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派和爱国派的斗争——美国独立战争的派别斗争是什么样的?

探史纪闻天下白 2023-09-28 2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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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探史纪闻

编辑|探史纪闻

«——【·前言·】——»

“尽管我竭尽全力反对我反叛的同胞,但我从未忘记我是一个美洲人……”

正是因为对殖民地的热爱,他们反对任何会给殖民地带来破坏的可能。

“我并没有任何对我的祖国不友好的动机,甚至我可以这样说,我的希望和你是一致的。在表面上与我的祖国作对(我认为仅仅是在表面上)使我感到万分沮丧。

我会为了大不列颠而牺牲我的祖国的利益吗?我对她的感情是建立在她与殖民地的关系中所处地位的基础上的。

如果因为经过革命我的国家变得更加幸福,那么在此我庄严地宣布,对于我所在一方是失败者我感到高兴。”

所以,看待效忠派不能只着眼于“效忠”二字,在他们积极表达拥护国王感情的同时,也兼顾到了殖民地利益。

但是在愈演愈烈的革命年代,保守主义思想必定为激进主义所不容。

爱国者,也是就我们后来所称的革命派,对效忠派的镇压与排斥导致后来许多效忠派离开美国,效忠派的历史也被革命的光辉所掩盖。

效忠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除了大量的效忠派直接参加军队抵抗爱国者外。

«——【·爱国者和英军·】——»

在爱国者和英军的实际控制范围内都存在着大量的效忠派分子,但是对于效忠派力量的一个准确数字始终很难计算出来。

一方面,爱国者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大力镇压效忠派力量,除了一些有明显亲英倾向的殖民地居民被镇压外,还有很多“秘密”效忠派隐藏在普通殖民地居民中,因各种原因不敢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

如一个马萨诸塞的农民承认,“他在政治争端中想要保持中立,私底下其实是一个效忠派分子”。

“另一方面,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爱国者对效忠派资料并未予以重视,很多珍贵的资料早已消失或保留不完整,对于确定效忠派人数造成困难。

史学界初期对于效忠派人数的看法,大多采用约翰·亚当斯的“三分法”。

即“大约三分之一的殖民地居民支持独立,三分之一的居民选择效忠英王,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保持中立。”

但这种看法只是对效忠派人数的大致估计,缺乏严格的分析与考察,因为“许多殖民地的居民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改变自己的阵营”。

保罗H·史密斯对效忠派的资料进行搜集分析,考虑到效忠派军队的人数变动、殖民地的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等诸多因素后,得出了一个较为确切的数字。

他认为殖民地当时的人口大约为321万人,效忠派约有51.3万人,占殖民地总人口的16%,白人人口的19.8%。

这个数字虽然是在详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但仍然有不小的误差,因为史密斯并没有将未公开自己亲英倾向的效忠派估算进去。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至少在独立战争前期,效忠派人数(更为确切地说是支持或有亲英倾向的殖民地民众)是多于爱国者人数的,中间人数则占有最大的比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国者逐渐掌握了多数殖民地的控制权,通过镇压效忠派、舆论宣传及立法等措施,获得越来越多殖民地民众的支持。

除了效忠派人数比较多以外,其分布也十分广泛。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效忠派被认为是那些有产者、官员等殖民地上层阶级,广大的下层阶级则是革命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表明,“每一个殖民地和每一种行业都有许多效忠派”。

爱德华·康特里曼在对纽约效忠派进行研究后发现,大多数的效忠派只是普通的殖民地居民。

如1776年6月被纽约公安委员会逮捕的20个效忠派中有2个制革工人,5个开酒馆的人,4个学徒,2个铁匠,1个教师,1个领年金的退休工人和1个治安官。

他们广泛地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事着各种职业。

对效忠派进行不同的分类与解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其构成及其社会分布。

按照人种划分,效忠派主要有三类:殖民地白人、黑人、印第安人。

他们选择效忠英王的原因复杂多样,有的是因为传统亲英因素,有的是因为利益因素,还有一部分是受“宣誓”的约束。

«——【·殖民地白人·】——»

对于殖民地白人效忠派的分类,在下文会更加详细地展开。

相对于白人来说,黑人效忠的原因很简单—追求自由。

英国政府许诺加入英军的黑人奴隶将会在战后获得自由并得到一部分土地,号召黑人拿起武器反抗爱国者,因此在“自由”力量的感召下,大量的黑人奴隶加入英军军队。

如1775年11月,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Dunmore)宣布将会给予任何拿起武器反抗殖民地叛乱的黑奴或契约奴以自由,成千上万的黑奴脱离其主人的束缚,为寻求自由而来到英国一方。

