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投降，被盟军占领。
在盟军的推动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军国主义、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推动经济复兴等。
这些改革为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奠定了基础，使日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民主、稳定和繁荣的国家。
公共信息与表达自由的实现大众媒体作为政治社会化传播载体，具有向全社会传递信息、政治态度思想观念以及价值情感的效用，对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到现代民主社会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为确保公民正当的“知情权”人们强烈要求宣传媒体必须独立于政府的管辖权之外。
知情权是指公民作为政治主体时享有能够及时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其中既包括对国际政策、政府行为和法律常规的知悉，又包括对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了解。
知情权是公民能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做出正确选择所必需的基础，而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能够保障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国家正常运转。
因而，公共信息和表达自由的实现成为了现代民主社会重要的衡量标准，大众媒体在信息供给和政治监督层面上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占领时期，在媒体改革方面，GHO首先采取强制性的指令和措施将日本大众媒体从日本政府的高压控制下解放出来。
接着，GHQ 对日本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进行严格审查，过滤掉带有军国主义思想和不利于美国占领改革的传播内容。
同时，通过与日本媒体工作人员直接互动的方式，引导和帮助日本新闻媒体界完成了自身的改革，将自由、民主的道德准则渗透到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中去。
改革后的日本大众媒体在坚持媒体运作的独立性与公共表达自由性的原则基础上，向民众呈现出客观真实的报道内容，在其民主社会的建设的过程中为日本民众获悉值得信赖的新闻、信息、教育与娱乐提供来源。
民间信息教育局通过广泛利用改革后的日本媒体，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对日本民众进行再定为与再教育的“信息项目”。
这些信息项目的涵盖面十分广阔，从最初的还原战争真相到后来的政治教育，再到后来的经济复兴等，涉及到公民自由、民主宪法、自由选举、地方自治、妇女解放、劳资关系、农地改革、工业民主化、农业合作社、公共卫生、公共福利等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
IGHO 所推行的一系列媒体改革举措给日本社会带来的积极的影响：首先，为日本民众提供了一个能够获得公共信息的可靠平台，同时能够更好的享有一定的知情权，能够增添民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民间信息教育局还通过各种新闻和纪录片，大程度地还原了战争的真相，并授予日本民众一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兴。
其次，将美国民主政治理念和实践引入日本，有助于日本民众更好的理解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熟悉政治自由与民主程序有效推动了战后民主国家的建立。
最后，通过输入美国电影，加深日本民众对代表西方民主体制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了解，有助于开阔日本民众的国际视角，破除日美文化差异的隔膜。
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培养教育作为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教化培育活动，具有加快个人社会化进程和影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作用。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教育则肩负起塑造公民性格、培育公民民主价值观和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的责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
民间信息教育局也正是因为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指导日本文部省和教育界工作人员展开了一场全方位的民主主义教育改革。
这场改革的精髓在于“教育基本法制”的出台，从而取缔了战前的“教育敕语体制”完成了由培养顺从权威的“臣民教育”到培养民主社会合格公民的“公民教育”的转变。
在《日本教育法》颁布以后，接受教育也被纳入国民的基本权利范围之内，个人的社会价格和人格尊严得到了认可，国民的历史地位不断提高并被当作为有理想、有能力、有主体创造性的群体来培养，教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形式与内容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用社会科替代战前旨在培养顺从皇权人士的修身科，社会科倡导一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学习方式，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和发现新问题并能够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解决问题，以此强化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能力，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促进对战后日本公民文化的培育。
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具有良好人格、热爱真理与和平、尊重个人价值、具有责任感和独立精神的民主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
占领后期，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政策开始发生转移，日本教育也跟着发生了部分转变。吉田茂首相在1950年强调“爱国心”教育后，日本文部大臣也紧跟其后提出“振兴道德教育”的观点。
在保守主义政治势力的长期影响下，日本政府在 1953 年又重新将教科书的审定权归还于日本文部省，1954 年还出台了《教育二法》并以此来限制教职员的政治行为，在占领结束之时，还废除了教育委员会公选制度等。
然而，这些带有反动意义的教育政策并未动摇在《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中形成的民主主义教育观念，不仅没有引起教育科的公民培养目标发生改变，反而在日本民众中激起了以“日教组”为中心的抗议运动，并将日本的民主主义教育继续向前推进。
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确立所谓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是公民能够依据其内心的信念与意念，自愿的选择信仰宗教的自由。
一般来说，宗教信仰自由涵盖三个层面的内容：民众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的选择和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同时可以随时改变或放弃自己的信仰。
个人拥有自由参加宗教礼拜和传教活动的权利。个人在面对有同等信仰的个人或团体时拥有自行结社的自由。宗教信仰往往独立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之外，不受国家权力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权力是世俗性的，即便其形式权力的目的是积极的，但仍然不得随意干涉公民精神自由的独立性。
虽然日本旧宪法中也有对“信仰自由”方面的规定，但是日本的“臣民”思想长久居于主导地位，加之天皇崇拜和国家神道长期将人们的思想禁锢在枷锁之中，作为天皇臣民的日本人基本上并没有体会过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占领开始之后，GHQ通过对天皇神性的否定，废除国家神道的方式，铲除了日本国家的宗教特性。
还出台新宪法，大力推行政教分离原则，将宗教信仰自由规定为一种最基本的权力自由，同时激发日本民众宗教信仰自由的热情，鼓励日本民众坚持精神和伦理道德自由独立地发展，给新兴宗教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
虽然新兴宗教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甚至有些宗教发展为邪教，但是总的来看战后新兴宗教的发展能够迎合民众心理变化的需要，满足了战后日本民众在思想和精神上的匮乏状态。
与此同时，鉴于日本新兴宗教具有很强的“现世主义”特点，强调现实利益和社会问题，其多数宗教团体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战后日本民主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民间信息教育局宗教与文化处在宗教领域采取的民主化改革措施，为战后日本向世俗国家的转变提供了关键性的因素，促使日本宗教问题逐步转变为民众的私人生活问题。
占领改革给战后日本宗教发展增添了多元色彩，日本民众独立的精神生活也得到了保障。
尽管旧金山和使日本宗教发展出现了一点“开倒车”的现象，但这些都并未动摇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地位和政教分离原则，相反，日本社会反对国家政权干涉，维护个人宗教权利和自由的力量在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