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各地政治地域分割。中国虽号为天下之中，实处东方一隅。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到辛亥革命之前，历朝历代分分合合、治乱循环，共有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清等10个大一统性质的政权和近百个小王朝。这10个大一统政权都是通过战争立国的。他们的战争立国过程和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总结出中国古代战争立国的三条经验。
一、前政权因内忧引起动乱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天下大乱、群雄割据的社会混乱态势。这种混乱状态的根源通常又是前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内忧（内部腐败、治理不善）或外患（外部强敌入侵）。
中国古代10个大一统王朝的前任覆灭王朝分别是西周（天下共主）、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宋、元、明。如果从覆亡的根源看，这10个王朝的覆灭，内忧是决定性的，外患是次要的。如奉行邦国制的西周，本来周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统治关系就十分松散，周幽王再来了个烽火戏诸侯，导致王朝控驭诸侯的能力进一步下降，最终演变为西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混乱争战状态。秦朝的覆灭，直接的导火索是外防匈奴的戍边士卒的陈胜吴广起义，直接点燃了全国的民众起义。
广大民众之所以会响应陈胜吴广起义，本质就是由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未能及时调整政策，安抚六国民众，再加上统一后的各种新暴政，导致民众反叛的思想在不断增长。一旦某处发生起义，各地思变的民众必然群起效仿响应，国家迅速处于群雄割据状态。以后西汉末期的赤眉起义、东汉黄巾大起义、西晋八王之乱、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大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都是由于这些王朝统治阶层施政不善，贪腐横行，阶级矛盾激化，导致民不聊生、民心思变。
当一方发生动乱或起义，整个社会就会马上动荡不安，各地就自发地纷纷响应进行起义，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于是群雄崛起并争，分疆裂土，称王称霸，国家分崩离析，很快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马上开始动摇、政权覆灭。宋朝，虽然是由于野蛮外敌（金国和蒙古）的强大攻击而失国，但本质上是由于奉行了重文轻武的偏激政策，导致国家在外患面前不堪一击。
正是有了这种混乱的态势，微末出身的刘邦、刘秀、朱元璋等迅速跻身群雄行列，在短时间内通过战争迅速建立庞大的帝国。没有前政权的腐败，蒙古、满清两个落后的游牧民族也就不可能有可乘之机，入主中原。
二、获得强势阶级坚定支持
各个大一统王朝在战争立国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当时的强势阶级的最大支持，自己也最终成为最大的强势阶级。古代社会，奴隶主、地主阶级是强势阶级，秦始皇、晋武帝、杨坚、李渊、赵匡胤、多尔衮等本来就是旧王朝或割据势力的统治阶级，这些人的建国活动必然得到地主阶级的坚定支持。刘邦、刘秀、朱元璋虽然依靠农民起义起家，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迅速投入强势阶级的怀抱，得到他们的强力支持。刘邦、刘秀、朱元璋分别以汉中、河北和江南为根据地，发展封建剥削经济，在地主阶级的坚定支持下取得政权。
而提出“太平均”的张角，大开洛口仓门听凭饥民取食的翟让，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的王仙芝，“天街踏尽公卿骨”的黄巢，提出“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王小波，“劫取大家财”的方腊，“摧富益贫”的徐寿辉，“不纳粮”的李自成，由于起义始终依靠农民这一弱势阶级，没有地主这一强势阶级的支持，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这虽然是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中进行的预测，但很好地符合了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客观现实。
