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和30名将领打算出逃，南下闹革命，却因为事泄而被抓，告密者究竟是谁？

1937年4月1日的一天晚上，延安上空阴云密布，山雨欲来。许世友所居住的窑洞里，传出阵阵抽泣声。

低头悄声哭泣的，有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将领，他们全都来自四方面军。就在他们抽泣的时候，窑洞里传出“啪”的一声响，洞口处的一个小木桌掉下了一角。大家抬头一看，是许世友发飙了，他的铁砂掌果然厉害。

接着，许世友低声说了一句话，却犹如惊雷在大家心中炸响：“哭什么？像个娘儿们似的，有个屁用；依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离开这里！”

“走，去哪？”原红9军政委詹才芳问。

“我想好了，到四川去，投奔刘子才！”许世友这个平时大大咧咧平时从不说悄悄话的汉子，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许世友的话把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全都睁大了眼睛注视着他。

“愿意走的，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出发，事不宜迟。”许世友用犀利的目光在窑洞里扫视一周说，“不愿意走的，老子也不难受你们，人各有志；但是谁也不要当小人，向组织告密。”

大家仔细一想之后，同意了许世友的决定。既然组织上不相信自己，在这里没有什么出路，还不如出去革命。

“会议”结束后，大家起身走出许世友的窑洞，向各自的住处走去。后半夜，一条黑影从一所窑洞出来，直奔延安抗大总支委员谢富治的窑洞告密。

“全体集合，到操场开会！”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抗大的全体学员从大喇叭中接到一个通知。

他们不敢怠慢，三三两两走向大操场。这时候，校长林彪已经上了讲台。这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将领，此刻正襟危坐，更显得气氛紧张。

从他严肃的表情中，人们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各位，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西路军在西北遭遇重创，2万将士血洒天山；现在只剩下3000来人，还处在马家军的追杀中。”

这消息太突然了，之前大家都认为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队伍的前景乐观，现在突然传出这样的消息，让人如何接受？

因此，林彪话音未落，会场上已经有人开始抽泣，继而这种情绪开始蔓延，台下发出一片哭声。

哭得最厉害的，自然是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牺牲的毕竟是曾经跟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他们怎能不悲痛万分？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意志如铁石一样地许世友也哭了。

起初的时候，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想到那些曾经在同一个战壕并肩作战的战友，再也见不到了，他怎能够无动于衷？

比如西征中全军覆没的红9军，就是许世友所在部队。他曾经是9军的副军长，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都战死在沙场，孙军长的头颅还被敌人残忍割下。

想到此，许世友的心情无法平静，情绪像山洪一样爆发，开始肆无忌惮地宣泄。他号啕大哭，捶胸顿足，吸引了会场所有人的目光。

会议是在哭声中结束的，许世友则是被人搀扶着，一步步回到宿舍的。尽管大家走出窑洞的时候，对他反复劝说，但他还是无法走出悲痛。

许世友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刚开始就在鄂豫皖根据地，跟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是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许世友怎么都无法走出悲痛，当天晚上饭都没有吃，鞋子和衣服都没换下，就躺在了床上，蒙头呜呜大哭。

第二天早上，许世友没有出操，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整整一天。随着时间的推移，许世友的情绪略有缓和，慢慢地接受了战友离去的残酷现实。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风暴”悄悄向他袭来。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对红四领导人张国焘的批判才刚刚开始，此前他曾经分裂党，分裂红军，自然是要承担责任的。

实事求是地说，在张国焘分裂中央的时候，红四的高级将领多数是持反对态度的，曾经跟张进行了坚决斗争。后来在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这支队伍，选择了跟随，比如徐向前等人。

还有一部分中层将领对此并不知情，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比如许世友、王建安等。

至于下级干部，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冤有头债有主，账应该算在张国焘身上。可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某些人没有那样做，在批张的时候搞牵连，把红四的干部战士给带上了。

他们被整得灰头土脸，不敢抬头走路，更不敢在一起说话，唯恐被打小报告，扣上“对抗组织”的帽子。

许世友对此感到非常憋屈，就私下发牢骚说：“真后悔在张国焘手下干，简直是投错了胎，倒了八辈子血霉。” 　　

不久，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要求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开会学习，以肃清张的影响。

主席专门强调说，批张要一分为二，张的错误固然要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成绩也不能抹杀。但是下面执行的时候，有人走样了，比如抗大的批斗会。这种怪象，出现在抗大第二分校的批斗会上，有人在批张的时候，把矛头转向红四的将士，说红四是“逃跑主义”。

听着听着，许世友就听不下去了，他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堵得慌，不吐不快。许世友站起身，瓮声瓮气地说：……怎么能说是逃跑主义呢？敌强我弱，换个地方再打，这在军事上叫战略转移嘛。再说了，红四撒到川陕也发展了……“他这么一说，就像一把盐放在了油锅里，引起强烈反应。红四原来的将领点头称是，纷纷鼓掌，觉得许世友说出了他们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

