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老人回忆:

1978年，已经26岁的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10月下旬，我从杭州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发现学校门口居然是军人站岗。

后来才知道，人大在文革时被解散过，校址划给了刚成立的二炮，还没彻底搬走，所以我看到了二炮的哨兵。

开学典礼时，成校长，郭副校长都来了，对学校曾被撤销痛心不已。有一位胡教授热泪盈眶说:感谢公交公司给保留了人民大学这个站名……

印象深的是，南北方同学还是有些文化上的差异。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北方同学，随口问他:你几岁？

他有点不高兴，后来尴尬一笑:我8岁。

我纳闷他为什么要开玩笑呢，我只是问问他多大年纪啊，后来才知道，他老家那里问几岁，只能是问小孩子。而我们南方并没有这个讲究，无论是谁都可以问几岁。

还有一次，我掺和到一群北方同学中间聊天。他们说有一个南方山区来的同学，讲家乡事情时爱说“咱们咱们”的，南方话没有“咱们”，只有“我们”，他大概以为北方人的“咱们”就等于“我们”，于是在说“我们家乡”时总说成“咱们家乡”。

所以北方同学聊起这件事，就一脸不屑:穷乡僻壤，谁跟你“咱们”？

我听到后，不免闷闷不乐，以后绝不敢再提咱们二字，怕用错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打完球已经日落西山，我跟同学说了一句:黄昏了，该回宿舍了。

大家都说我故意文绉绉的，其实我们那里都爱说黄昏，没有刻意拽文的意思。

跟那个相声里情节一样，我跟南方同学去双榆树买鞋子，因为他把鞋子叫成“孩子”，真跟售货员吵起来了。

其实各地同学都以自己家乡为荣，说话时难免就流露出来。

我当时自恃是杭州人，认为我们生活在富足快乐的天堂里，对杭州以外的人都寄予同情。

上海同学觉得是在大城市，广州认为生活在开风气之先的最南端，都有优越感。

北京同学自恃是政治中心的人，把北京以外的人视若“下级”，每年放寒暑假，北京同学半开玩笑的嘱咐我们南方人，模仿电影里的首长: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跟当地组织取得联系，记住要跟地方上搞好关系……