三、《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
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就成了各王朝战争立国的基本指导思想。不论在战略层面，还是战术上，都基本遵循了孙武“造势”的思想。
在军政方略上，各王朝都注重对敌实施尔虞我诈、纵横捭阖、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政治、经济领域的“全争”。如秦国贿赂赵国丞相郭开，刘邦令陈平离间项羽与范增，西晋离间吴国撤换名将张政，隋文帝离间突厥四可汗使自相残杀，唐李世民用反间计俘虏李轨，清皇太极用反间计杀袁崇焕，都是在政治上离间敌决策层的典型事件。刘秀忍辱负重，巧与杀兄仇人相周旋，终于重新取得更始帝等人的信任，获得前赴河北独立发展的机遇。
隋文帝用高颎麻痹南朝、误农时、削其财的计策；宋赵匡胤以假途灭虢之策迫降荆南政权；元忽必烈一改既往的残暴屠城政策，战抚兼施，形成对南宋的军事、政治优势；明朝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对汉族人民产生了强大号召力；清朝多尔衮分封吴三桂等汉族藩王。这些都是政治权谋、经济斗争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结果，是“伐谋”的具体表现。
在军事地缘上，各王朝走的都是“衢地战略”，其中，秦朝、西汉、唐朝以关中平原为基地，东汉以华北为基地，明朝以江南为基地，西晋、隋、宋以中原为基地，都是先占据进可攻、退可守、沃野千里的天下形势之地，积蓄力量徐图发展，然后再有序出击，剪灭群雄，夺取天下，是典型的“以区域瞰制天下”。各个王朝的建国战争虽然多是旷野作战行动，但所有歼灭敌人的目标都是为了夺占重要的中心城镇，进而传檄而定城镇周边附属的小城镇和广大农村，是典型的“以城镇控驭周边”。
历史上很多著名的战争都是围绕着潼关、山海关、徐州等交通重镇展开的。能够稳定地控制这类交通要地，就具备了全局性的控制能力，是典型的“以要点节制通途”。元、清两个朝代起家之所虽然都是北边的苦寒之地，相对于中原富庶之地而言都是边远地区，但他们进驻攻中原之时仍是通过占领中心城镇和交通要地而传檄而定广大地区。
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各王朝都强调发展经济、整军备战，以“待敌之可胜”。最为典型的有西晋灭吴之战，前期晋国名将羊祜知吴国不可击，于是与吴国大将陆抗交好而不交战。等到吴国内政混乱之时，羊祜才向司马炎建议灭吴。同样，隋灭陈、宋灭南唐之战中，隋文帝和宋太祖经过数年准备，发展建设力量，等待陈国、南唐的衰落而进攻。
从战术看，各王朝在按照衢地地缘战略发展力量的基础上，积极对外扩张，强调奇正和“九地”相结合用兵，从而使敌分散、使己率然，进而创造对己有利的以碫投卵的战场态势。首先，奇正用兵上，各王朝的统帅和将领们，在统一战争中通常都是兵分两路或多路，奇兵、正兵相互配合，协同攻击敌人。也有奇法用兵获胜的战例，如李靖率三千精骑，冒严寒，千里进击东突厥。
其次，“九地”用兵上，各个王朝都奉行积极进攻，是典型的“散地无战”；秦始皇逐步宰割六国土地，刘邦令韩信攻魏、赵、齐国以削弱项羽，朱元璋先取山东撤元屏蔽、旋师河南断元羽翼，都是“轻地使之属”；秦始皇远交近攻，刘邦联合彭越、英布袭扰项羽后方，刘秀联陇制蜀、西和东攻，李渊封李轨、孤薛仁杲，都是“衢地谨其恃”。魏灭蜀之战，钟会率正兵牵制剑阁蜀军、邓艾率奇兵偷袭阴平，是“争地趋其后”“圮地则行”的具体体现。
晋灭吴、隋灭陈、宋灭南唐和元灭南宋等战争，进攻方均派出多路大军，在长江下游徐、淮方向牵制；在长江中上游水陆并进、多路齐发、横切纵割吴军、陈军、南唐军和宋军，是综合运用奇正、“交地无绝”“圮地则行”的具体体现。再次，以碫投卵态势方面，在各战役战斗中，绝大多数都实现了决定性战场上兵力的绝对优势或作战效能的优势。
诸葛亮与刘备作《隆中对》时，说到“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中国这些大一统王朝的战争立国道路，也可以概括为“天时”和“人谋”两方面。其中，前政权因内忧引起动乱就是“天时”，而争取到强势阶级支持和《孙子兵法》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就是“人谋”。唯有“天时”和“人谋”都做好了，才能获得最终胜利。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