而其他同志则义愤填膺，开始把矛头对准许世友：“你这是狡辩，是鸣冤叫屈，是托派分子。”　托派是托洛茨基派的简称，而托洛茨基则是分裂共产国际的头目。“老子实事求是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派？老子是大老粗，不懂这些，你们尽放狗屁！”许世友怒发冲冠，爆了粗口。

这下子可闯祸了，现场一片反驳之声。

“你哪里是红军，简直就是军阀！”

“连军阀都不如，就是土匪！”

“怪不得要为张国焘辩护，原来他们是蛇鼠一窝。”

……许世友当时年方32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再加上他本身就性格直爽，他对这劈头盖脸的批斗怎能忍受？

于是，许世友发作了。

“你胆敢骂我老子？俺当年参加敢死队冲锋陷阵的时候，你还在犄角旮旯里穿开裆裤……除了蒋介石，还没有人敢说老子是土匪，你小子竟跟国民党一个口气，你……”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血往上涌，天地旋转。他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一股鲜血从口中喷出…… 　　抗大第二分校大队长詹才芳一见，脸色大变，急忙跟几个学生将许世友抬起来，送进了医院。 　　

然而抗大的批斗会并没有结束，而是愈演愈烈。

许世友清醒过来之后，从探望他的红四战友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小道消息，有人要对原红四高级将领周纯全等人下手。听到这个消息，许世友更加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他不怕死，但是军人应该死在战场上，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简直是太窝囊了。似乎是一瞬间，他产生了离开延安的想法。

这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许世友背地里串联，跟红四的将领开“黑会”，商议要偷偷离队，逃往四川，找刘子才。

刘子才是安徽人，也是红四的将领，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之后，他奉命留在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

许世友的想法得到部分红四将领的响应，时间定在4月3日凌晨2时。

可是就在“会议”结束后，有个黑影在后半夜溜出窑洞，来到谢富治那里，将许世友的“密谋”和盘托出。这个“告密者”不是别人，正是王建安。

王建安回去之后越想越不对劲，纵观我军历史，离开毛主席之后就会走弯路，连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到四川去，怕是也干不出什么名堂。

再说了，搞株连并非党中央的决定，是下面和尚念歪了经。清者自清，党中央很快就会纠正下面的偏差，得出正确结论的。

王建安越想越不对劲，就起身向谢富治汇报了许世友的“密谋”。谢富治不敢怠慢，随即将此事告知了林彪。

王建安（开国上将）

事关重大，林彪当即向毛主席请示，得到的批示是，秘密采取行动，控制许世友等人。

对此，许世友一无所知。他听战友们说，一共有30来名将领同意出走，只等约定时间一到，他们就要离开延安，到四川去大干一场。然而还没有等到那时候，全副武装的战士出现在他面前，将他带走关押起来。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5名军职干部、6名师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和2名营级干部。

私自出逃，这可是犯大忌的，无论哪个国家的军队都是无法容忍的。我军对私自出逃者历来是零容忍，处罚很严厉。

早在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就颁布了一条法令，名为《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的命令》，这是我军关于惩治逃兵最早的法规。该法令规定“持枪逃跑者一律枪决；组织逃跑者公审枪决……”

1934年，朱德警卫员杨世坤出逃被追捕，举枪自杀。新四军时期，团长叶道志出逃，被叶挺下令枪毙。而叶道志出逃的初衷，并非投敌，而是觉得在新四军“水土不服”，要到八路军那里找自己的老上司。

因此，无论有什么理由，许世友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军纪，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军法的严惩。

作为曾经的红军高级将领，许世友明白此事的严重后果，所以他也没有打算活下来。被关起来之后，许世友也吃了皮肉之苦。他索性不吃不喝，眼睛一闭，就等着挨枪子。

这一天，牢门被打开，进来了一名战士。

许世友心想：完了，这是要送往我上路了吧。可是那名战士却对他说：“毛主席看你来了。”

许世友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怎么会来看一个犯了大错的人？

当主席那高大的身影真的出现在牢房门口，他弯腰来到牢房，取下头上的军帽，做出一个惊人举动，向坐在石炕上的许世友鞠了个躬，还亲手帮他解开了镣铐。 　　

毛主席还诚恳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向你道歉，还向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道歉；他们都是党的骨干，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他的错误应该由他一个人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无关。”

听了主席的话，许世友这个铁打的汉子感动不已，热泪夺眶而出。从此之后，许世友放下包袱，走上战场，开始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成为开国上将。

对“告密者”王建安，许世友刚开始也有点小怨恨，之后见面时便握手言和，许世友对他还充满感激。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王建安的小报告，许世友就会在错误地道路上越走越远，就不会有后来的辉煌。

许世友要去投奔的刘子才，在1940年英勇牺牲，他领导的巴山游击队成为历史。

许世友是一员骁将，但不是独当一面的帅才，即使他到了川北，在险恶的环境下也很难立足。

而王建安当时那样做，首先是对党忠诚的表现，其次也是对战友的负责。

一滴水不汇入大海，肯定会瞬间蒸发，一个人如果没有党的指引，也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