师范毕业生太渺小了。但说得次数多了，章士钊也就有些好奇，就提出看看毛主席的文章。

阅读完毛泽东的文章后，章士钊惊叫道：“后生可畏，湖南怕是要出皇帝了！”

其实章士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具有彻底的民主思想，不但反帝反封建，而且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袁世凯曾经让他出任北大校长，还赏给他豪宅，章士钊没有答应。

章士钊虽然参加了辛亥革命，却没有加入国民党，因为他觉得国民党不正规。这样一个人推崇民主的人，脑子里是没有帝王思想的，他说湖南“出皇帝”，只是借喻而已。不过能够让章士钊用“皇帝”来评价毛泽东，足以看出他独具慧眼。

章士钊是主张中国实行两党或者多党制的，认为执政党没有在野党的监督，无法完善自己，改正错误。

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后，章士钊的观点来了个180度地大转弯。他认为，在一个实行了两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实行多党制是不现实的，不符合国情。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最适合中国。

他觉得，毛主席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是中国的精英，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尽管如此，章士钊为校务操劳，毛主席为图书馆的事忙碌，二人很少共事。

章士钊和毛主席真正开始打交道，是在1920年。当时毛泽东和蔡和森成立了“勤工俭学会”，来帮助进步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

留学的方式是半工半读，参加者都是穷人家的子弟，学费可以通过打工解决，去法国的路费谁来拿？

毛主席和蔡和森都是草根阶层，囊中羞涩，根本承担不起高昂的路费。没有路费，去法国的事就会泡汤。因此毛主席和蔡和森为此大伤脑筋，一筹莫展。

当时，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已经去世，唯一能帮自己的，只有章士钊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的，作为北大教授章士钊积极支持的。而且章士钊也对毛主席充满期望，对方一开口，他便一口答应说：“此事包在我身上了。”

章士钊的月薪不低，但也没有什么积蓄，毕竟要养家糊口，维持自己庞大的开销。他之所以敢答应，是因为他有着崇高威望，能做到一呼百应。在章士钊的号召下，竟然募捐到了两万银元！

如果按照毛主席在北大的工资计算，不吃不喝干200多年，才能积攒那么多钱。

民国初期发行的银元叫“袁大头”，是硬通货。在不同时期，袁大头价值也不同，1920年正是它最“值钱”的时候。当时在北京“五环”内买一套四合院才300多大洋，鲁迅买的三十间房的大宅子才花了3000大洋，现在恐怕要值十个亿。

章士钊的这笔钱简值是雪中送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笔钱让很多人受益，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党精英，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向警予、李富春等。

章士钊之所以愿意不遗余力地去相助，主要是出于对主席的信任和看重。如果是别人出面去找章士钊帮忙，能不能如愿都很难说。

此时的革命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共产党尚未成立，谁会出面帮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团体？

抗战胜利之后，毛主席到重庆跟蒋介石谈判的时候，章士钊是既高兴又担忧。

高兴的是，自己当年的预言即将成为现实，共产党在毛主席地带领下前途远大。担忧的是，蒋介石言而无信，只怕他会加害于毛主席。

因此他连夜看望毛主席，在手心上写下七个字（三十六计，走为上）让主席看。虽然毛主席没有走，但是这种关心是无比珍贵的，让伟人非常感动。

在1949年的时候，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了湖南军政要人程潜、陈明仁的和平起义。

章士钊的这些帮助，尤其是在毛主席和中国革命处于低谷时期的帮助，实在是难能可贵。毛主席对章士钊的帮助从未敢忘。

建国时，百忙之中的毛主席没有忘记章士钊。在他的安排下，章士钊担任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担任了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章士钊还先后在中央人民政府法治委员会、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担任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曹操祖父曹腾，是东汉混得很好的宦官，权势很大。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也沾光不小，官至太尉。

东汉是讲出身的，曹操并不被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袁绍讨伐曹操的时候，檄文中就揭短曹操，说他是“阉竖之后”。

但是当时的“时事评论员”（名士）乔玄却不以出身论英雄，他很看好曹操，给他下了一个评语——“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意思是说，东汉即将打乱，能稳定局势的，恐怕只有小曹。

乔玄的话很有分量，他给谁好评，谁就火；因为那些精英们很相信他，他说谁行的话，大家都去投奔。

曹操成就霸业，乔玄年迈的时候，拜托曹操在他去世后帮忙照顾一下自己的后代。乔玄还说，今后曹操如果从自己坟墓前经过，一定要拿一只鸡去祭奠。

不这样做的话，“车过三步”，你曹操就会闹肚子，腹痛不止。曹操是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车过三步就会肚痛，但是牢记对方的帮助，每次路过乔玄坟墓都会停下祭奠。

曹操其人被后世小说塑造成奸雄，但是毛主席却很欣赏他。让人给送章士钊鸡，显然是说我像曹操对待乔玄那样，没有忘记您。章士钊是著名学者，学富五车，一看到毛主席送的鸡，当即回想到曹操，就对来人说：“主席地意思我懂了。”

田家英是年轻人，古书看的少，对此一无所知；康生年龄大，博览群书，对古书的研究更是透彻，所以他像杨修那样善于揣摩，很快明白主席的用意。

1962年，章士钊生活陷入困境，毛主席得知后，心里很是难过，决定偿还当年那两万元的“债务”，一年还两千元，分十年还清。

为什么要分期偿还？因为毛主席没有动用公款，是从自己稿费中拿出一部分来还的。本来这笔钱该国家还的，毕竟当时的钱用于中国革命事业上了。但是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节衣缩食，共渡难关。毛主席考虑到国家很多地方也需要钱，所以就用自己的稿费来偿还。

章士钊在收到第一笔钱后，极力推辞，毕竟当年这笔钱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靠募捐得来的。

毛主席听后说：“那就当是给他的生活补助，他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我能用钱偿还不了的。”

是啊，章士钊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毛主席那样做，其实就是在饮水思源，变相地给予章士钊补贴。毕竟章士钊是名士，讲究名节，如果直接硬给，章老是不会接受的。

毛主席的钱对于生活陷入困境的章士钊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也等于报了当年的恩。

1973年，92岁的章士钊先生人生走到尽头，主席专门让人送了花圈，既是表达悼念，也是对他的一生表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