但“英方宣布决定给黑奴以自由的主要动机决不是要废除奴隶制度,而是需要黑人的劳动力并以此来削弱革命者的力量。

爱国者方面则是不鼓励黑人参加革命,华盛顿甚至曾将大陆军中的黑人士兵全部驱逐,因此由于白人反对……,仅有大约5000名黑人为独立事业做出贡献。

与此相对的是,有近10万黑奴逃离奴隶主的控制,投靠英国军队。

而加入双方阵营的黑人绝大多数都没有政治倾向,只有对自由的渴望。

在印第安人中,只有少数几个部落,如奥内达人(Oneida)、图斯卡罗拉人(Tuscarora)等支持独立,其余的印第安人都选择站在英国一边。

正如英军将领托马斯·盖奇所说,印第安人非常清楚,争端中,国工是他们的朋友。

我们(印第安人)宣布和平,然而,战争爆发的初期,在他们与殖民地人的土地印第安人一直保持中立。

我们不希望你们(英国人)要求印第安人站在新英格兰一边,让我们印

第安人团结一心,彼此相安无事,你们白人自己解决你们之间的争端。

«——【·殖民地移民·】——»

但殖民地移民的向西迁移不断地蚕食着印第安人原有土地,与印第安人的冲突时有发生,对印第安人的生存产生了威胁,而英国政府却在这方面保护了印第安人。

英国政府颁布《1763年公告》,严禁殖民地居民扩张移民,客观上保护了印第安人。

而且英国政府控制了与印第安人的贸易,如果印第安人保持中立或支持独立,英国就会停止与他们的贸易,对印第安人部落的生存造成威胁。

从根本上来说,印第安人是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而战的,而且他们很清楚,英国只是为了利用自己。

1781年特拉华部落的豪伯肯对英国军官苏勒·佩斯特说:你是为了你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为了我们的事业才和长刀(指弗吉尼亚人或美国人)开战。

尽管如此,印第安人还是帮助英军袭击各个殖民地据点,协同英军作战,破坏大陆军的供给,给华盛顿的大陆军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按社会阶层划分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出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倾向。

殖民地官员:殖民地的官员是效忠英王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选择支持英王。

当然,也有个别除外,如康涅狄格总督乔纳森·特朗布尔。

殖民地官员选择效忠英王也在情理之中,他们与英王既有现实的利益交换,也有当时情感因素在其中。

«——【·结论·】——»

许多官员是在英国出生的,他们居住在殖民地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在那里。

殖民地官员由英王任命,接受政府发放的津贴,享有较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因此他们不希望殖民地出现较大的政治波动,更不会支持殖民地独立。

他们当中很多人倾慕英国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希望在英国的政治体系中可以为自身和殖民地获取更多的利益。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官员在任职前必须宣誓效忠国王,这种誓言的约束力使得他们在政治动荡时刻选择支持英王。

如马里兰的威廉·埃迪斯,作为一名殖民地的海关监察员,在《独立宣言》发表后他写道:

“我对美国的独立事业表示同情,但是我并不会因此违反我的誓言,这是我的责任,我宁愿放弃所有也不会做出有违原则的事情。”

大业主:殖民地的一些大业主是受英王的赏赐,或土地或荣誉,才能在殖民地站稳脚跟,进而获得巨大的财富利益,而这种利益会长期或更进一步地巩固。

然而独立带来的却是殖民地的剧变,如果殖民地与英国分离,那些曾经拥护国王的人的财产必然会被没收,社会地位也将丧失,除了支持英王,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可以说其对自身的过分自信导致自己最终陷入尴尬的境地。

因为惧怕英国议会的某些措施会导致破产,商人是最早站出来反对议会颁布的法律。

那些与英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动殖民地群众反对英国议会。

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小小的骚乱如果能制止英国政府的行为是最好不过的,但如果无产者开始破坏甚至掠夺富人的财产,那些没有政治特权的人开始大声疾呼自由的时候,骚乱就应该马上制止。”

然而很快他们便发现,事态己经超出他们的意料,他们发起的事情己经不能停止而且超出了控制范围。

许多商人为自己曾经组织抗议而感到后悔,对自己打开“潘多拉魔盒”的行为感到沮丧。

而后,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商人们大多选择了效忠英王。

当然也有例外,如马萨诸塞的大商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就站在独立派的一边,并且在《独立宣言》上签字。

殖民地的律师、医生等都属于这一类,他们拥有专业的知识,更为开阔的眼界,对于政治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属于殖民地的中上层,而这个阶层对于殖民地独立的看法分歧也是比较大的。

一些人,如约瑟夫·盖洛韦、安德鲁·艾伦等,认为英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可以保护殖民地,殖民地可以在大英帝国的体系内逐步壮大起来,殖民地的独立对于人民来说更多的是一场灾难。

他们认为只有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才希望殖民地与英国分离,进而从中为自己谋利。

另一些精英人士则持完全相反态度,如大卫·拉姆齐,他们反对英国的暴政,认为如果殖民地人民不起来反抗,英国会变本加厉地对待殖民地人民,最终使人民失去自由。

«——【·参考资料·】——»

任德山:《图说美国历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稗耳德,巴格力:《美国史》,魏野畴译,北京: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邵旭东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美国通史》,吴金平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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